鲁迅的故家 第三分鲁迅在东京 一一 ~ 二〇

一一　民报案

在往民报社听讲的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所禁止了。原因自然由于清政府的请求，表面则说是违反出版法，因为改变出版人的名义，没有向警厅报告，结果是发行禁止之外，还处以百五十元的罚金。《民报》虽说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但孙中山系早已不管，这回罚金也要章太炎自己去付，过期付不出，便要一元一天拉去作苦工了。到得末了一天，龚未生来找鲁迅商量，结果转请许寿裳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的印费一部分，这才解了这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会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叫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禁止的二十四期起，却并未重印太炎的那一份，而是从新写过，更显示出他们偏狭的态度来了。《民报》的文章虽是古奥，未能通俗，大概在南洋方面难得了解，但在东京及中国内陆的学生中间力量也不小。太炎的有些文章，现在收在《章氏丛书》内，只像是古文，当时却含有革命意义的，鲁迅的佩服太炎可以说即在于此，即国学与革命这两点。太炎去世以后，鲁迅所写的纪念文章里面，把国学一面按下了，特别表彰他的革命精神，这正是很有见地的。知道太炎的学问，把他看作旧学的祖师极是普通，称赞他的革命便知道的更深了，虽然如许寿裳那么说他是国民党二杰之一，那也是不对的。

一二　蒋抑卮

鲁迅移居西片町后，来客渐稀少，因为路稍不便，离电车站大概有两里路，而且房间狭窄，客室系公用，又与钱某住房连接，所以平常就不去使用它。丙字十九号也是差不多的情形，但那时却来了不速之客，是许寿裳鲁迅的友人，主人们乃不得不挤到一大间里去，把小间让出来给客人住。来者是蒋抑卮夫妇二人，蒋君因耳朵里的病，来东京就医，在那里寄住几时之后，由许君为在近地找了一所房子，后来就搬过去了。因为也是西片町十号，相去不远，除了中间进病院割治之外，几乎每天跑来谈天，那时许君已在高师毕了业，鲁迅则通常总是在家的。蒋君家里开着绸缎庄，自己是办银行的，可是人很开通，对于文学很有理解，在商业界中是很难得的人。癸卯（一九〇三）年秋间鲁迅在杭州遇见伍崇学（矿路同班），一同到上海，寄寓在十六铺一家水果行里，主人名张芝芳，是伍君的友人，也很开通，那时出版的新书他都购读，虽然鲁迅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后来也没有往还，却也值得记述，或者比蒋君更为难得亦未可知，因为蒋抑卮原是秀才，其能了解新学不算什么稀奇吧。

一三　眼睛石硬

鲁迅自己在日本留学，对于留学生的态度却很不敬，有人或者要奇怪，这岂不是有点矛盾么？其实这并不然。鲁迅自从仙台医校退学之后，决心搞文学，译小说，办杂志，对于热中于做官发财的人都不大看得起，何况法政，铁路以至速成师范，在他看来还不全是目的只在弄钱么？可是留学生之中又以这几路的人为最多，在各种速成班没有停办之前，东京一处的留学生人数超过二万以上，什九聚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每到晚上往表神保町（神田）一看，只见街上行走的人大半是留学生而且顶上大都有“富士山”的。这是一条新旧书店会萃的街，鲁迅常要去逛，可是那里偏遇着这许多憧憧往来各式各样的怪人，使他看了生气，时常对许寿裳诉说，其普通的一句恶骂是“眼睛石硬”。这四个字用在那时的许多仁兄上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但是现在似乎过了时，要想找一个代表出来恐怕很不容易，辛亥革命以来这四十年间，虽然教育发达不快，却是已发生了效力，在这下一代中已经不大有眼睛石硬的人了。在那时候，鲁迅的愤慨确是无怪，如今讲起来已成陈迹，这在中国正是一件好事情，大可以纪念的。

