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 第一卷 三一 ~ 四〇

三一　长江轮船

这里所要说的是上海地方的流氓以及“扒手”，他们对于旅客的恶事计分明暗两种做法，暗的是偷窃行李，明的则是讹诈敲竹杠。他们并不全是本地人，乃系来自各处，以苏北一带为最多，因为接近淮河，地方十年九荒，流亡者多，以致“江北人”这一个名词，在江南人心目中，含有特别的一种意义。他们分布在长江一带，以沿江码头及轮船为其活动地区，而以上海和汉口为总汇。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属于什么帮会，不过这些事情并非我们外人所能得知就是了。现在只就我个人所见所知，约略记述一二，以见一斑。

日记里说封君的同班毕业生沈子香失掉了包裹一个，这就是着了扒手的道儿了。沈君乃是上海本地人，尚且不能预防，从别处地方来的自然更是难免了。大抵在船停着还未开行，或者中途停泊，都是他们最为活动的时节，你就是熬夜睁着眼睛看着，它也会从你的鼻子底下拿走的。但是他们很有规矩，对于自家人是决不侵犯的。关于这件事，我有过一个经验，因为是亲身经历的，虽然事情并不关联我自己。

有一回我从上海往南京，坐在长江轮船里，可能是招商局的，也可能是太古或怡和公司的，因为长江里的这三家的船都差不多，通常称作“三公司”的船，碰着谁家就坐谁，虽然招商局是中国官督商办，而太古怡和乃是外国商人所办的。他们的船在各埠大抵都有“趸船”，读若“顿船”，这乃是一种浮着的码头，可以随着水位高下而升降，随后再用桥梁似的东西与陆地相联接，所以是颇为便利。此外还有一家日本公司，因为开办得迟，不但没有趸船，沿路要停泊在江心，用摆渡上岸，而且上海的码头又在对岸浦东，也须得过渡，更多有流氓活动的余地，因此旅客对于这一家的船特别怀有戒心，不敢轻易搭乘的。总之我趁的是三公司船，老早就已上去，虽然占不到十分好的位置，也还是适中的得到一个中层的散舱铺位，看看时间渐晚，来者愈多，后来不但是没有床位，连床位中间的空隙也有人打开铺盖来了。我的床位前面，却来了一位衣服华丽的旅客，穿的大概是宁绸吧，约在四十以上年纪，看情形也似乎是上等人，在摊开被铺之后，开始抽起鸦片烟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我便不去看他了，这时大约船已开行，我也朦胧的假寐一会儿，再睁眼看时已近半夜，那位阔客却还是不睡，点着烟灯，不知是在抽烟，还是干什么。那时忽然听见有人走来，口里一面骂着，一面四顾寻觅，好像要找一个人的样子，嘴里说着宁波话，意思是说“怎么对我也开起玩笑来了”。那人走到阔客面前，便停了下来，也不说别的话，径自屈身向他怀中掏摸，便叽哩咕噜的拉出一连串的东西来，乃是一只表和它的索子。拉出表来之后，看也不一看，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嘴里还是唠叨着，仍走原路回去，这边的阔客则不作一声，任他掏了表去，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了心里正自纳闷，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及至回头再来注意阔客时则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收拾了烟盘和铺盖，搬到别处去了。这时才了解这是他错拿了同帮的人的东西，所以弄得当众出丑，露出了马脚，只好偷偷的躲避过了。

