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平自传 作者:张资平

资平自传 作者:张资平

张资平著。1934年9月上海第一出版社初版,列入自传丛书。收长篇自传《资平自传》,副标题《从黄龙到五色》。本书是张资平的另一部自传，自述他从黄龙到五色的经历，是《脱了轨道的星球》一书的补充，将自述的内容延续到他21岁考上留日官费及在日本最初的一段时间艰难求学的过程。我的故乡是广东梅县。在前清，称为嘉应州。嘉应州是直隶州，辖有四县。但它自身也直辖有相当面积的区域。辛亥革命后，改这直辖区域为县区。故认真说来，嘉应州和梅县是不能混称的。因为现在的梅县，在地域上说，只是从前的嘉应州的一小部分。这县区再细分为三十六堡。在梅城的东门外，离城约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名叫三坑约，属于三十六堡中之一的东厢堡，我就是在这三坑约，——一个半乡半市的村里生长的。

章节列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我的故乡是广东梅县。在前清，称为嘉应州。嘉应州是直隶州，辖有四县。但它自身也直辖有相当面积的区域。辛亥革命后，改这直辖区域为县区。故认真说来，嘉应州和梅县是不能混称的。因为现在的梅县，在地域上说，只是从前的嘉应州的一小部分。这县区再细分为三十六堡。

在梅城的东门外，离城约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名叫三坑约，属于三十六堡中之一的东厢堡，我就是在这三坑约，——一个半乡半市的村里生长的。

那年学台又来了。但父亲审查了一下我们一年来的成绩，确无投考的资格。他便放弃了要我做一名秀才的野心了。

那年冬我们总算穿上了新制的粗蓝布的大褂儿了。

这年，是辛丑年，冬十月，祖父逝世。父亲在南洋漂泊至大霹雳，才接到祖父身故的消息，赶回家来时，已是残冬的时节了。

老祖母担心着我会迷失道路，不能回来，故她常教我说：

第二年父亲的学生增加至二十五六人了，束修全额也增加至六十余元，近七十元了。

童年时代的我，在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是打赤脚，三四个月穿木屐，其余有鞋袜穿的期间，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多天，那即是过年、过节和有庆吊应酬的时节。我穿的是什么呢？除凉秋九月以后直入冬期须穿棉衣夹衣之外，由四月初（旧历）至八月杪，我是或打赤膊，或穿一件单衣度过去，天热时，我的全背部都发生痱子，痒不可耐，那里穿得上衣服。在这五六个月间，也只有两条深蓝色的夏布裤儿对换。我因为时时扯起前面的裤腰来揩鼻水，经久之后，那个裤腰的一部分，便变成一块硬布箔了。

癸卯年，父亲在家中教我读《左传》。在这时候，改科举为学校的声浪非常之高。本年的科考因有位堂叔和堂兄入了学。父亲说，只有明年一年有科考，过后便取消科举了。他要我们开笔写文章，——“义”和“论，”——和练习小楷。父亲是在做梦。我想，明年我纵令会写文章，并且也只十二岁，怎么会进场考试呢？

甲辰年，父亲也决意出来教蒙馆了。他在邻村的廖屋岗，开设了蒙熟。照例也在学塾的外墙上，贴上了一张长方形的红条子“张××馆”。我望着这个条子，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愉快。但看父亲的神色，似乎是无可奈何般的。于是我又闷闷不乐了。其次，我还因为“张××馆”四个字和父亲争论了一次。因我看见其他的蒙塾多用“书馆”两字，何以父亲只用一个“馆”字，那不是和城市里的什么和珍馆、清华馆等席店（酒楼）没有区别了么？

父亲苦笑着对我说。随后他解释给我听。在外面，如汕头、香港、上海等大埠的校书住家，都是写“××书馆”或“××书寓”。所以书馆这两个字要不得。父亲又说，最好是不贴那样的条子。但因为招报学童，又不能不贴这样的招牌。

父亲的这种平民化的经济方法，特别是买彩票性质与赌博相类似，不免引起了他的叔父和堂兄们，所谓绅耆的侧目。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种调剂金融的方法，似乎比士劣的包揽诉讼要光明磊落些。

父亲由南洋只携回两百余元，还不够祖父的治丧及营葬的费用。到了壬寅年的荒月（即由正月杪至六月中旬收获期止），家中一贫如洗，差不多一天三顿稀饭都不能维持了。加以旱魃为虐，这年的上半期全无收获。指望着有一点祖尝可以值收的，也终成画饼了。家里的衣服，（其实就没有几件值钱的衣服，）可以典当的也典当尽了。一大家人，每两天半就需要一块钱的糙米。父亲那时只二十八岁，接着祖父之后，管理家事。又因初由南洋回来，很少交际，走出市场上去，没有许多认识的人。所以想向外通融，也不可能。

父亲渐次和城市社会发生了关系，金钱的周转比从前灵活了许多。有许多家商店可以记帐赊货品给我的父亲了。

父亲往南洋去后，我更受苦。当我五岁的时节（其实尚未满四周年），祖父要我破学。父亲遂开始教我念《论语》，一直念到八岁那年冬，居然念完了《诗经》。不过书里的一个字义也不懂。

父亲刚从南洋回来，社会对他，尚无信用，故他对于今后的生活，还没有作一个通盘的计划，也无心教我们读书，仍然把我和一位堂兄送到“公孚当”来。

燕卿先生虽然是一个和厚的人，但有时也未免感情用事，先入为主，处罚学生，常多偏颇失当的地方。不服输他的学生，因为他瞎了左眼，便背后骂他：“单边哥，没凳坐！”当然，我对他也是无好感的。因为他日常对我的批评是：“行动越轨，性质顽皮，头脑迟钝，面貌不扬！”有时还叫我担板凳到他面前去给他打屁股。在那时，我虽然只是九岁，但亦知道是受了一种侮辱。

照族谱上的系统，燕卿先生要叫我们做叔父。这位老侄儿，到了开学后的第三天，擎着一根竹板，走到我的书桌前来，在我头上敲了三下，算报复了我骂他“单边哥”的仇。

我生长世家，而竟穷至这个样子，读者或许不会相信吧。但是事实如此，没落了的大家庭的子孙，多数流落，本是很平常的现象。在村里，我的祖父是一名增生，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表面上似乎是可以当当绅士，但实际上，这些功名反限制了他们的职业范围。我的祖父只靠一点祖尝，要养活一大家人，当然是家事日趋崩溃。

我所住的屋非常宏大，名叫留余堂，是我的高祖所建造的。容积也很宽，有似一所兵营。至今凡属我高祖系统的子孙，约三百余人，都容纳在这所破旧的老屋里。这是在岭南极平常的族聚而居的现象。

我因为营养不良，苍瘦得非常可怜，常披着一头的棕色头发，真是蓬头垢面。所以同族的伯叔和堂兄弟们，也不把我当族人看待，而只当我是外来的一个小乞丐。

我和一位堂兄同进这家蒙塾，还是燕卿先生向我的祖父招揽来的生意。最初他表示十分的欢迎我们，说我们是“书种”，是“将门之子”，几年之后，秀才是包拿得过手的。可是到了后来，看见我那样的顽皮，便常常骂我不像留余堂人，骂我只配当一个牧童了。我想我巴不得能够有一只牛给我看呢，那样念死书，有什么意思！

当我五六岁的时候，喜欢和村童一起顽（玩），东走西跑，有时跟他们走到离我的住家两里多路的饶公桥桥下的小河里去泅泳，有时又跟他们走到约一里多远的关爷庙里去攫明圣经。对于“学而”“先进”一句也不能记忆，而对于“汉寿亭侯……”的明圣经反背诵得非常熟口。

张燕卿先生到底是一个善人。在中国的善人尽都是境遇坎坷的。燕卿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在那个时代没落中的intel-ligentsia。

对于这样类似沙漠的故乡，我仍然禁不住要常常思恋。第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先人的坟墓在那边。并且我的生命最初期的十六年是在那村里消费过去的，从十七岁那年起，其间虽然有几次回到故乡去，但停留的期日非常之浅（短），可以说是和这个足令人怀恋的故乡永别了吧。

在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话。张燕卿先生是瞎了左眼的老童，他仍然很努力去赴童子试，想博得一个附生，以增高他在村中的声誉。但是，一般的批评是纵令他的文章好，学问饱，但学台老师也决不会为国家录取这个半残废的老童了。

在这村里，因为有三家蒙塾，所以进父亲的学馆来的，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学生的束修是由他们的家长随意捐题。过了正月半后开馆。到了二月杪或三月初，有所谓议关。即是请学生们的父兄到来吃一餐晚饭，请东家们中的一人执笔写关。即是由他们联合起来关聘这位塾师的意思。当塾师的当然不便启口要求东家们多捐束修，所以需要一位执笔的人为之代言。可怜父亲第一年在廖屋岗所得的束修金只有五十四元半。有几个由贫农家中来的破学的儿童名为捐题一元的束修，其实到了年终，只收到五角。故父亲常笑着叹气说：

在这家老屋的环近，无山无水，风景至为单调。并且气候非常恶劣，在夏季是赤日当空，酷热不堪，在冬季虽不见怎样寒冷，但因雨水很少，常常降霜。建筑已经不适于卫生，（因讲风水而朝西建筑，在北首又不植防风林，是其一例。）防寒设备则可谓全无。而我们在岭南的普通人家，在冬期最多只穿一件短棉袄，故在严冬的早晨，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在祖父当家的时候，父亲只是一位少爷，并且是进了学的少爷，又因没有职业，每天只是和那些有功名热的老童或秀才们交游。结果学会了抹牌的习惯。但不是麻雀，只是一种我们故乡所特有的纸牌（叶子）。他输了钱，便把衣服拿到当店里去。最值钱的是圆领（前清秀才穿的制服）。父亲是常靠这件制服来做金融的周转。但到后来他觉悟了，故有赴南洋谋生的决心。自祖父死后负了一家的责任了，父亲不会再到赌场中去了。而蒙塾的束修又增加了十余元。因此我们的生活便也改善了些了。

在我们村里，虽然也有许多农民种稻。但是主要的农产品还是菸叶和芋薯。一般都以米食为正统，而以芋薯为杂牌。祖母不知从那家邻舍赊得了些便宜的芋薯来准餮（？）。不敢多耗米粮，最多，只烧一大锅的和米汤相似的粥来送这些杂粮。