一四　同乡学生

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除上边说及的那些人之外，同乡中间有邵明之名文镕，蔡谷清名元康，陈公侠名毅，后改名仪，还有一个张承礼，杭州人，也是学陆军的，有一张武装的照片送给鲁迅，后来死于戴戡之难。南京矿路的同学一同出去的有张邦华，伍崇学，顾琅三人，只有张君有时来访，顾虽曾经属鲁迅编译《中国矿产志》，二人列名出版，可是以后却不来往了。鲁迅常外出逛书店，却不去访问友人，只等他们来谈，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曾去问候他过。他没有日本的朋友，只是在一九〇六年秋冬之交，他去访一次宫崎寅藏，即随同孙中山革命的白浪庵滔天，他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其时中国早有译本了，原因是那年有人托带一件羊皮背心，一个紫砂茶壶，给在东京留学的吴女士，由宫崎转交，所以他特地送了去，大概他们谈得很好，所以这以后不久又到堺利彦等人所办的平民新闻社去访问他，因为宫崎住的很远，约他在那里相见的吧。这以后没有来往，直到多少年后宫崎的侄儿龙介和夫人白莲在上海看见他，题诗相赠，其时白浪庵恐已早归道山了。

一五　日常生活

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似乎有点特别，因为他虽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这可以说是前期，后期则是民初在北京教育部的五六年。他早上起得很迟，特别是在中越馆的时期，那时最是自由无拘束。大抵在十时以后，醒后伏在枕上先吸一两枝香烟，那是名叫“敷岛”的，只有半段，所以两枝也只是抵一枝罢了。盥洗之后，不再吃早点心，坐一会儿看看新闻，就用午饭，不管怎么坏吃了就算，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访，假如没有人来，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出去看旧书，不管有没有钱，反正德文旧杂志不贵，总可以买得一二册的。

有一个时期在学习俄文，晚饭后便要出发，徒步走到神田骏河台下，不知道学了几个月，那一本俄文读本没有完了，可见时间并不很长。回家来之后就在洋油灯下看书，要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的深了。

一六　旧书店

鲁迅平常多看旧书店，假如怀中有点钱的时候，也去看新书，西文书是日本桥的丸善和神田的中西屋，德文则本乡的南江堂，但是因为中西屋在骏河台下，时常走到，所以平时也多进去一转，再到东京堂看日本新刊书与杂志。至于文求堂的中文旧书就难得去买，曾以六元购得《古谣谚》二十四册，不能算贵，大概只是那时不需要罢了。旧书店中大抵都有些西文书，比较多的有郁文堂和南阳堂总分店，都在本乡，那一家总店在水道桥迤北，交通便利，鲁迅与许寿裳便经常去看看，回寓后便说不知道又是哪一个小文学家死了，因为书架上发现了些新的文学书，说这话时很有点幽默气，可是内里也是足够悲惨的，在这里就可以知道当时文人的苦况了。旧书店以神田为最多，其次是本乡，大概因为神田学生太多良莠不齐的缘由吧，那里的书店老板与小伙计也更显得精明，跪坐在账桌一隅，目光炯炯，监视着看书的人，鲁迅说这很像是大蜘蛛蹲踞在网中心，样子很有点可怕，这个譬喻实在比“蹲山老虎”还要得神。交易几回，有点熟识了，自然就好得多，特别是真砂町相模屋的主人小泽，书虽不多，却肯替人往丸善取书（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学徒）。与鲁迅很要好，有许多西书都是由他去托丸善往欧洲去买来的。

一七　服装

鲁迅在弘文学院与仙台医专的时代，当然穿的是制服，但是后来在东京就全是穿和服，大概只在丙午年从中国出来，以及己酉年回国去的时候，才改了装，那也不是西服，实在只是立领的学生装罢了。他平常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除了这皮靴之外，他的样子像是一个本地穷学生，在留学生中间也有穿和服的，但不是耸肩曲背，便很显得拖沓拥肿，总不能那么服贴。但闲中去逛书店，或看夜市，也常穿用木屐，这在留学生中也很少见，因为他们多把脚包得紧紧的，足指搭了起来，运动不灵，穿不上木屐了。

和服都是布做的，衬衫之外，有单夹棉（极薄）三套，又有一件外衣，也是夹的，冬天加在上边，裤则只是短裤，别人也有穿绒布长脚衬裤的，他却一直不用。东京冬天的气候大抵与上海差不多，他便是那么的对付过去。棉被一垫一盖，是日本式的，盖被厚而且重，冷天固然合用，春秋两季也一样的使用，并没有薄棉被。这些衣被都是以前所有的，在东京这几年中间差不多没有添置什么东西。