另外一件事，乃是当事人告诉我的，所以也是的确可靠。此人我们姑且叫他小土，乃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得力的秘书，在张作霖进京做大元帅的时节，逃出北京，由天津南归，是一九二七年的事。当时他率领妻子，并且带有若干件行李，生怕在上海码头上遇着流氓要敲他的竹杠，所以他预先写信，通知北新书局的李老板，请求照顾一下。李小峰虽是他住同安公寓时节的老友，应当给他帮忙的，但李老板乃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恐怕没有什么力量，不过久在上海，总可以代找一个“场面上人”替他出一臂之力吧。及至轮船到了“金利源码头”，看不见救兵的来，只见黑压压儿站满了脚夫流氓，小土这才着了忙，眼看那些行李都被运到码头，东一件西两件的分散放着，这是流氓的照例的做法，教人不好照管，以便从中做些手脚。其时才见李老板到场了，仍然咧着嘴笑，随带着一个人，却是衣裳楚楚的白面书生，不像是个虬髯着短后衣保镳人的模样。小土这时心想百事休矣，行李准定要失少一半了，可是那书生不动声色，和主人招呼过后，便回转来对脚夫骂了一句，这是极普通的骂法，因为用的太广泛了，有点失去了原来恶意，犹如绍兴的“仰东硕杀”，——见于《杂纂四种》序中所引用的鲁迅书简中，算不得什么骂了。原语当然是句上海话，仿佛是什么“触倷娘”之类，可是这句话一说，恍如五雷真诀一样的有灵，听的人耸然震动，立刻把分散的行李归在一处，立在旁边听候吩咐。书生乃问明行李件数，再查问流氓头儿的姓名，叫留下几名挑夫，责成头子阿什么负责送到什么地方。吩咐既毕，便对主人说道：“我们走吧。”各自分路而去，小土到了地点，果然见行李随到，一件都不短少，挑夫各受应得的工资而去。小土随后告诉我这件经过，他说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句真言，后来遇着机会很想依样壶卢的来试它一试，可是也就害怕，生怕真如五雷真诀一样，万一念的不很准确，不但不见灵验，还会惹得雷火烧身，所以不敢照样的做。但是传到了我的手里，这句真言只存了大意，已经把原语也已失传了。

三二　路上的吃食

从前大凡旅行，路上的吃食概归自备，家里如有人出外，几天之前就得准备“路菜”。最重要的是所谓“汤料”，这都好吃的东西配合而成，如香菇，虾米，玉堂菜就是京冬菜，还有一种叫做“麻雀脚”的，乃是淡竹笋上嫩枝的笋干，晒干了好像鸟爪似的。它的用处是用开水冲汤，此外当然还有火腿家乡肉，这是特制的一种腌肉，酱鸡腊鸭之类，是足够丰美的。后来上海有了陆稿荐紫阳观，有肉松薰鱼，及各种小菜可买，那就可以不必那么预备了。

由杭州到上海的路上，船上供给旅客的饭食，而且菜蔬也相当的好。房舱二十个人一间，分作前后两截，上下两层床铺各占一人，饭时便五个一桌，第一天供应晚餐一顿，次日整天两顿，都在船价一元五角之内，这实在要算便宜的。沪宁道中船票也是一元五角，供应餐数大略相同，可是它只管三顿白饭，至于下饭的小菜，因为人数太多，也实在是照管不来了。这且不谈也罢，那轮船里茶房对客人的态度也比较的差，譬如送饭来的时候，将装饭的大木桶在地上一放，大声喊道：“来吃吧！”这句话意思是如此，可是口调还有不同，仿佛有古文里所谓“嗟，来食”之意，而且他用宁波话说，读作“来曲”，这自然更不好听了。不过那时候谁也计较不得这些，只等到“来曲”一声招呼，便蜂拥的奔过去，用了脸盆及各种合用的器具，尽量的盛饭，随后退回原处，静静的去享用。这是杭沪以及沪宁两条路上，不同的吃饭的情形。