在廖屋岗的两年间，《左传》继续着念至“定公”了。父亲一方面教我们念《左传》，为我们改削文章，一方面又要教我们习算术。因为他看见了由北京城礼部颁发下来的小学课程中，是有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算术等科目。为子弟的日后出身计，非赶紧灌注一些这类科学的知识进去，将来恐怕要落人之后。故父亲又找出一部《瀛环志略》来讲给我们听。至于历史，他不惜重资买了两大部《御批通鉴辑览》来叫我们赶快念下去。父亲对于我们的希望这样急，而他的苦心则决不是当子弟的人所能领会的啊。

在“公孚当”两年，只是念死书，完全等于失学。到了壬寅年的十一月杪，因为有一个同学打了我，父亲便叫我把书桌搬回家里来了。父亲的意思是，我在“公孚当”差不多隔天就要和同学吵闹或打架，不如早日放学回来，可省是非。但燕卿先生则以为是父亲怪他没有处罚那一个同学，因此生气而叫我搬学的。他几次托人来向父亲说，他可以处罚那个同学，而明年他也决意不在“公孚当”坐蒙塾了，希望父亲送我回“公孚当”去，等到腊月中旬再搬回去不迟。

叫完了两次，便拔脚飞跑，逃回自己家里来。但到了第二年春，才真悔恨自己之有这样的轻举妄动。因为过了新年，父亲又对我们说：

到了我九岁那年，我的父亲不能再忍受失业的痛苦，决意赴南洋谋活了。我的祖父也因为年老了，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帮他把家事负担下去。所以他允许了父亲转变方向了。在祖父原意是仍想叫父亲出省赴乡试，博取一名举人的。到后来受了经济的压迫，他知道这一途是绝望了。

到了十二月的中旬，我们从“公孚当”把桌椅搬回家里来了。我以为从此可以从张燕卿先生的威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从此可以和他脱离师生的关系了。有一天下午，北风吹得很紧，祖母把十文小钱给我，要我到“公孚当”旁边的的一家小豆腐店里去买四块豆腐干。我买了四块豆腐干后，远远地望见燕卿先生带着红风帽朝这边走来。我想骂骂他消消一年来打我的屁股的气愤。于是我向着他高叫起来：

但是父亲还是喜欢买彩票。他以为单买一二张票（每张一角五分），按公算计，极少中彩的可能。父亲对于数学颇有研究，他考究了一种买彩票的科学方法，——即是用与代数里面Combination相似的方法——以之游说族人，集资买三四百张的彩票，这比较有中彩的可能，即不能中头二彩，亦有三四彩可以弥缝。第一次果然发生了效力，即投资二十余元而得奖达五十余元之多，——足与父亲坐一年蒙塾所得报酬相匹敌。——于是不单震动了全留余堂，也诱惑了全农村。第二次加股的人便突增了。

但是父亲真个叫我们开始学写文章了。第一次出的题目是“父母唯其疾之忧义”。同时也叫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写字，大楷和小楷同时并进。父亲也不限时刻，不分昼夜，一有空暇，便为我们讲释《左传》和《四书》，而讲前者的次数多于后者。第一次讲给我们听的是，郑庄公的故事。未审是何道理，我当时对于《左传》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因为读《左传》，曾创作了许多有系统的图表以资记忆，大得了父亲的赞赏。

但是父亲的样子似乎是一天疲劳一天。他那时候，只有三十二三岁而苍老得似五十许人。

但是打听了一下其他的两家蒙塾的束修全额，只有值四十元左右。然则父亲的蒙塾，在这小村中，还算是占最优的地位。

他的态度这时是很诚挚的。他的这样轻的责罚，也叫我喜出望外。首先我以为一定要挨几十板的屁股呢。

九岁那年春，我改进了村里的一家蒙塾“公孚当”，塾师是一个族人，大家叫他做燕卿先生。在那时代，各蒙塾的门首都贴着“某某书馆”的红条子。“公孚当”是一家歇闭了的旧当店。张燕卿也在门壁上贴上了“张燕卿书馆”的红条子，但一般仍叫这家蒙塾做“公孚当”。

一想念到故乡，便会感伤到自己数十年来的漂泊。所以我不想提起故乡的事来说，也不愿意倾听从乡里出来的人向我说故乡的事。

“还是回'公孚当’，去再混一年吧。”

“替人家看一年的牛羊也不止这一点点的工银啊！”

“我虽是你的侄辈，但是老师还是老师。将来你入学中举时，我还得坐首席呢！”

“张燕卿，单边哥，没凳坐！”

“你要记着，若你迷失了道路，有人问你是那地方人时，你便说，我是广东省，嘉应州，东厢堡，三坑约，留余堂，张××的第三孙儿！”

“你懂什么！”

乙巳年，即父亲在廖屋岗的第二年，在我们城里，陆续地开办几家小学堂。听说明年即要开办全州的最高学府——官立中学堂了。

父亲受了新学潮流的推动，知道对于子侄的教育，再不能像科举时代由他一手包办下去了。然则等到明年春李嘉应五属官立中学么？第一恐怕考不进去。纵令考上了，而每年每人二十元大洋的学费，对于父亲实在一种极大的威吓。因为若我和一位堂兄一同考进了中学，每年单学费一项，就要大洋四十元，还要制服、膳、宿，在当时真是骇人听闻。父亲坐蒙塾一年间的收入究几何啊？

因为我们求学的问题，父亲恐怕有几星期没有好好的睡觉吧。

“一、七、三、九、五”是蒙塾出课题的日子，即是说，在每月中，逢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廿五便不念书，由塾师出课题或对子给学生们去做。父亲虽然仍按“一、七、三、九、五”的日子出课题，但我们所作的义和论，多压积着没有加以改削了。因为父亲实在太忙了。

二

因为有一位从堂兄在美国浸信会附设的学校里读书，父亲像有所解悟了。他以为新学纵令如何的新，也新不过外国人。因为新学章程是从外国人那里抄来的。于是父亲决意送我们进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了。

在官立中学未开办之前，在城里本有一所中国绅士和德国人合办的学校，名叫“务本中西学堂”。这“中西”两字是指学堂里的课程是中西兼备的意思。后来德国教士们由“务本中西学堂”退出来，另办一个“乐育中西学堂”。因此，美教会所办的学校也取名“挝会中西学堂”，后改“广益中西学堂”。

龙船寮是什么呢？在城东校场上，有所关帝庙，即是我小时常去偷取明圣经的所在。在关帝庙左边也有一所粗陋的小庙宇叫做龙王庙。再在龙王庙的左边，有一栋泥砖建筑的矮狭的长廊，目的是在安置在一年间只在端阳节前后数天得人看重的龙船。平时一般无家可归的乞丐们，便都聚集在这长廊下寄宿了。故到后来，龙船寮的定义，转化（Aufheben）为无产贫民窟的意义了。

预想不到杨先生赐我以这样的佳名。我要感谢他才对呢。嗣后，“无缰之马”便成为我的绰号了。

这里要补述一件事。即我的父亲在这年也离开了廖屋岗，而当了汲牧师夫妻的中国文教师，每月薪金大洋六元，——在那时约当美金三元，——美国人固然刻薄，但和廖屋岗蒙塾的收入相较，似乎又胜一筹了。

过了新年，是庚戌的新正了。

英文、算术、地理是由美国人教授，讲授时间都堆到上半天。下半天差不多是无课可上，只有杨先生的讲古书，也只消半个钟头就可了事。并且也没有规定从那一点起至那一点止，马马虎虎。

老何终于进了天国！并且进得非常的痛苦！我当时想，假如他不受宗教的诱惑，——否，不受外国人的经济后援的幻想之诱惑，——则他仍然在做工，仍然在抽大烟，仍然在过他的平稳的生活吧。因为受了那种诱惑，他失掉了职业，也患病了，并且要借债度日，结果也送掉了性命！

第四年学校又迁回乡间，靠近美国教士们的住宅，这固然是于他们比较便利，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学校设在城市里，环境太坏了。

第二第三两年，学校搬进城市里，校名也删去“中西”两个字，至于功课则和第一年差不多，只加上了简陋的博物、格致（物理）等功课罢了。

留余堂的从堂兄弟们本来有许多来进广益学堂的，但到后来，都转入官办的学校了。有的出省去进省立方言学堂，有的在本城转入官立中学或官立师范。只剩下我们二三个堂兄弟仍留在这家教会学校里，于是也不免感着孤寂，父亲对我们的升学问题又发生苦闷了。

父亲这样地问我。东山师范是本州官立初级师范，在那时只办了一班本科，一班预科，一班附小。

父亲因为没有这许多钱送我进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故不再作“叫我们从正途出身”的梦了。他想，最好是送我投考官费的学校。

汲牧师（Rev. Giffin）在这个广益中学是校长格。有些老成一点的学生也和汤先生一样，要睡中觉。他们常打着呵欠，帮杨先生高声地骂我们一班顽皮的学生。

每星期只有五天功课。星期六是美国教师们的安息日，因为第二天的礼拜日，他们要倾全力于他们的主要工作，——宣教。

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汲牧师又会走来教我们练操，——徒手体操，蹴足球，及赛棒球。棒球在中国，不知何以这样地不发达。中国之有棒球，恐怕是以二十五六年前的我们的学校为嚆矢吧。

杨先生虽然骂了我，但仍未能恢复他的信望。听他的课的人，仍然是一天少一天，并且那班高级学生也赠了他一个绰名，“木版字典”。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那时代追求“西学”之热烈。特别是英文，当时尽都以英文为至圣无上的科目，不分昼夜，都在朗诵英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普遍了全校。张香涛宰相虽在提倡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我们一般同学的见解却完全和他相反，视中学为臭虫，为虱子，为蚊蚋，为骷髅，为粪坑里的爬虫！

杨先生是一位好人，不过脾气大一点，多数学生都不欢喜上他的课。这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进了这个“中西”学校，一般学生都把全力倾注于英文和数学之上，而忽视国文了。第二因为杨先生没有口才，只会照字义讲解，没有半点发挥，声音又那般的低小，一点提不起精神。第三因为在学生中，国文程度参差不一，有的觉其过深，无能理解，有的又觉其太平凡了，没有半点兴趣。我那时在级里，国文算学是在十名以上的。所以也常跟着那些大学生闹起脾气来不上杨先生的课。有时想躲，躲不及了时，只好在课堂门口站一站足，口里不住地说“热啊，热啊”，表示我站在这里凉一凉后，就会进来听讲。等到杨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我又溜了。还有些滑稽的高级学生，只是站在课堂外的檐廊下，一面摇蒲扇一面倾耳静听杨先生的讲释，听了一会，又摇摇头，叹叹气。

教会的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三元的书籍费。教会在第一年发给我们的书籍有：（一）《新约全书》，（二）《赞美诗歌》，（三）《笔算数学》，（四）《地理问答》，（五）《Beginning English》。至国、经、史另请一位老廪生杨少屿先生担任，教本无定，由杨先生随意选讲，有时讲四书，有时讲古文析义，有时讲《左传》。各种木版古籍则由各人自备。