一八　落花生

传说鲁迅最爱吃糖，这自然也是事实，他在南京的时候常常花两三角钱到下关“办馆”买一瓶摩尔登糖来吃，那扁圆的玻璃瓶上面就贴着写得怪里怪气的这四个字。那时候这糖的味道的确不差，比现今的水果糖仿佛要鲜得多，但事隔四五十年，这比较也就无从参证了。鲁迅在东京当然糖也吃，但似乎并不那么多，到是落花生的确吃得不少，特别有客来的时候，后来收拾花生壳往往是用大张的报纸包了出去的。假如手头有钱，也要买点较好的吃食，本乡三丁目的藤村制的栗馒头与羊羹（豆沙糕）比较名贵，今川小路的风月堂的西洋点心，名字是说不出了。有一回鲁迅买了风月堂新出的一种细点来，名叫乌勃利，说是法国做法，广告上说什么风味淡泊，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打开重重的纸包时，簇新洋铁方盒里所装的只是二三十个乡下的“蛋卷”，不过做得精巧罢了。查法文字典，乌勃利原意乃是“卷煎饼”，说得很明白，事先不知道，不觉上了一个小当。

在本乡一处小店里曾买到寄售的大垣名产柿羊羹，装在对劈开的毛竹内，上贴竹箬作盖，倒真是价廉物美，可是买了几回之后，却再也不见了，觉得很是可惜，虽然这如自己试做，也大概可以做成功的。

一九　酒

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后来在北京S会馆，有时也从有名的广和居饭馆叫两样蹩脚菜，炸丸子与酸辣汤，打开一瓶双合盛的五星啤酒来喝。但是在东京却不知怎的简直不喝，虽然蒲桃酒与啤酒都很便宜，清酒不大好吃，那也算了。只是有一回，搬到西片町不久，大概是初秋天气，忽然大家兴致好起来，从近地叫作一白舍的一家西洋料理店要了几样西餐来吃，那时喝了些啤酒。后来许寿裳给他的杭州朋友金九如饯行，又有一次聚会，用的是中国菜，客人恭维说，现在嘴巴先回到中国了。陪客邵明之引用典故，说这是最后之晚餐了，大为主人所非笑，但那时没有什么酒，不知是什么缘故。鲁迅不常在外边吃饭，只是有时拉许寿裳一二人到神乐坂去吃“支那料理”，那是日本人所开的，店名记不得了，菜并不好，远不及维新号，就只是雅座好，尤其没有“富士山”，算是一件可取的地方。在我看来，实在还是维新号好得多，他的嘈杂也只是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相仿，味道好总是实惠，吃完擦嘴走出就完了。鲁迅在北京也上青云阁喝茶吃点心，可见他的态度随后也有改变了。

二〇　矮脚书几

留学生多不惯席地而坐，必须于小房间内摆上桌椅，高坐而看法政讲义，最为鲁迅所讥笑，虽然在伍舍时许朱钱诸公也都是如此的。他自己只席地用矮脚书几，别人的大抵普通是三尺长，二尺宽吧，他所用的却特别小，长只二尺，宽不到一尺半，有两个小抽斗，放剪刀，表和零钱，桌上一块长方的小砚台，上有木盖，是日本制一般小学生所用，墨也是日本制品，笔却是中国的狼毫水笔，不拘什么名称，大概是从神田的中国店里买来的。纸则全是用的日本纸，预备办《新生》杂志的时候，特别印了些稿纸，长方一张，十四行每行三十四字，纸是楮质，格子不大，毛笔写起来不大合式，如用自来水笔，倒还适宜，但他向不用这类笔，便是开单托书店买西文书，也还是拿毛笔写德国字。杂志办不成，稿纸剩得不少，后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平常抄文章，总用一种蓝印直行的纸，店里现成的很多，自己打格子衬着写，多少任意，比较的方便。大部的翻译小说，有十万多字的《劲草》和《红星佚史》，都是用这种稿纸，在那小书桌上抄录出来的。后者卖掉了，前者退了回来，在别处也碰了两个钉子，终于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