路过各处码头，轮船必要停泊下来，上下客货，那时有各种商人携百货兜售，这也是很有趣味的事。不过所记得的大抵以食物为多，即如杭沪道上的糕团，实在顶不能忘记的了。这种糕团乃是一种湿点心，是用糯米或粳米粉蒸成，与用麦粉所做的馒头烧卖相对，似乎是南方特有的东西，我说南方还应修正，因为我在嘉兴和苏州看见过它，在南京便没有了，北京所谓饽饽，乃全是干点心而已。大概因为儿时吃惯了“炙糕担”上的东西，所以对于糕团觉得很有情分。鲁迅也是热爱糕团，因此在嘉兴曾闹过一个小小的笑话。他看见一种糕，块儿很不小，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几钱一块，卖糕的答说，“半钱。”他闻之大为惊异，心想怎么这样的便宜，便再问一遍，结果仍是“半钱”。他于是拿了四块糕，付给他两文制钱，不料卖糕的大不答应，吵了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说“八钱一块”，只因方言八半二音相近，以致造成这个误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此外在沪宁路上，觉得特别记得的，是在镇江码头停泊的时节，大约是以“下水”便是船向着长江下游走的时候居多，总在夜晚，而且因为货多，所以停船的时间也就很长。那时便有一种行贩，曼声的说，“晚米稀饭，阿要吃晚米稀饭。”说也奇怪，我没有一回吃过它，因此终于不知道这晚米稀饭是怎么一个味道，但想像它总不会得坏，而且也就永远的记住了它。怕得稀饭里会放进“迷子”这一类东西去，所以不敢去请教的么？这未必是为此，只是偶然失掉了这机会罢了。江湖上虽然尽多风险，但是长江上还没有像《水浒》上的山东道上一样，有这样的危难。可是后来有一年，我在礼拜天同伯升到城南去，在夫子庙得月台喝茶，遇着一位巡城的“总爷”。他穿着长衫马褂，头戴遮阳的大草帽，手里拿着一支藤条，虽是个老粗，却甚是健谈，与伯升很是说得来。据他说，骗子手里的迷药确是有的，他曾经抓住过这样的一个人，还从他问得配合迷药的药方。伯升没有请教他这个方子，想来他也未必肯告诉我们，那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而且或者他这番的话本来全是他编造的，拿来骗我们的也未可知呢。

三三　南京下关

到了南京下关，再走一步路，便是江南水师学堂，是我们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了。南京也是长江上一个大码头，照例有些流氓，旅客上下也是很有些不方便的。下关是学堂的大门口，不能眼看受人家的欺负，所以非想个法子来抵制不可。好在那时学堂还算是歪路，当学生的也是一种“吃粮”的朋友，借了那一套红青羽缎的操衣，一双马靴的装备，穿起来像个“丘八”的样子，也就可以混进去了。这是“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有一种是“他力”的，便是利用学堂里的“听差”，叫他去码头上接送。这些名叫王福徐贵的人，在学堂里当听差，伺候诸位“少爷”，但是他们却自有地位，多是什么帮会里的人物，那时最有势力的是青帮，其次是洪帮，（当初还以为是红帮，是颜色的区别呢，）和所谓“安清道友”。叫他随从着，不希望怎么帮忙，但已足够阻止他们的进攻，这就尽够好了。说起校役中多有帮会的人，真是周知的事情，谁也用不着怎么惊怪的。从前我在学堂里的时候，汉文讲堂有一个听差，名字也无非王福刘贵之类，只是模样很是奇异，所以特别记得。他的辫发异常粗大，而且编的很松，所以脑后至少有一尺头发，散拖着不曾编辫，这怪样子是足够惊人的。那时有革命思想的人，很讨厌这辫发，却不好公开反对，只好将头发的“顶搭”剃得很小，在头顶上梳起一根细小的辫子来，拖放在背后，当时看见徐锡麟，便是那个模样的。如今所说松编的大辫子，却正是相反，虽然未必含有反革命的意义，总之不失为奇装异服的一种，有些风厉的地方官，看见了就要惩办的。我们上汉文讲堂，因为暂时不曾看见那副怪相，有一天便问那后任的听差，说那人哪里去了，他的后任若无其事似的坦然回答道：“他么，被他们帮里做掉了。”我们知道他们帮里的“行话”，所谓做掉，就是说他违反帮规，依照最高的法律，将他消灭了，其执行办法，则据传说是办一桌酒，请他吃了，随后传达命令，请他自裁，若是不能办到，便装入一个口袋内，扔到长江里去了事。这是传说如此，究竟事实若何，那就不能知道，但总之那大辫子之被做掉，乃是确实的事情，而且众人皆知，毫无隐讳，在此活生生的事实前面，足证帮会势力在南京是如何的活跃了。