我们虽然为老何而得着半天的休假，但觉得老何死得非常可怜，同时也恨牧师们之伪善及不近人情。

我们初进“广益”时，有十几个同级者，到第四年，只剩四个人了。汲牧师极希望我们领浸礼，做他们教会的信徒。但在乡间，风俗习惯尚极纯朴，都误认一领了洗礼，便必须当一个禁欲主义者。所以不愿在习惯上受种种束缚的人，都无决心加入教会。我们深信教会里的信徒，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的友人。但在教会学校多念一年书，便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一致。其他中国信徒再无用说了。

我以龙船寮比拟东山师范，确实太刻薄了些。官立中学以明伦堂为校舍，似乎比东山师范堂皇些。但东山师范的校舍亦是旧日的东山书院，建筑也还不错，并且靠梅江河畔，背山面水，风景宜人。我之以龙船寮拟东山师范，大部分还是象征它的内容。

我于丙午年，即一九○六年（亦即光绪三十二年）春，进了这家广益中西学堂了。

己酉年（宜统元年，亦即一九○九年）春，我还在广益学校四年级肄业，父亲要我出省去投考测绘学堂。但是结果失败了。我做了一个败军之将，再回到广益学堂来，补足了半年的功课，便告结束了。在程度上说，是略胜过高等小学的毕业生。

天气渐次进了炎夏的领域，我和几个同学常走到学堂后面的小河里去洗澡。有一天下午，我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湿裤，水淋淋地走回学堂里来。一踏进门，就看见杨先生已经睡好了中觉，高坐在堂上讲学了。我在这瞬间，欲逃不可，欲进又不能了。读者试想像一下，我当时的样子也难怪杨先生要痛骂我了吧。他切着齿，伸出指头来指点着我说：

在当时，也听见热心新教育的岑云阶总督兴办了很多学堂。在陆军方面，办有将弁学堂或武备学堂，是一种陆军速成学校，最后改办陆军小学了。其次是陆军测绘学堂。这两校是军事性质的，一切由政府供给，算是官费学校。此外是优级师范，可免学费膳宿费，其他自备，此可以说是半官费的学校。但是优级师范于去年招考过了，要四年之后才招收新生，并且我们的普通科学程度也还不够；而父亲又有偏见，以为陆军学校毕业之后，必须上前线去服务，危险较多，禁止我志望陆军小学。结果他以为投考测绘为最适宜。第一，我的数学程度很好，适于习测量；第二，测绘学堂是官费的学校；第三，不如陆军学校有直接的危险。但他没有想到由测绘学校毕业后，出路最少。不过在当时饥不择食而最大的目的还是在官费和生命的安全。父亲只生我一个人，对于我的就学问题，也难怪他在战战兢兢深谋远虑啊。

在当时的部章是在高等小学毕业可以奖廪、增、附；在中学毕业可以奖拔、优、岁；在高等学堂（大学预科）毕业可以奖举人。父亲虽然在说这些功名不比从前郑重了，但是给礼部部章规定了，纵令不郑重，但总不能否定它。他人的子弟在数年之后，尽获得了这些功名回来，只有自己的子弟是白身，这个忧虑，对于父亲也似乎是一种威胁。到后来父亲获得了一个结论，即“和捐班一样，只要有钱，便有功名”。

因为父亲每天要来学校上课了。我们又和在廖屋岗时一样，每天仍然得着父亲的指导。

响了十二点，两三位白种人教师便都回家去了。我们住堂的学生，也各自生火，洗米，烧午饭吃。吃过了饭，便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或捉迷藏，或说笑话，或寻“中，尔，乃，反，及”，真是乱七八糟，全校差不多是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和我们同住堂的，只有杨先生。他一来怕得罪了顽皮学生，二来他吃了饭是定规要睡一点半点钟头的午觉的。故他对于学生们的瞎闹，唯有装痴作聋，不过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也不免要踏出房门首来说一声：

单吞烟泡子，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烟瘾，常常周身软痛，鼻涕交流，不住地打呵欠，他放弃了烟枪半个月以上了。但美国的宣教师对于他的职业，还没有半点的表示，老何当然很失望了。

到广州走了一趟回来的我，不单对于广益学校意兴索然，就连对于官立中学和初级师范，也看不起了。这是因为我在省城看过了许多堂皇宏伟的学堂。内容怎样，我不知道，单就校舍的外观上说，就足令我倾倒了。这当然是青年学生谁都有过这种虚荣的经验。青年常以自己所进的学校建筑如何伟宏夸示于人。他又常以自己的教师是如何的有学问夸耀于人。他不知道前者只是一种传舍，而后者正多不可靠的。纵令有几个名流，他们也是为捞几个铜板而来，并不是为青年的学业有如何的诚意和热情。呜呼，古之人尚如此，今之人更无用说了。

到后来，无可奈何，终于出嫁到我心目中的“龙船寮”里去了。但是对于省垣的学校害着很重的相思病。我想，最少父亲该给我到广州去读书。那是何等可怀恋的广州啊！我想出省读书，几乎要想到发狂了。这种热情，我在“脱了轨道的星球”里面约略述过了，兹不再赘。

到了三月里，教我们的算术和地理的一位美国教师，——名惠文，即Whitman的译名，——要归国了，汲牧师便叫父亲代了惠文的课。最初，我担心父亲担不下来，但终究担任下去了。后来我问父亲，何以敢答汲牧师担承这个责任。父亲说，那些算术地理是至粗浅的功课。那班牧师们只知有宗教，——新旧约，对于普通科学也未见得有怎样的深究。

但是过了元宵节，留余堂的堂兄弟们出门的出门，进学的进学了。在这样的现象之前，我的心情实在有些和看见姊妹们嫁的嫁了，订婚的订了婚，只有自己尚未觅得夫婿的处女一样！

他想，连烟泡子也戒绝了它吧。真个戒好了烟后，或许外国的牧师们会帮助自己呢。他一连三天摒绝了烟泡子。但第一天便病倒在床上了，第二天身体麻木了，第三天大便流血了。

他从教会得了些什么报酬呢？当他的妻子草草地埋葬他的时候，西洋人全部总动员，加上宣道学校的一班学生，在他的草坟前唱了几首赞美诗，也为他做了两次的祷告。全村的人们都觉得老何有这样的光荣，死得很值得了。

乡中有一个姓何的泥水匠，年六十余岁了。他每天要由早至晚激烈的工作，才可以获得三角多钱的工银。但这工银的三分之二，要为鸦片而耗费，一般人都骂他不该抽大烟，他们并不原谅他所以每天能继续劳动十一个小时，完全是靠抽大烟的力量。宣教士的夫人们和独身的女宣教士们常深入农村去宣扬天道。到后来这个老何也居然常来教会里听教了，但我推他的来意，完全是想在教会里或宣教师的住宅觅一个有永续性的工作，同时也过信这些洋人是过多洋钱所有者，一定能很慷慨地周济贫民。他因为有这种种的幻想，便要求领洗礼了。其实他听说教，尚不满二星期呢。宣教师对他说，如要领洗礼，必先戒绝鸦片。老何答应不抽大烟了，但他继续着吞烟泡子。因为他之抽大烟，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只听见牧师说抽鸦片是犯罪，没有听见他们说吞烟泡子也是犯罪。他所以很无邪地坐在教会里，戴着老花眼镜，一面低声念新约，一面吞烟泡子。到后来，给美国宣教师发觉了，责备他不该还在吞烟泡子，更不该在上帝的面前吞烟泡子。

东山师范的功课有经、史、地理、算术、几何、体操、图画、博物、教育、心理、伦理等。占最多时间的是经学，读经六小时，讲经六小时。我们的经，读至《左传》了。我是读过了一遍的，便不发生兴趣了。我最觉奇怪的，是要在讲堂里由教师监视着每天朗诵一小时的经书。学生多了，声浪异常混杂，到后来，大家只是放开嗓子，喊一阵吧了。坐在后面的，不是躲着看山歌本，便看小说。有的是传递纸条以代替交谈，或傻笑，或做鬼脸。

“那个像龙船寮般的学堂，我不愿进去。”

“你真是无缰之马！”

“你们太嘈了！”或“你们太不成话了，等下我要告诉汲牧师罚你们啊！”

“今年怎样办？进东山师范好么？”

不满三个月，我对于东山师范便厌倦了。

三

父亲终究不会骗我。当进东山师范时，他对我说，省城有合适的学堂可投考的时，一定送我出省，决不叫我在“东山”读满五年。

我于四月初复出省城投考清华学校。同伴有一个从堂兄弟名秉仁的，考清华的经过也在“脱了轨道的星球”里面略述过了。这里不再加赘说。因为提学司把复试延期至那年的冬期，我不能久等，在九月初，便考入高等巡警学校了。

高警学堂里面的人物现象却和其他的学堂相反。监督（校长）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由捐纳出身的候补知县。最多他的科名只是一个秀才吧。所以重科名的学生，不能以戴这个校长为满意。但他是袁树勋的私人，却以日本留学生的资格做了高警的校长。教授之中，也很少举人以上的人物，尽都是留日的速成学生。在学生方面或许有一二个和同盟会发生了关系的人，但大多数只是想毕了业后出去当警官。还有许多功名热的学生，因毕业后没有功名的奖励，竟主张派代表进京，要求民政部，准我们高警学生要和法政的专门部（三年毕业的特别科）受同样的待遇，奖以副榜出身。

革命党人之炸凤山，那是在九月里的一天。早晨，我们正在上英文课（由八点至九点之第一课）。炸弹爆发时，我们的教室亦震动得很厉害，像地震一样。随后又听见几十响的枪声。我们都惊骇起来，特别是教职员们，个个都几乎吓得至面无人色。我们便停了课，全校都浮动起来。还是我们的英文教员（福州闽候人）胆大些，极力劝告我们要镇静。不一刻，号房来报告，炸弹是炸新任的将军凤山的，地点在大南门外太平沙。现在全城的商店都关了门，恐怕官兵和革命党冲突起来，发生巷战。请诸位先生暂时莫出去，等过一下再看外面的情形吧。

陈君本是一位很沉静老成的青年。平心而论，我的气质实在比他浮躁。对于校课我只闹才子脾气，不甚注意，而陈君之天资精力均不错，且很努力，当然由他独占鳌头。

这是在当时的一般的思想。过了二十岁仍要靠父亲吃饭觉得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我有时也碰着去年同考测量学校的朋友。他们都兴高采烈有官费可靠，无须再累家中的老父了。回顾一下自己，每月仍须父亲把他的汗血的一部分寄来给我，在省城鬼混，——进这样徒有形式、内容腐败的学校，而对于在故乡的老父，还常常唱高调，且扯谎，每一反省，心里便有说不出来的难过。

这些学科对于我的影响，非常之大。读者试想想，在当时的我，是一个初中程度尚未完备的，仅满十七岁的青年，而跟着那班老童、老秀才、老廪生们在这间特别的学堂里习法政科学，目的为什么呢？想毕业后，在警界上谋一官半职而已。预算我二十岁，便可以来当一名维持社会安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警官。其实同级之中尚有比我更年轻的，才从高小毕业出来获奖了廪生的十五六岁的童年。

自此以后，省城无日不在风声鹤唳之中。今天说，革命党于一二日内，就要暴动了，明天又说，张鸣岐早有准备，实行屠杀。城内的商业就因此忽然萧条起来。吃过晚饭七八点钟的时分，在街路上便冷落得没有几个行人。

第一学期的成绩发表了。我的成绩列第十名，平均点数尚未满八十分，这使我心里有些郁郁不乐。又看见考第一名的陈君，是比我小一岁的高小毕业生。我便想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廪秀们压在我的头上还可恕。给这些小孩子们考在我的前面，却有点不好意思。读者诸君试想想，我在当时的头脑是如何的顽固啊。那时候，我若能作上表的统计，就不难决定高小毕业生才是最新进的英俊，也是在我们级中占最多数的份子。我自己呢，是准高小毕业生，只差没有得廪、增、附的奖励而已。

有人说，在各校的满人学生便是统治阶级的侦探，看见有革命嫌疑的，便向当局告密。我们听见，有些害怕起来，在教室里，对于说话也谨慎起来了。可惜行刺孚琦代理将军的温生才，是嘉应州人。一般便说，嘉应州产出最多的革命党。我们级里有一个姓门名安藻的同学是旗下人，并不是侦探。不过他有偏见，似乎有些恨嘉应州人。有一天，他在黑板上大书特书地写了一行字：

最初，我当这些同学，在竞争试验上，一定是我的劲敌，最少，他们的国文程度一定比我高，而法政各学科正是需要国文为补助的。故我心里虽然想和他们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但总有点胆怯。

更令我惊异的是谭燮尧先生的行政法。他把日本人的著作一字不改地抄了过来，讲义里有“北海道厅”，有“台湾总督府”，有“递信省”，有“大藏省”，有“枢密院”，有“元帅府”。假如在今天仍提出这样的讲义来叫学生们笔记，那末包管早给学生们打破了脑壳。的确，当时的谭先生太不该了，他应当在“行政法”之上冠以“日本”二字才对啊。

我虽不表示我愿意去和陈君竞争第一名，但我暗暗地进行我的工作了。在暑期前二星期，我努力去熟读那些现行刑律、大清会典等。“熟极生巧”，这句话真是不错。我在这时候才会悟这些法政科学亦是具有科学性的。国家学和宪法有许多相通之点，刑法和现行刑律差不多是大同小异。而行政法和大清会典是可以互相比较参照的。不过前者是日本的行政法，而后者是清朝的行政法而已。一经触悟，自己便产生出批判力来了。我打倒了陈君，夺得了锦标，不是在熟读讲义，而是在我的幼稚的，——其实是大胆的批判力，并且在答案之后，还附加些老古词藻上去，作余波的唱叹。教授们便给我的文章笼络住了。

我有一个从堂兄也同我一路进了这个高警学堂，他是从中学官立中途退学出来的。有一天，快要到第二天学期试验的一天，他对我说：

我是属于最后一项，举凡从中学或其他学校退学出来的，及各地教练所的毕业生，亦归入此类中。

我无论如何没有自信，只笑着摇头。

我对于教授们的生活也相当地羡慕。毫不费力地每星期上十余点钟的课，每月便可以拿二百元以上的月薪。我想天下那有这样好的职业呢？

我们有谈海的法学通论，陈融的大清律例（陈先生不称大清律例，而称为现行刑律），叶夏声的刑法，谭燮尧的行政法（全抄日本某法学博士的），章叔通的大清会典（讲义是黎庆恩编的）。此外英文、算术由湖南的罗君毅担任，体操由一个满人名玉珂担任。

我以才满十七岁的青年来进高等巡警学堂，确是不甚适当的。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学校可就的了。

我不相信只有这些功课便达到了法政科学的大成，而在这级里考第一名便尽了天下的能事。我想，最少，我习这些功课要赶上那些教授们。最初，我决意学习法律，特别是刑法，准备当刑名师爷或律师。我对民法，亦感着兴趣。

广州人叫梅子做嘉应子。他所谓心，是指核的意思。我看见了，只是笑了一笑。但是姓门的这种态度，——侮辱嘉应州人的态度，却激怒隔邻教室的两个嘉应州籍的学生。他们走过来，一面责备我没有血性，一面捉着姓门的手，要他同到学监处去理论，并拉我一同去作证人。

封建社会正是在这时候开始崩溃。一般对于科名大都失了信仰。在省会的重要官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由捐纳出身的人们充任。他们对于那一班候补的名流，——进士出身的榜下知县，——还得敷衍敷衍。故当局叫他们来办学，或当校长，或任教授。这些科举出身的师长，当然常以名器鼓励学生，而学生的大部分亦是为日后得奖副榜或举人而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教授和学生是受了民族革命洗礼的同盟会会员。但在袁树勋时代他们的行动是十分秘密的。

对于这些法政科学，我一点也不发生兴趣，并且还讨厌先生们的讲义编得太不通了。第一，句子拖得太长；第二，“的”字用得过多；第三，“场合”、“法人”、“引渡”、“勿论”等新词句也穿插得太频繁了。在当时“劳働”两字仍然是非常新奇，并且对于“働”字也觉得讨厌，以为“人傍”是无必要的。

孚琦之死，及三月廿九日之役以后的张鸣岐，按例是应该革职查办的了。但是，清廷却加实了他的职守，改“署理”为“实任”了。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那时之无力了。

姓门的看见嘉应州的学生声势汹汹的，也有点害怕了，只是这样无邪地抵赖。我们疑他是侦探完全是冤枉了好人。虽然说是由于清廷的昏愦，没有注意到用侦犬的政策，但对于没有革命行动的党人，似乎是取宽大的政策。因为那些当局仍然是相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不幸的是内部完全腐化了，纵令取如何的宽大政策，也无法挽救大局了。

在高等巡警学堂所习的学科更加是面目一新。除了粗浅的英文和算术之外，天天都在课堂里抄黑板。这是因为第一讲义的印刷来不及，第二在学生们之间，方言不同。最初有几位教授来上课要求学生笔记，他们都说广州话，外府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从东江来的潮梅学生，便要求先生们用正音教授。广州的学生说，学堂设在省会，应当用省城话。外府的学生说，学堂是国立的，应当用全国通用的正音。虽有些广州教授是会说正音的，但也不甚好，大部分的广州教授都不会说官话。结果他们唯有叫我们在教室里每小时抄三黑板的讲义。

在辛亥年的上半年，发生了两件值得我们注目的革命事件。第一是温生才之暗杀孚琦；第二是三月廿九日党人之进攻督署。

在增祺代理总督的期内，不特别制设什么紧急条令去压抑党人，所以在省垣也平静无事。自庚戌年冬张鸣岐来署理两广总督后，对于镇压革命的方法特别严厉，搜查党人的事实也时有所闻了。压力愈大，革命的风潮亦愈高。剿除得愈猛烈，党人的数也愈增加，温生才之行刺孚琦，三月廿九黄花岗之役，及陈敬岳等之炸李准，都是在张鸣岐任内发生的事。张鸣岐来广州后之作威作福，完全是欲牺牲多数有觉悟的青年，以向清廷献媚，要功，同时表他镇压革命的手腕之高明。

在中国人教授之外，尚有一位日本教授，姓大胁，名菊次郎。他教授我们级里的国家学。他第一次上课，带着一个姓黄的通译同来，最先介绍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法学士，其次教训我们求学要如吃饭，必须先加充分的咀嚼，不可囫囵吞枣地吃下去，若不消化，反会生病的。他说有许多同学是徒逞暗诵文章，而不求理解科学的内容，结果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最后他演讲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

因有上述的情形，我求出路的心非常之急，巴不得把三年并作一年，快点毕业。按学校的章程，每级成绩在前五名毕业的，可以入巡警道署当随习科员，每月支薪壹百贰拾毫（即小洋十二元）。十二元，在当时的我们，是莫大的薪额啊。因为有这点希望，我对于校课颇为留心。不过望了望全级的同学，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可怕的劲敌，欲在八十人的同学中，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恐怕不容易呢。

因为不能久等清华的复试，我才决意投考高警。当时父亲尚未十分表示肯定，只是说，考上了时，再看。但进校之后，父亲在家中又对人说，高警如何好如何好了。想到父亲的这点苦心至今犹会使人垂泪。父亲也很心急，希望我能早日出社会来服务，藉所得的报酬来帮他整理家事。他称赞进高警之适当。因高警有三个条件合了他的意。第一是性质和法政专门部相似，不是普通的教练所那样简单，低级；第二是期限只需三年，而不收学费；第三是毕业后尚有“赐同七品小京官出身”的名誉。由今日的眼光看来，父亲的思想确也有点腐败。但他是那时代的秀才，对于功名还是表示崇仰，并且住在乡间，很难和革命的思潮接触。他只骂西太后不肯变法，不准立宪为失策。父亲似乎赞成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不过他又秘密地为我们讲释过邹容的《革命军》。对于“枪指吾胸，刀加吾颈，吾敢曰满人之虐待我”，亦曾拍桌对邹容致敬。这是表明在封建崩溃期中，智识阶级（intelligentsia）的徘徊，而没有一定的见解，同时因敷衍生活而斩伤了进取的勇气。

同级的同学有些怎样的人物？在这里也不妨分析一下吧。

满州旗人…………………5％

候备佬子弟………………10％

高小毕业…………………50％

老童生……………………20％

廪秀班……………………5％

其他………………………10％

到了第二学期，即是可纪念的辛亥年春，在我们级中，又增加了统计学、监狱学、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国际公法等科目，统计学由大胁氏担任。监狱学由廖维勋氏担任，在当时的广州，氏有唯一的监狱学专家之称，其余的功课仍然是由那些住日本不久的在私立大学专门部混了二三年就回来的留学生担任，把日本人的著作翻译过来，叫我们笔记而已。记得有一位骆鸿翔先生，他担任司法警察，是极和气的先生。不过他什么科学都可以教。他会教国际法，也会教刑法，他会教国法学，也会教民法。总之，凡是法政学科，他都能担任。所以学生们替他起了一个绰名，——洛士利杂货洋行。