江南水师学堂靠近下关，下关乃是轮船码头，有相当的店铺市街，所以是颇为方便的。我们说是靠近，其实还隔着一座城，也有几里路，不过比往南走，到北门桥去要近得多，而且轮船开行时放汽的声音也听得见，所以感觉得很近就是了。江边因为洋船上下，所以特别设了几家“办馆”，这是一种简单的洋货店，但其重要职务则是在给洋人代办食物，所以有此名称，不过我们也可以买到些东西，如“摩尔登糖”和一种成听的普通方块饼干，价廉而物美，所以也是很方便的。再过来便是新开的邮政局，以上是在江干的一块地方，也就是惠民桥的那边，其普通市街则是在桥的这一边。惠民桥下因为要通船只，都是竖有很高的桅竿的，而桥上面又要通车马，所以桥是做得可以开关的，一不凑巧遇着开桥的时候，便须等候着，要花费个把时辰。桥的这边有一道横街，道路很狭，有各种街铺，最后至江天阁，可以吃茶远眺，顾名思义当是可以望见长江，其实也只是一句话而已。由惠民桥沿着马路进城，走上一个颇长的高坡，就是仪凤门，门的左手是狮子山，上边设有炮台，但是没有上去过，那里驻守的官兵是不准闲人去看的，本来炮台哪里可以随便看得呢？可是那里洋人却可以上去“游览”的。过了仪凤门走不多远，就可以望得见机器厂的大烟通了，虽然是烟通终年到头不冒烟，但总之烟通是在那里，那即是我们的水师学堂了。

三四　入学考试

等考学堂，平常必须暂住客栈，而且时间久暂不能预定，花费也就不小，幸而我有本家的叔祖在学堂里当管轮堂的监督，可以寄寓在他那里，只要每月贴三块钱的饭钱给厨房就行了。我于八月初六日到来，初九日即考试额外生，据当日旧日记说是共有五十九人，难道真是有那么多吗，现在却也记不清了。考的是作论一篇，题云：

“云从龙风从虎论。”一上午做了，日记上说有二百七十字，不知是怎么说的，至今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十一日的项下说：

“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到了九月初一日通知到校上课。这两回的论题真是难的很，非是能运用试帖诗八股文的作法者都不能做得好，初试时五十几个人一齐下了第，就是我们三人也不知怎样逃过第二难关的，因为那要比第一个题目更是空洞了。覆试的结果虽是不曾发表，据说也是胡鼎的卷子做得最好，因为他在末后说西洋有一种新的学问，叫做哲学，仿佛说凭了这个，就可以推知百世以后的事情。在那时候国文教员听见了这个新名词，的确要大吃一惊的。——可是且慢，难的还在后头，我们上课一个月之后，遇着全校学生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如下：

“下午闻叔祖说，予卷系朱颖叔先生延祺所看，批曰文气近顺，计二十本，予列第二，但未知总办如何安排耳。”朱颖叔系杭州人，亦是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其批语很有意思，文气只是“近”顺，可见也还不是真正顺了。但是十六日出榜，取了三名，正取胡鼎，我是备取第一，第二是谁不记得了。我颇怀疑我这列了备取第一，是很有情面关系的，论理恐怕还应名落孙山才是呢。十七日覆试，更是难了，因为题目乃是十足的八股题：

“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列位看了这个题目，有不对我们这班苦学生表示同情的么？一星期后榜出来了，计头班二十四名，二班二十名，其余都是三班，总有五六十吧，大抵什九是老班学生，大家遇到此心此气，简直是一败涂地了。这入学考试的两个题目乃是总办方硕辅自己所出，就只是难做而已，还可以从字面来敷衍，后来请来了一位桐城派大家，又是讲道学的，向我们讲话，首先提出须得每人备一部《古文词类纂》，及至考问“平时用功”，就叫做那条策问，这便是那题目的来源。那一次汉文分班考试我也混过去了，结果还考列头班的二十名，现在想起来还要出冷汗，不知道那里是怎么样的胡说八道的，当时考卷如能找得到，倒的确想要看它一看呢。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科，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银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上课，至十二月十三日挂牌准补副额，凡十二人，遂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等到了次年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我这里说“洋汉功课”，用的系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洋文汉文两大类，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课，一天上汉文课。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的是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上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要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是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