但是到了下学期，革命的风声更加急迫了。在凤山被炸以前，便听见在白鹅潭泊着有许多外国的兵船，列强不日就要瓜分中国了。为什么要瓜分中国？因为清廷政治太腐败了。要怎样才可以挽救危亡？当然是要从速革命，要求那些贵族把政权归还给我们平民！于是像我一类的浑浑噩噩的学生也渐次知道革命的需要了。不过怕危险，不敢去参加实际的工作，而只是希望革命成功而已。到革命成功之后，可以来帮忙一份的工作。大多数的人皆如此，独能怪我么？到后来，我的希望终于达成了。即以胡汉民为都督，以钟荣光为教育司的革命政府，送了我们一批新人才到日本去留学。

但是上了半年的课，我对于这些法政功课也居然发生兴趣了，尤其是大胁氏的国家学和陈融氏的现行刑律。大胁氏对于教授很尽职。陈融氏之现行刑律讲义确是用了一番苦心编成的。此外的教授，尽是剽窃日本人的著述，拿来换银毫而已。

他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这才岂有此理。

从那时起，我便目空一世，看不起同级的同学了。后来细心地观察他们的行动和气质，才知道他们尽是好人，——无邪的青年，只是染有一点少爷公子的习气，不能刻苦用功而已。但是，不问他们是满人，或候补老爷的少爷，尽是可爱的青年。

三月廿九日的革命失败后，大多数的学生以为从兹又可以长享太平，继续他们的学业。当然我也是其中的浑浑噩噩的一个。

一面求学，一面在思索毕业后要怎样地去活动。故在那时代只十七八岁的我，在精神上竟像三十岁前后的人了。

一般的学校的管学官是提学使。但是高等巡警学校却是属民政部管辖，故管学官是巡警道，——今日的省会公安局长。属于学部的学堂的学生们都说，高等巡警学校毕业后等于往日的佐杂，没有科名的奖励，至高等学堂优级师范、法政学堂等，都有奖励举人的希望的。

一直到我出国为止，我都占住了我的级首席，而陈君也扎住了他的副首席。级中再无人能夺他的第二名的荣冠了。

“那个考第一名的陈君太傲慢了！只会暗诵讲义，有什么了不起？这趟，你努力一下，把他拖了下来吧！”

“毕业后出社会上做两三年事，弄些钱后，就到日本去，把招牌加漆一下，漆得光亮亮地回来，这学堂和法政学堂的教授也有我的份儿了吧。”

“欲由第十名一跃而占第一名，不容易吧。”

“我是说好吃的嘉应子呢。”

“嘉应子的心又硬又黑！”

“二十岁成年了。该出来独立求活了。”

“一点不难。你的国、英、算三门都比他好。跳上去吧。”

我访了几个同学，都遇不着。问公寓的老板或看祠堂的人，（当时学生不是住公寓便是租住祠堂，）才知道他们有的回乡里去了，有的搬到城外去住了。这些消息更加使我发生了恐慌。

武昌起义的消息也传到了羊城。住在城里的人们，更加惴惴然地不安。出城入城也须要搜身了。我和两个堂兄弟决意搬到靖海门外的嘉属会馆去住。幸喜学堂当局发给了证明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该学堂的学员，并非革命党。所以我带着一个被包、一只箱子便安然无事地出了城。

又过了两天，听说各学堂所发的证明书也不发生效力了。因为发觉了几个革命青年都持有学堂证明书。这证明不是革命党伪造的证明书，便是学生们和革命党有联络。

在这时候，风声更紧。但我仍然从城外走向城里去上课。我穿的是高警制服，戴的是高警制帽，后头部依然垂着辫子。这个怪样子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也还要失笑。

那个同级的堂兄弟骂我是“板獭”（蠢才之意），并且恐吓我，万一有事变，围在城里就糟糕了。我听见果然担心了。并且看见上课的同学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是教务长谭先生仍是在天天出布告教打安神针。他布告着说，能不请假者，到学期终，记大功一次。

有一天，我仍然走向五仙门来，看见城门关起来了，只留一道可以通行人的空隙，让人出进，并且是出城的多而进城的少。从城里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挟有包袱，像逃亡的一样。

我看见这样的情形，知道形势十分严重了，忙折回头。第二天我也跟着几个同寓的人躲到香港去了。现在想来这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在当时，我们是久享太平的百姓，不单没有听炮声的经验，而对于战争的想象也非常地错误，小的时候常听祖父母说长毛的故事。他们都说长毛乱杀人。但他们并没有目击过长毛杀人。我们在这时候，也只当是天下将大乱了，不问是官兵或是革命党，开战之后，我们一定遭殃吧。故当时逃奔香港的非常之多。

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听见省垣安然无事地反正了。

初到香港，映在我们眼帘里的，有一个新奇的现象，就是一般商人，十中八九都剪了辫子。有些人，看见我们垂着辫发从省城落来，因加以诽笑的。他们都相信，清廷是寿终正寝了。住了一二天之后，碰见了好些同学和同乡，比我们先落香港来的，也都剪了辫发，有的剪光头，有的留些长发剪文装。（当时称分发为文装。）到后来，我也跟他们在一家理发店把追随我十余年的毛辫子一无爱惜地剪断了。我是剪文装，——周围是短发，中间留一丛长发，把它按三七的比例分开来。

听见省城平静无事地光复了，我们又搭省渡赶回省城来。当轮船沿着长堤驶入珠江里来时，在蒙昧的晨光中望见水师提督的门首已经卸下了黄龙旗，改挂革命旗了。（即今日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但是一登岸，又令我们失望了。在平时是熙熙攘攘有不少行人和车子往来的长堤马路，但在今天除相隔二三十步有一二名穿黄色军服，荷来复枪的滇军（龙济光部下）以外，景象差不多可以说是等于塞外的沙漠了。

我们叫了挑夫，把行李挑回嘉属会馆来。我跟在行李后面走，当时我真担心那些兵士会来检查，或竟押收我的行李。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像没有看见的一样。他们的神气，及今想起来，有些像在上海常看见的印度兵。在一方面，可以批评他们是诚实的模范兵，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批评他们是神经迟钝。

回到省城来后，觉得公安秩序不及从前好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这是因为在新旧势力之间，还没有获得调和的缘故。革命政府因怯于龙济光和李准的实力，（其实是不值一击的，）不惜委曲求全，和张鸣岐、龙济光、李准妥协。只要他们决意反对清廷，则广东政局仍有请他们维持的意思，不过张、龙、李都是清廷的受恩深重的忠臣，对革命政府，只是虚与敷衍，一睹有机可乘，便图复辟。因有这种种的关系，不能固定中心势力，所以省城人心仍然是非常浮动。

到后来，决定了胡汉民为广东都督了。人民似乎稍为安定了些，但是仍缺实力以对付龙、李等之封建的力量。在当时，拥有最多民军——即当时的革命军，亦是民众力量，与旧势力相对峙的，——的人便是尚滞留惠州的陈炯明。于是大家欢迎了这位新革命英雄入广州来。故在革命初年，广东的光复只是便宜了陈炯明。不过他能在广东称霸数年，当然也有他的长处吧。

陈炯明来广州主持军政后，龙、李的旧势力虽然减削了，但招募民军的风气却极其旺盛。凡略与革命有关系的人物都投机地招募乡间穷人编为民军。这一部说是“得”字营，那一部又自称“胜”字营，自居营长，自委连排长，然后造册向都督府请饷。结果在革命军——民军里面，自身发生矛盾了。陈炯明之枪毙石锦泉及追击王和顺，即是民军内部之冲突。王和顺譬如项羽，陈炯明则如刘邦了。成则为王。假定当日王和顺战胜了陈炯明，王和顺也可得革命政府之承认，而变为正统派吧。故知斗力之外尚需斗智。实力相等时，智便是决定胜负的契机。陈炯明的策士多于王和顺的。陈炯明能把捉着经济的力量。（例如与财阀资本家联络及敷衍。）陈炯明能攫新军为自己的群众。战胜了王和顺之后，他更加获得了省会民众的信仰和拥戴。

胡汉民终于和陈炯明冲突而离开了广州。陈炯民便统一广东了。

四

初进高警时的校长姓方名表，湖南人，在三月廿九以后，便辞了职。他是否同盟会中人，不得而知。不过，在三月廿九日以后，广州有一家的报纸嘲笑他怕死，把家眷预先迁入沙面租界里。由这点推测，他或许和革命党人有什么联络也难说。还有一位教授英文和算术的教员罗刚，字君毅，听他平日的口气，似是一个革命的青年，也于三月廿九日之后辞职走了。我们是很思念这位教员的。他还在校的时候，不赞成我进这个腐败的学校。他说，我对于英文、数学都学得来，何不到上海去进中国公学。假如我有意时他可以为我写介绍信。我问他，中国公学每年需要多少用费，他说，有二百元的大洋就够了。我便告诉他，我没有这个力量。他只叹了口气，说可惜了，并劝我要努力于英文并继续习代数和几何学。他告诉了我许多求学的方法。态度也很诚恳。故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有先见之明。在那时代，他决定了我的头脑是理科的。

他走了后，英文由一个福建闽侯人，香港皇仁书院毕业生代授。他还兼任广九铁路工程处的翻译。这位林（？）先生检查了我的英文程度后，也表示不赞成我以十七八岁的青年而进这间无生气的官僚的学校。他劝我到香港进皇仁书院专攻英文。但也是用费太贵了。我告诉了他我的家计不容许我进那家英文专校。

高警的英文教员，福建林先生，不知何故在这学期只上了一星期的课，便不见踪影了。韦校长为我们请了一位了不起的英文专家，即是他的族叔，韦霞城。据说，这位先生在伦敦住了二十余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法律科，也曾在该国当过律师。以中国人在英国当律师，还怕英国话说得不好吗！要他来担任我这一级的英文，完全是割鸡用牛刀了。我们这级的英文程度，平均而论，只是和现下的小学五六年级的相当而已。我是在矮子阵中比高，英文程度稍好了一点。因为我总算念过了四年的英文。这位韦霞城也劝我不要再顿在这间老朽的高警学校，怂恿我去报考留学。

韦校长还很年轻，至多不到三十岁，他在外观上不甚庄严。他初就职召集我们训话时，也格格地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同级的一位廪生看见了他后，回来频频地对我叹气。