讲到学堂的大概情形，须得先把房屋来说明一下才行。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一条阔长的甬道，二门朝南，偏在西头，中间照例是中堂签押房等，附属有文书会计处。后边乃是学生的饭厅，隔着院子南北各三大间，再往北是风雨操场，后面一片广场，竖立着一根桅竿，因为底下张着粗索的网，所以占着不小的面积。以上算是中路。东面靠近大门，有一所小洋房，是给两个头班教习住的，那时驾驶的是何利得，管轮的是彭耐尔，都是英国人，大概不过是海军的尉官吧。隔墙一长埭是驾驶堂，向西开门，其迤北一部与操场相并，北边并排着机器厂与鱼雷厂，又一个厂分作两部，乃是翻沙厂与木工厂。到这里东路就完了。西路南头是一个小院子，接着是洋文讲堂，系东西两面各独立四间，中为砖路甬道，小院有门通外边，容洋教习出入，头班讲堂即在南头，其次为二三班，北头靠东一间原为鱼雷讲堂，靠西的是洋枪库。汉文讲堂在其东偏，系东向的一带厢房，介于中路与东路之间。洋文讲堂之北是一小块空地，西边有门，出去是兵操和打靶的地方，乃是学堂的外边了。管轮堂即在此空地之北，招牌挂在向东的墙外，也是一长埭，构造与驾驶堂一样。后面西北角旧有鱼雷堂，只有十几间房屋，东邻是一所关帝庙。这里本来是一个水池，据说是给学生学游泳用的，因为曾经淹死过两个年幼的学生，所以不但填平了，而且还造了一所“伏魔大帝”的庙。庙里住着打更的老头子，他在清朝打过太平军，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我在将来还要说到他，现在只是讲房屋，所以只能至此为止了。

三六　管轮堂

管轮堂坐北朝南，长方一块。外院南屋一排九间，中间是走向洋文讲堂等处的通路，其余是教习的听差和吹号人等所住的房间。北屋也有九间，中间通往宿舍，左右住着教习们，中央靠东的一间是监督所住。院子的东墙开一头门，外挂管轮堂三字的木板，接着是一条由西北往东南的曲折的走廊，走到饭厅，穿过那院子，再往南折，便是出门去的路。内院即是学生的宿舍，这建筑在光绪初年，与后来北大清华的新宿舍迥不相同，或者多分近似旧书院的制度也未可知。那是一个大院子，东西相对各是十六间的平房，门外有廊，其第八间外面中盖有过廊，所以不能使用，空着不算，号舍共总算是三十间，这大概总占地面五分之四吧，还有西边五分之一，则是听差的住处，由那空间的通路走到宿舍里来，那里的一条长衖往北去可以通到便所，往南则是茶炉，再出去就是监督的门口了。宿舍定规每间住两个人，照例一人发给床板一副，床架有柱，可挂帐子，两抽屉半桌一张，凳子一个，大书架，箱子架和面盆架各一个，可以够用。又油灯一盏，油钱二百文，交给听差办理，若是要点洋油灯，则须自己加添一百文，那玻璃油壶的洋灯也须得自己置办。大抵当副额时只好用香油灯对付，到得升了二班，便可换用洋灯，但这只是说那穷学生，后来有些带钱到学堂里来用的人，那也就并不是那么寒酸的了。

宿舍南北两边都是板壁，东西一面开门，旁边是两扇格子糊纸的和合窗，对面中间开窗，是直开的玻璃门，外边有铁栅栏。房间里布置没有一定，可以随各人的意思，但是归结起来，大抵也只有三类。甲式是床铺南北对放，稍偏近入口，桌子也拼合放在玻璃窗下，两人对坐，书架衣箱分列坐后。这种摆法房内明朗，空气流通，享用平等，算是最好，但这须二人平日要好，才能实行。乙式是床铺一横一直，直的靠板壁一面，横的背门靠对面的板壁，空间留得稍大，桌子可以拼合，也可一人靠近窗下，一人在横放的床前壁下，便于各做各人的事。丙式是最差的一种办法，床铺也是一横一直，不过横的在里边，如乙式而略向前，约占房间的大半，而直的则靠近门口放在窗下，本来也只一小半，又空出门口一段，实际上他所有的才是全部三分之一罢了。新生入堂，被监督分配在有空位的那一号里去住，不但人情不免要欺生，而且性情习惯全不了解，初步隔离的办法也不算坏，虽然在待遇上要吃些亏。日久有朋友，再来请求迁居别号，或者与居停主人意气投合，也会得协议移动床位。其有长久那么株守门口的人，大抵总有什么缘故，与人合作不来，只好蛰居方丈（实在还不到一方丈）的斗室中了。三者之中，以甲式最为大方，因为至少总没有打马将什么这种违法的企图也。

三七　上饭厅

学生每天的生活是，早晨六点钟听吹号起床，过一会儿吹号吃早饭，午饭与晚饭都是如此。说到吃饭，这在新生和低年级生是一件难事，不过早饭可以除外，因为老班学生那时大都是不来吃的。他们听着这两遍号声，还在高卧，厨房按时自会有人托着长方的木盘，把稀饭和一碟腌萝卜或酱莴苣送上门来，他们是熟悉了哪几位老爷（虽然法定的称号是少爷）是要送的，由各该听差收下，等起床后慢慢的吃。这时候饭厅里的坐位是很宽裕的，吃稀饭的人可以随便坐下来，从容的喝了一碗又一碗，但是等到午饭或是晚饭，那就没有这样的舒服了。饭厅里用的是方桌，一桌可以坐八个人，在高班的桌上却是例外，他们至多不过坐六人，坐位都有一定，只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才可以参加，此外闲人不能阑入。年级低的学生，一切都没有组织，他们一听吃饭的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顿饭才算安稳的到了手。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安详的，张开两只臂膊，像是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绕越僭先，只能也跟他踱，到得饭厅里，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薄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餐素饭罢了。

学堂里上课的时间，似乎是在沿用书房的办法，一天中间并不分作若干小时，每小时一堂课，它只分上下午两大段，午前八点至十二点，午后一点半至四点，但于上午十点时休息十分钟，打钟为号，也算是吃点心的时间。关于这事，汪仲贤先生在《十五年前的回忆》（还是一九二二年所写，所以距今已经是五十五年前了）里有几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早晨吃了两碗稀饭，到十点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的叫，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拿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这里我只须补充说一句，那种烧饼在当时通称为“侉饼”，意思也原是说山东烧饼，不过这里用了一个雅号，仿佛对于山东人有点不敬，其实南京人称侉子只是略开玩笑，并无别的意思，山东朋友也并不介意的。这是两块大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中间勒上一刀，拗开来就是两块，其实看它的做法也只是寻常的烧饼罢了，但是实在特别的好吃，这未必全是由于那时候饿极了的缘故吧？但是这做侉饼的人，却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很是要不得的，即是每逢落雨落雪，便即停工，在茅篷里打起纸牌来，因为茅篷狭小而打牌的人多，所以坐在门口的就把背脊露出在外边。这于吃惯辣酱蘸侉饼的人非常觉得不方便，去问他为什么今天不做侉饼，他就会反问道：“今天不是下雨么？”为什么下雨就做不成侉饼，这理由当初觉得不容易懂，但是查考下去，这也就明白了。下雨天没有柴火，因为卖芦柴的人不能来的缘故。后来我问南京的人，已经不知有侉饼的名称，似乎是没有这东西买了，但是那麻油辣酱还有，其味道厚实非北京的所能及，使我至今不能忘记。那十点钟时候所吃的点心当然不止这一种，有更阔气的人，吃十二文一件的广东点心，一口气吃上四个，也抵不过一只侉饼，我觉得殊无足取，还不如大饼油条的实惠了。汪仲贤先生所说是一九一〇年左右的事，大概那种情形继续到清朝末年为止，一直没有变为每一小时上一堂的制度吧。