那个要我到他父亲的营部当连长的同学王君，定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我看见，很觉羡慕，向他借阅。他慨然地答应了。我拿回来，便无日无夜地在读。当时学校的功课实在清闲。我的黄金似的光阴和精力，就这样地浪费了。假如在那时代若有像日本的高等学校（大学预科）或德国的Gymnasium来容纳我时，我的学问和体格，当能得到更好的锻炼吧。

这次，我困在城里听了两日三夜的枪炮声。最初很害怕，到后来一点也不惊恐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是怎样的一回事。

这次的招考分两个机关主持，由都督府主持的是以有功民国为主要条件。这明白是革命要人们的从属太多，无法安插，只好开辟了这一“遣派出洋留学”的新路。由教育司主持的是纯粹的普通科学的考试。有人说，钟荣光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录取他所主持的岭南大学生，不幸的是，有许多美国留学生特事老远地由西半球赶回来夺取官费的。这是钟荣光没有预想到的。

这是他在讲坛上惯说的一本调子。他瘦得像吃鸦片的人，并且穿得十分俭朴，故外观不甚好看。他看了我的答案后，便说：

这位廪生叹够了气，发够了牢骚，便倒卧在床里了。

给他一鼓励，我心里有些活动了。然而一想着自己的普通科学之浅陋，又未免要垂头丧气。我平素，虽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敢自夸，也极不愿意听他人说自夸的话。这大概是教会教育的长处。我在广益学校，从入校时起，至毕业时止，都是以第一名通过去。在警校从第二学期起，也占住首席。我虽然只是十八岁，但还是常低着头走路，低着头温习讲义。这样的年轻，何以竟颓萎到这个样子！无他，这完全是经济的压迫和生理上起了大变化的结果。好奇心驱使着我会跟那些朋友到河南尾，陈塘南，及东堤一带去看堂子班了。

知道了单报考留学日本的竟达千人以上，而自己的普通科学又这样的浅陋，故欲报名而中止者数次，我当时，真有些怕徒自找苦吃，也有些爱惜那毫洋两元的填册费。

的确，新的人物大都比旧的人物骨头轻。纵令他们有高深的新学问，但总赶不上旧时的科名出身的监督教授们态度沉着，言行稳重。

现在我要自夸一句了。我几次都能悬崖勒马没有堕落下去。同时在学问上也是一样。我知识欲很强，也努力读书。不幸的是因境遇所迫，失掉了学习普通科学的权利。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何等可怜的一个学生啊！想进五年的完全中学的余裕都没有啊！因为要报考留学，便想到自己的普通科学程度的残缺，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流了几滴眼泪。

王廪生确是比我老练，他所说的也是经验之谈。其实找职业的事，在那时候，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自反正以来，级中的同学走了不少了。有的当排长北伐去了，有的当营书记去了。有的在某机关当司书了。有的又在某学校当庶务了。同级的堂兄弟也跟了一个小同乡当一名营书记北伐去了，气得他的举人父亲怒骂他做叛贼，他说：

父子的冲突是在社会转变期中至寻常的现象。在二十年前已经见着了。德国表现主义作家们所描写的，由我们看来并不算希奇。但是儿子成功了。他从北伐归来，有了数千元和数担白皮箱，父亲也便恕宥了他的叛逆的罪过。

此外尚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即当填册时，不单要四寸半身相片，并且要呈验中学及与之相当的学校的毕业文凭。我只有广益学堂的毕业文凭。虽然没有写明是小学程度，但也未写明是中学程度。我担心这张文凭拿出去立即会发生问题，连填册都不许可了呢。

林先生的意识虽然是买办阶级的。但他完全是为我设想。根据他的经验而诚挚地为我指示出路。他的用心是至可感的啊。

方表校长走后，巡警道派了他的第一科长黄伯樵（伯樵是他的别字，他的名叫什么荣）来当校长。他好像是一名举人，为人也非常和气。他不常来校，只是挂挂名而已。但不久，他又去职了。巡警道改委了王广龄来做监督。王广龄是比较有才干的人。在由帝制转变至共和的过渡期中，学校是由王先生负责。

接教罗先生的算术的是在高工预科数学教员卢先生，亦是一个很慈和的好先生。他接着教授我们的四则和比例。

我的文凭果然发生了问题。那个主管填册的人看见这张粗陋的，即非小学，又非中学的文凭，踌躇了许久，不敢填发收据给我。等了一刻，他说，要拿进去问过教育司，幸得钟荣光是一个十分平民化的人，没有半点官僚习气，所以这个填册主管人可以把文凭直接送给他看。若是在前清那就糟了，到处的机关，都使出下级小吏来打官话，那末，我的文凭早给填册主管人掷向纸屑篓里去了吧。

我的刚低落下去了的勇气又给这位数学先生激励起来了。有一次到卢先生家中去，恰好碰着国文教员何子贞先生也在那边。他一看见我便称赞我的国文成绩好。他说，一阅我的作文卷，就知道我不是从新学堂出身的，一定是特别专攻过国学来的，我告诉他，我只从父亲念过《左传》、《国语》、《战国策》及唐宋八大家而已。他更加称赞。后来他听见我想报考日本留学，亦极力地激励我要去填册，莫错过了机会，两位先生同时称赞我是一个自爱的小孩子。

我是最守规则、最重纪律的学生，对于新来的学校当局便表示不抵抗了。由韦校长新聘的教员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以为谭教务长的位置这趟必定要掉了。但他竟那样的神通广大，依然无恙。

我想，同学们都在活跃。这一个说进行什么职位，那一个又说在运动某要人，甚至于有想猎取县长的。自己何以这样无能，这样的不活动？我也试去访问过几位新在教育界做小官的朋友，但他们的态度都变了，非常倨傲的，使我不敢把来意说出口了。也有几个态度圆熟一点的人便以教训的口吻来劝我，岁数尚小，当努力求学。这话是不错的。我在辛亥年冬，才满十八周年呢。嗣后，我便不再作何种野心了，决意在高警毕了业再说。

我在都督府是报考西洋，用张伟民的名字，其实，我对于革命那里有什么功呢？我只捏造了些事实，说我在潮汕光复时，跟着张醁村尽过义务，投过炸弹。都督府的填册处只有几本册簿，一任来填册的人乱涂乱写。填了姓名，籍贯，年龄，及祖宗三代之后，便略叙有功民国的经过，无需相片，也无需报名费，手续竟是那样的简陋。由这些事实就不难推知在未考试以前，当局早已经把应派出洋留学的人们决定了。

我在那时候，学识欲非常高炽，精神体力也极强健。可惜没有许多书给我读。我觉得那些法政讲义只是贫弱的食物，不足于厌我的饥肠。我听了一个友人的劝告，除多读古文之外，便学习公牍。一部分的余剩的精神则消耗于稗史小说方面了。我从小就爱读小说。旧小说差不多都翻完了。在辛亥革命前后，我对文艺的鉴赏力也进步了一点，鉴赏的对象由石印的《红楼梦》、《品花宝鉴》、《花月痕》等改变为《茶花女史遗事》、《迦茵小传》，及《东方杂志》上的《碎琴楼》了。我觉得兴业何诹的《碎琴楼》，实可以和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并称，并且同是用新体文言写成的。

我们又把辛亥年下学期匆匆地读满了。学校当局说，从今后，校历改用阳历了。我当下想尽改就算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改用阳历的结果，第一学期试验提前在阳历十二月杪举下，第二旧历新年不准放假。前者的变更于我无大关系。后者的变更，却妨害了我的归省。那年冬是光复的一年，我更想回家去看一看。于是我便请了假回梅县去。

我从香港回来后，第二天便到学校里来，果然学校当局也在出布告，要学生回堂上课。学校当局大概是一面实行上课，一面向新政府接头。有人说王监督是属保皇党，恐怕迟早要撤换的。我个人是不管那些，因为闲着无事，便每天从城外跑来上课了。不过，看见学校的情形大非昔比了，也不免发生了许多伤感。现行刑律和大清会典当然要废讲了。其他好点的教授多不来上课了。每天至少有三四个教员请假，上一课便玩一堂，而来上课的又是像谭教务长那类的教员。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

我也预早写信去告诉了父亲，想拿广益学堂的文凭去混考一下留学。信寄出去后，我想父亲是一定极端赞成我之有这种进取心的。但是父亲的回信，使我失望了。他也和我一样预料着了上述的种种的困难，叫我还是安分一点，把高警读卒了业算了，不要白花了填册费。在父亲的见解，断定我是100％无考上留学的可能。读至父亲说莫白花了填册费一节，我有些气愤起来，对父亲的吝啬抱了点反感了。但读至后面，父亲说“汝如有兴会，又不怕辛苦，就去试试也可以”，自己又稍觉宽慰了。

壬子年，才上课不久，转眼又夏始春余了，气候在岭南开始了它的炎热，所谓新纪元的民国元年又快过了四分之一了，广东的政局也比较安定了。当局遂有为新国家造就人才的表示，即是决定选考东西洋留学生。招考的章程发表了后，便有不少的青年群集到省城来。

填册主管人过了一会，手中拿着我的文凭，脸上浮着微笑，慢慢走出来了。自他进去以后，我的胸口就跳个不住，而背上也发了一阵冷汗又发一阵冷汗。此刻看见他脸上的微笑，便起了一阵的推测。他在暗笑我的文凭不值钱么？他是为我的文凭可以适用而替我庆幸么？

城里的秩序逐渐恢复了。我们又从城外搬回城里来。听说新校长发表了，姓韦名荣熙，是由革命政府警察厅长陈景华委派的。他们把“高等巡警学堂”改为“高等警察学校”了。我在当时的感想是，“警察”二字确比“巡警”二字好，但是以“学校”代替“学堂”，似乎不甚冠冕了。

在辛亥年冬有一位同学来约我到他的父亲营部去当一名连长，——前翼中队长。他本人是当军医。——他只是高小毕业，略识初步的化学，便敢挂名军医。——我听见当连长，便战战兢兢地不敢答应。在他们的意思，只是想找一个略知教练的人来充当连长。但找了许久都找不着。因为想当连长的不一定懂教练，而懂教练的却不愿意当连长。在那时代，人才是何等的难觅啊。那位同学又说，他们是准备应援姚雨平北伐的。听见要出发，我更加害怕了。到后来，我荐了一个朋友去代了我的连长的位置。

在教务处销了假，走向课堂里来时，看见上课的还是寥寥无几。我看见又有些失悔不该来得太早了。并且外面的谣言的确不好。有的说陆兰清和陈炯明要冲突了。有的说王和顺要和陈炯明决胜负了。

在家里刚过新年，就听见省城发生了战乱。民军与民军间的矛盾日见尖锐化的消息，居然传到梅县来了。但我因为假期满了，只向父亲要了十余元，急急地赶出省城来上课。

同级的王廪生，丰顺人，在同级中他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确是一个好人，有名士风，在级中落落寡合。他也只和我一个人说得来。以外的同学都不在他的眼中。他对于光复后的警校深感不满。的确，在形式上虽改新了些，但在实质上仍然是非常腐败。从前的好教员都辞了职，而换了一批根底粗浅的教授来教课。比较能使我们满意的，只是陈日平氏的统计学。他的国学虽浅，但他的科学尚可以使我们佩服。至于其他的年轻教授，编起讲义来，文章是支离灭裂，讲起理论来，又漫无系统，使我们未能相信他们真有彻底的研究。并且在那时代，国学程度稍浅，便会给学生看不起的。特别是王廪生，每谈到从前的教授，便有些似白头宫女回味当年的情景，虽未歔欷流涕，但也为之太息不止。他以为高警自光复后，总不及从前庄严神圣了。他所最讨厌的是那几位年岁不满三十的哥儿教授之横行阔步。我“怀忆从前”的程度虽不及王廪生之深，但也觉得高警不如旧日之足怀恋了。其实我是有些想乘革命的机会，出社会去投投机。找着了一个相当的职业时，便从高警退学也无足惜。但是最好是能够一面工作，一面上课。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廪生。在那时，也确是只有他（是）可以和我商量的朋友。

受了韦、卢、何三先生的鼓励，我决意报考了。但对于同学则极力守着秘密，不过后来在考试的那几天，我向学校请了假，同学立即知道我是投考留学去了。

再翻招考留学生的章程来一看，不是明白地写着必须受验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等科学么？并且附加着说，报考文法科的须加试法制、经济，报考理工科的须加试图画、三角。我当报考文法科。我对于法律虽觉其无问题，但是对经济学仍然是门外汉。故我最感困难的是几何和经济学两科。

但是，新校长的尚武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他和他带来的一班朋友，不是穿反领西装便穿武装，决没有拖着长衫马褂的。

但我仍然是怕徒劳无效，踌躇不决。为要准备代数与几何，我走去访问卢先生，欲向他借数学书。

“父为清臣，子为叛贼。”这是如何的反动的思想。

“每年有一百五六十元就够了。毕业出来，在洋人处办事，比当小巡官好呢。”

“报考西洋，怕你的英文程度不够，因一切科学全要用英文作答案。你试去报考东洋吧。考日本留学的也要试验英文。日本文反为是随意科。”

“愈弄愈糟了。你看那些青头仔肚子里有半点墨汁么？我差不多可以做他们的父亲呢！革命革什么屁！”

“对啰！你这样年纪轻轻，从高警毕业出来，有什么用处？你该早些去填册。”

“你该进工业学校呢。因为你的算法甚熟。”

“人事变幻无常。你找着了的职业，知道什么时候会掉？没有一块敲门砖，——一个资格，——是不容易在社会上做事的，……一面工作，一面上课么？何苦呢？恐怕也办不到吧。你每天要告假了。那你不单保不住首名，恐怕学校也不答应。……”

“一定要照这样计法。要是这样，就不得了啊！”

“dim（怎样）？”我问他。

“得啰。”他填了一张文凭收据和填册费收据给我了。

“已经报了名，要准备功课了，上帝要保佑我一战成功，使我无负诸先生的期望，也免得同学在失败后来嘲笑我，而我也可以由此一捷，从经济的逼迫之下解放出来。”

我从教育司署出来，在途中觉得头脑有点发热，只顾胡思乱想。

“考上了日本留学，有港币百元的治装费，到日本后，每月又有日金三十七元半的官费可领。……”

想到这里，真是心花怒开。

“我不再写信回家去了，要等到留学考试的结果发表以后，——不论成功失败。——领得一百元港币的治装费，要买些什么呢？硬化得像门板一样的棉被，实在失掉了防寒的性质，到香港去时，须得买一件红毛毡了。去年冬实在冻得人害怕了。同学们十中七八有手表，自己也非买一个手表不可了。还要买些什么呢？好一点的帆布学生装。不要再穿白竹布的制服了。还有黄皮鞋，也得买一双。此外，……此外，……最好有余裕时，再买一副墨晶金丝眼镜，装束起来，同学中那一个赶得上我漂亮呢？……

走到祠堂门前来时，才像从梦中惊醒过来。我还欠包饭的二伯母的债，积至一百二十毫以上了。单就这部分的亏欠来说，对于留学考试，实在有济河焚舟的必要。不然，对家中的父亲，真是报销不出了。

“港币一百元！天鹅肉，自己在做梦！”

我登时像完全失掉了水分的植物，萎缩起来了，我想，假如考不上留学日本，今年暑假决意不回家了。否则无法可以弥缝这笔亏欠。让父亲的盘川寄来了后，便借一个口实不回家去。

我在暗默里准备那些普通科学。在高警，我平素很罕告假的。因为要考留学，我想，这学期非放弃首席不可了。于是对于比较不重要的或可以借抄同学的笔记的科目，我都请了假，回寓里来翻读普通科学。我向我的朋友李思远，一个测绘学校生，借了代数、几何等教科书来温习，我还向高等学堂的学生侯铁义先生处借了一部几何讲义来参考。“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那可以形容我在那时习普通科学的情状了。星期日李思远出来，我也请过他指点。结果，代数很有进步，几何却和打石头一样，格格不入。

这次报考留学，不单我自己全无自信，一般同学和朋友也都不相信我的程度。然而，在历史上，在天地间，本有许多奇迹，非一般人所能预料得着的。那真可以说是神佑啊！

考试地点在双门底旧方言学堂，后改甲种商业学堂的校址。因为将近暑期，只在上半天考试。初试一连考了三天，报考西洋的是怎样的人才，我不得而知。至报考东洋的，大部分是广东高等工业学生占了十之八九，尽是志望理工科的。他们对于日文也有相当的程度。在及第的三十人中，也由他们占了近半数了。

考过了初场，我觉得是绝望了。因为试题拿出了来大家看后，都说太容易了。最多是中学二三年的程度，便可望及第。读者试想，我当时听见是何等的伤心啊！据在试场中的经验，自己连中学二三年的程度还不够啊。

“习了两年多的法政科学，有甚用处呢？”

疲倦地倒卧在床上，自己不住地叹息。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只是算术和英文，有80％至90％的成绩。代数只算出了五六成，此外各科完全没有自信。

“丢了小洋二元！算了！算了！”

第二天上体操的那一堂，散队后，体操教员姓刘的——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美少年，据说是南京陆军中学生，——走来问我，“你考留学去了，是吗？考得怎样？”

我很惊异，何以他也知道我考了留学，我只回答他，顽顽（玩玩）而已，也考得非常不得意。

不满一星期，初试的榜揭晓了，录取了五十余人，榜上居然有我的名字。最初，我只当是眼神昏花，看错了。但再念了一遍，仍然有我的名字。

大概广州各报纸都有把被录取的人数和姓名登载，所以学校的教职员和同学，凡留意考留学生这件事的，都知道我初试及格了。有许多同学还故意来开顽笑，向我道喜。

初试的及格更增加了我的苦闷。回想到己酉年的测绘学堂复试的失败，我真是精神颓丧，深恐这次又是徒劳一番。并且高警的学期试验也迫近目前了。若两鹿俱失，将来的懊丧将何如呢？但是我尽管这样想，心里仍不愿放弃这个复试的权利。一不做二不休。勇往直前地干吧。我再下了决心。

同学和朋友们对于我的初试及格似乎十分留意，常来问我对于这次考留学的感想。他们虽然是出乎好意，但在我实觉着过于烦琐了，还有些同学来问我去不去复试的。他们会这样问，不外由于两种见解，一是学校学期考试的期近了，一是因我初试虽及格，但名次太低，恐终无希望吧。我便乘这种心理，扬言我放弃了留学复试的权利。又因为遣派有功民国者出洋留学的人选早已经内定了的风声传播了全五羊城，他们想教育司的录取留学生恐怕也难免不做人情吧。所以多数友人和同学也决定我之初试及格，是拿来陪衬的。复试之后，更无希望了。我表面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以之为一理由，其次又以自己的普通科学不够程度为理由，扬言不再参加复试了。同学们便停止了对于我的关心，——投考留学的关心。但是，在复试那两天，我又向教务处告了假。

复试的英文、数学等问题出得非常之艰深。我记得代数竟有多元四次方程式。我除历史、地理按照常识、空空洞洞地解答了后，对于其他科目，在卷里面虽然涂写了些，但可以说是等于白卷。

“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坐定给同学们冷笑了！”

出了试场之后，回味了一下自己答案的空虚，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唯有一路叹息走回寓里来。

我填册用的相片是反领西装，而头上也是分发的文装。初试之后，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便把长发剪了，改文装为圆头陆军装了，并且复试时，我还是穿着竹布长衫进场的。当对相片的时候，钟荣光走到我的桌位边，把头左倾一下看了我一会，再右倾起来相我。相了我的脸，再看相片。他总觉不妥，以为是捉住了枪替，忙叫了一个监堂的职员来问原人和相到底对不对。那个职员说，我刚对过了一遍，不会有错，只是剪了头发，变了服装而已。钟荣光才笑着走开了。

复试后的那天，我仍然不到学校里去。第一是怕看见同学，不好意思。第二准备向他们扯谎，我是到香港去了，今天晚上才回来的。复试的成绩好时，还比较有勇气上课去。复试的成绩太坏了，深恐教职员和同学都会向自己嘲笑着说：“你那样不自量地要走去投考留学，现在失败了，就回来了么？”他们只须向自己笑了一笑，自己也就可以直觉着这个讽刺吧。

过了两天，我才把卢先生借给我的书送还他。他也断定我无及格之希望了。因为单就数学一科说，实在太深了，不是我的程度所能负担得起的。他只是安慰着我说：

“教育司的出题者真混帐！头场出那样粗浅的题目，复试场却出这样艰深的题目，太岂有此理了。”

他还告诉我，由教育司传出来的消息，在复试场中，十中八九是交白卷的。我一听见，才死下去了的心又有点活跃起来了。我想，大家都是白卷，那我还有希望也说不定呢。

父亲在乡里也关心我这趟的留学考试，问我考试的经过，并要我把前后场的题目都寄回去给他看。在从前，无需父亲的要求，我都会自动地把考试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信报告给父亲知道，但是这次的考试，把我考伤心了。父亲不是早预料着我无及格的可能么？那末，父亲也和同学一样，在暗笑我之不度德不量力呢。故对于父亲的来信，想暂置不复。但后来又想，横直是失败了，早报告给他知道，省得老人家在明知其无希望之中，作侥幸的一线之希望。我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父亲，告诉他，并非自己考得不好，实在是自己普通科学程度太缺乏的缘故。在复试场中，几乎全交白卷。对于留学海外，今生今世总算无望了。