三八　讲堂功课

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倒是讲堂的情形可以一讲，因为那是有点特别的。洋文讲堂是隔着甬道，东西对立，南北两面都是玻璃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黑板，前面是教习的桌椅，室内放着学生的坐位四排，按着名次坐。南京的冬天本不很冷，但在黑板左近总装起一个小火炉来，上下午生一点炉火，我想大概原来是对付洋教习的吧，我们却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特别如有一时期代理二班教习的奚清如老师，他还把桌子挪到门口那边去，有点避之若浼的意思。到了夏天，从天井上挂下一大块白布做的风扇，由绳子从壁间通出去，有听差坐在屋后小弄堂里拉着，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只是装个样子，后来学堂也作兴放暑假若干天，那时候或者这也就取消了吧。汉文讲堂只是旧式的厢房，朝东全部是门，下半是板，上部格子上糊纸，地面砌砖，与洋文讲堂比较起来差得多了，那些火炉风扇也并没有，好在每星期只有一天，也就敷衍过去，谁都没有什么不平。还有一层汉文简直没有什么功课，虽说上课实际等于休息，而且午后溜了出来，回到宿舍泡一壶茶喝，闲坐一会儿也无妨碍，所以这一天上课觉得轻松，不过那时要走间道，通过文书房到宿舍里去，不是新生所能够做到的罢了。

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那时汉文教习共有四人，一位姓江，一位姓张，都是本地的举人，又两位是由驾驶堂监督朱，管轮堂监督周兼任，也是举人，但两个是浙江的人。总办方硕辅是候补道，大概也是秀才出身吧，他的道学气与鸦片烟气一样的重，仿佛还超过举人们，这只要看入学考试和汉文分班的那些题目就可知道。我的国文教员是张然明老师，辛丑十月的日记上记有几个作文题目，今举出二十日一个来为例：

“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这固然比那“浩然之气”要好一点，但没法办还是一样的，结果只能一味的敷衍，不是演义便是翻案，务必简要，不可枝蔓，先生一半因为改卷省力，便顺水推舟，圈点了事，一天功课就混过去了。这种事情很是可笑，但在八股空气之下，怎么做得出别的文章来呢。汪仲贤先生说：

“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不知道是哪一位所说的，我们那时代的教员还只是旧的一套，譬如文中说到“社会”，他误认为说古代的结社讲学，删改得牛头不对马嘴，却还不来掺讲新学，汪先生所遇见的已经是他们的后辈，所以不免有每下愈况之感了。

三九　打靶与出操

吃过早饭后，在八点钟上课之前，每天的功课是打靶，但是或者因为子弹费钱的缘故罢，后来大抵是隔日打一次了。打靶是归兵操的徐老师指挥的，那时管轮堂监督暂兼提调，所以每回总是由他越俎经管，在一本名册上签注某人全中，某人中一两枪，或是不中。后来兵操换了军队出身的梅老师，打靶也要先排好了队出去，末了整队回来，规矩很严了，最初却很是自由，大家零零落落的走去，排班站着，轮到打靶之后，也就提了枪先回来了，看去倒很有点像绿营的兵，虽然号衣不是一样。老学生还是高卧着听人家的枪声，等到听差一再的来叫，打靶回来的人也说，站着的人只有两三个了，老爷们于是蹶然而起，操衣袴脚散罩在马靴外边，蓬头垢面的走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开上三枪，跑回宿舍来吃冷稀饭，上课的钟声也接着响了起来了。学堂以前打靶只是跪着放枪，梅老师来后又要大家卧放立放，这比较不容易，不免有些怨言，但是他自己先来，也不管草里泥里，随便躺倒，拿起枪来打个全红，学生们也就无话可说，古人云，“以身教者从”，这话的确是不错的。梅老师年纪很青，言动上有些粗鲁的地方，但也很有直爽，因此渐渐得到学生的佩服，虽然我因为武功很差，在他所担任的教科中各项成绩都不好，和他不接近，但是在许多教习中，我对于他的印象倒要算是顶好的。

午饭吹号召集体操，这有点不大合于卫生，但这些都没有排在上课时间里，因为那时间是整个的被洋文汉文所占去了，所以只好分配到上课的前后去了。新生只舞弄哑铃，随后改玩那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人则玩木马，云梯及杠干等，翻跟斗，竖蜻蜓的把戏，虽然平日功课不大好，但在大考时节两江总督会得亲自出马，这些人便很有用处，因此学校里对于他们也是相当的看重的。每星期中爬桅一次，这算是最省事，按着名次两个人一班，爬上爬下，只要五分钟了事，大考时要爬到顶上，有些好手还要虾蟆似的平伏在桅尖上，平常却只到一半，便从左边转至右边，走了下来了。最初的教习是林老师，乃是本校老毕业生，年纪并不大，因为吃鸦片烟，很是黑瘦，他只是来喊几句英语号令，他的本领大概也只能玩那种棍棒而已。后来更换来了新军出身的梅老师，那是一位很有工夫的人，诸事都整顿起来了，但是爬桅也归了他指导，这于他多少是觉得有点别扭的。兵操在晚饭以前，虽然不是天天有，但一星期总有四次以上吧。梅老师之前教操的是一位徐老师，不知道他的履历，仿佛听说也是陆军出身，平时下操场他自己总还是穿着长袍，所以空气很是散漫，只是敷衍了事。到得考试时候，照例有什么官来监考，多是什么“船主”之类，那一天里他这才穿起他的公服来，水晶顶的大帽，身穿马褂，底下是战裙似的什么东西，看去有点滑稽，仿佛像是戏台上的人物。

四〇　点名以后

出操回来，吃过晚饭之后，都是学生自己所有的时间了。用功的可以在灯下埋头做功课，否则也可以看闲书，或者找朋友谈天，有点零钱的时候，买点白酒和花生米或是牛肉，吃喝一顿，也是一种快乐。到了九点三刻，照例点名，吹号不久，即由监督同着提了风雨灯的听差进来，按着号舍次序走过去，只看各号门口站着两个人便好，并不真是点呼，这样就算完了。十点钟在风雨操场上吹就眠的号，那里有厨房里所养的两只狗，听了那一套号声，必定要长嗥相和，就是发出那做狼时代的叫声，数年来如一日，可是学生们听了却毫不关心，要用功或谈天到十二点一点都无所不可，问题只是灯油不够，要另外给钱叫听差临时增加，因为一个月三百文的洋油，每天一定的分量是不大多的。两堂宿舍中以管轮堂第十六至三十号这一排为最好，因为坐东朝西，西面是门，有走廊挡住太阳，东窗外是空地，种着些杂树，夏天开窗坐到午夜，听打更的梆声自远而近，从窗下走过，很有点乡村的感觉。后来回想起来，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以为记念，其词云：

“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佳趣却堪传。喜得空庭寂，难消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记日无余事，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题目乃是“夏日怀旧”，原是说暑假中的事情的。所说打更的人，便是那位都司君，那时已有六十多岁的光景，一个人住在关帝庙里，养着几只母鸡，有时隔着窗门来兜售他的鸡蛋，我因为住在路东的第二十三号宿舍，所以多有机会，和他打这种交道的。

星期日照例是宿舍一空，凡是家住城南的学生都回家去了，一部份手头宽裕的也上夫子庙去游玩，其次也于午后出城到下关去，只有真是穷得连一两毛钱都没有的才留在学堂里闲坐。这所谓周末空气，在星期六下午便已出现，出操回来之后，本城学生便纷纷告假回去，大抵要到星期日点名前才回校来，但也有少数的节俭家特别要吃了星期六的晚饭后才去，次日也于饭前赶回学堂，鲁迅曾很挖苦他们，说在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可以说是刻画尽致了。往城南去大抵是步行到鼓楼，吃过小点心，雇车到夫子庙，在得月台吃茶和代午饭的馒头面，游玩一番之后，迤走到北门桥，买了油鸡咸水鸭各一角之谱，坐车回学堂时，饭已开过，听差各给留下一大碗白饭，开水一泡，如同游是两个人，刚好吃得很饱很香。若是下关，那很可以步行来回，到江边一转，看上下水轮船的热闹之后，在一家镇江扬州茶馆坐下，吃几个素包子，确是价廉物美，不过这须是在上午才行罢了。学生告假出去，新生和低班学生总喜欢穿着操衣，有点夸示的意思，老班则往往相反，大都改穿了长衣，这原因很有点复杂，有的倚老卖老，有的世故渐深，觉得和光同尘，行动稍为方便，但有的也由于要躲避人家的耳目，有如抽两口鸦片烟，在每班里这种仁兄也总是会有个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