又过了二三天，我的头的懊恼平复了许多，觉得留学日本一途既无希望，那末，仍然要紧紧地抓住这个“高警毕业”才对啊。于是我又像从前一样热烈地上课了，学期试验的日期也发表了。

复试的榜，过了两个多星期，仍未见揭晓。明知其是绝望了，但未见发表，心里总不肯甘休。父亲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责备我前次那封信写得太不敬了，满纸怨怼之词，好像怪父亲没有送我进完全中学习普通科学似的；并指出我信中所说是前后矛盾。因为我信里明明说过复试场的各科试题过深，是大学本科程度，要大学生才有及格的可能，这也是社会转变期中的一幕吧。然而有了做父亲的经验后，便更觉得自己往日之不孝了。不过水总是朝低处流的。父亲比上帝还要宽大，他可以完全饶恕儿女们的过失。

我总觉得仍有一缕的希望，决意等发表后再复父亲的信。

学校的学期试验刚刚考完了，同祠堂里住的同学尽都束装动身回乡去了，但复试的结果，仍然没有揭晓。幸得学校的学期考试，我的各科答案仍然做得很好，似乎仍可以抓住首席。不过我心里常想，我愿意把我的首席的夸耀去掉换港币一百元！

学期试验考过了的第二天，有一位同乡在教育司里当科员的萧养渠先生走来看我们。他以前也来过几次了的。这次他一看见我，便摇着手笑向我说：

“你没有希望。……”

我不等到他的话说完，我的双足已经颤抖起来了。只是当时没有镜子可照，大概脸上也在发青吧。我不是早就预定了自己的失败么？何以听见萧先生的这句话，竟比听见宣告我的死刑还要痛苦。我一时没有话回答。

“你是备取第二。我刚刚看见了草榜。……”

听见他说我考上了备取第二，我又像刚才断了气的人恢复了一点气息般的精神稍为镇静了一些。

“投考其他的学校，备取是绝对有望的。但是这是留学，马上有花边兜（领）的。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权利？除非正取中死掉了两个人。这是无可能的。”

给萧先生这样一分析，我的那颗半死半活的心再次跌落横膈膜里去了。我想考上了备取，比落选的人精神上还要苦痛了。我唯有恨上帝了！

“明天定规可以发榜了。不过，你可惜了。备取第一，或许还有点侥幸。你的备取第二，恐怕难了。……不过也难说。”

萧先生临行时，再这样对我说。他走了后，我愈想愈心痛，真是想流眼泪了。我想，上帝何以竟这样的恶作剧啊！

痴想了半天，后来就自暴自弃了。

“纵令补不上正取，不能到日本去。但是上了备取，总算见了榜，可以解嘲了。”

那天晚上，熟思了一夜，觉得教育司发表备取者的姓名，是非常不妥的。在这个场合，只能空洞地发表备取的额数。至于姓名，须俟有出缺时发表才合道理。

“下半年，仍然要跟他们抄黑板么？仍然要习那些无聊的法政科学么？”

自投考留学试验后，我对那些什么法、什么法的科目，忽然发生厌倦了。觉得那些数理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但自己对于这类理科，唯有望洋兴叹而已。

五

一夜没有睡，巴不得快点到天亮，好到教育司去看榜。我住流水井张氏宗祠，而教育司则是由旧提学使署改造的。两者之间，有一板薄砖墙相隔，要到教育司去，须从朝观街走过，但也只需五分钟光景，纵令每天叫我走三五十趟，也不觉苦的，只要有放洋的希望。

我坐在门廊里的食桌旁，望着教育司后园的树林，起了种种的幻想。日光一刻一刻地热烈起来了。坐在屋子里，也感着一阵阵的暑气。

随后又来了二三个朋友。其中一个是方言学堂毕了业的堂兄。他们都是报考西洋留学的，早看过了榜。

那个方言毕业的堂兄便拿起黑纸摺扇，向我的肩背上打了一下。

过后，我才翻过来看前头的榜文了。榜文大意是此次复试结果，经严格的审查，录取西洋留学生正取二十名，备取二名，日本留学生正取三十名，备取五名。其次通告所录取各生，务须留在广州，静候教育司定期派送放洋，届时当另行牌示。

距教育司愈近，我的胸口便愈跳动，双脚也愈颤动，几乎不会走路了。

记得是新历八月廿五日，我只一个人了搭了“播宝”省渡，在平时是买大舱票的，这次买了尾楼票。搭尾楼本不稀奇，但我的晚餐在今晚是小洋一元的全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全餐的大菜，不可无以纪念。时在民国元年，岁次壬子，八月廿五日，夜七时！

西洋留学所以须从速放洋的理由是，旅途太远，须赶及暑期后进各学校。至于日本和中国只隔一水，旬日可达，故可以从缓。经教育司这样解释后，我们唯有再静候它的第二次的牌示。

知道我是一名官费留学生了，而马上又有港币百元可领，北伐的堂兄便借了一百毫给我，我才得动身赴香港。尚欠一部分的伙食费，则准于领得治装费后寄还与他。

真理是永久不变的。譬如“世态炎凉”这个真理，真个是千古不灭的。自考上了日本留学，一般朋友都很明显地改变了态度，而我的人生观也从那一天起，由悲观的改变为乐观的了。平时当友人们聚在一块儿谈笑的时候，自己只是坐在一隅，静听不敢多嘴，尤害怕他们谈及家事。现在我抬得起头来和他们说说笑笑了。以前我常沉着头走路的，现在也稍稍昂起头来走路了。从前我的态度行动会那样悲观的，消极的，忧郁的，虽然是大部分由于我的天性——神经质的，怀疑的性质——使然，但受境遇的压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在的青年，平均起来，确实赶不上民元前后的青年活泼，天真。但这并非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而是证明中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日趋崩溃。在日本也是一样，今日的青年学生不如二十年前之纯朴了。

榜发后，差不多每天都到教育司去一趟，看看有没有特别的布告。半个月之后，果然看见有新的牌示了，但只是通知西洋留学的。叫他们于某月某日在香港青年会聚集，准备放洋。对于东洋留学的，却只字未提。我感着轻微的失望了。觉得钟荣光不该对我们志望日本留学的人，作不平等的待遇。

我这样想着，担心自己也会错，因再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名字，果然不错了。考尾名，虽然在名誉上不甚好听，但也不必管了，总比备取第二名好，有治装费港币一百元可领了！

我这样想着，向外走了一二十步，还是有些担心，自己会看错，同时也疑心自己莫非是在做梦。我又翻转身走回那面墙下去。我对于这张榜，有些恋恋不舍似的。可惜当时没有把它拍照下来呢。

我这句话却引得他们都笑起来了。

我走出教育司的外门首来后，又还有些不放心，自己真的是考上了正取第三十名。于是再折回头，进去看榜。自己的名字，明明是在第八行第二名！（因为每行四名）在自己的名字下面，是空白。至备取是另行起写的。

我觉得无论什么艰难，我都得忍受。无论什么利益，我都可牺牲。我只望能早日飞渡到三岛上去。我当时的感情，的确有点像久困樊笼，一旦获得解放的鸟儿，想急急地高飞上天空中去。

我当时就像服了多量的亚斯匹灵，全头面，全身上都是汗水淋淋了，双脚颤抖得非常厉害了，若不是怕人们笑话，我真要蹲下去了。

我吃过了午饭和同寓的朋友谈笑了约一个时辰后，便去睡中觉。醒转来时，已经是三点多钟了。我又想跑到教育司去，但给朋友笑了。我只好忍耐着。并且也怕仍然是空流一身汗。其实教育司那边，正是在这时候发榜。

我们的治装费由教育司会计姓关的老人带了来。我们因为想添置些旅具，希望治装费能够快些发下来。但是廿六日只在客栈里闷坐了一天，不单不见关会计的踪影，连所谓领袖们陈、梁两先生也不见来了。激得大家大骂钟荣光混帐！因为廿三日那天下午，在教育司开茶话会时，钟荣光叫我们要于廿六日在香港聚集。我们现在都到来了，但教育司的代表还不见落来！

我一面走，一面想及昨晚上萧先生所说的话，我心里有无限的懊恼。

当开茶话会时，教育司钟荣光对我们说，廿七日下午有天洋丸开往日本。若有六十人以上，船票可以打八折，即有四十五元，便可坐二等舱位了。廿六晚上，十二点多钟，才见陈领袖走来告诉我们，关会计搭今天的夜渡刚刚到来了，叫我们明天七点就到青年会去，有话说。陈领袖并且说，乘天洋丸的事，恐怕靠不住了。因为第一批赴日本的不满六十名，该轮船公司不肯打折扣。

在榜下的墙面前立了一会，汗水也稍稍停止了。我此刻有余暇来查看及格者里面有没有我相认的朋友。我发见（现）了两个朋友也入了选。

在回寓的途中，仍然是全身渗着汗，不过没有初看见榜时流得那样厉害吧了。双足仍然是在微微地颤抖着，我想像我当时的脸上，也一定发青的，因为流汗实在流得太多了。

回到祠堂下，同寓的人也都回来了。因为是晚饭的时分，并且从其他公寓还来了几位朋友和堂兄弟。他们看见我的脸上发青，又没有半点笑容，料定我是失败了，很客气地不来问我。到后来，还是那个跟姚雨平北伐过来的堂兄弟先开口问我：

响过了四点钟，我的胸口跳动着出门了。

响了九点钟，我出门了。但走到教育司门首一看，复试的榜还不见揭晓。我很失望地走回来。因为放了暑假，同寓的人大都回乡去了，只有三五个留在省垣谋事的同乡，还住在这祠堂里。此刻他们也都出去活动了。全祠堂里真是鸦雀无声。我在自己房里坐了一会，也觉得是冷清清的，不能再忍耐，便又走出来，从观莲街走出惠爱大街，折向东行，走到财政厅前，再转入双门底大街。踯躅着行了一会，一身流了不少的汗水了。在各书店和照相馆里流览许久，看看近十二点了。我再无意识地走到教育司前来了，望了望墙上，仍不见发贴有什么新榜，我像扫兴地走回来，决意到下半天四五点钟才去看榜，省得空走许多的冤枉路。

吃中饭的时分，同寓的都回来了。那时代的青年似乎比现在的天真，他们一面吃饭，一面把自己进行职业的经过提出来请大众讨论，以决定其能否成功。同时把所会见的要人们的态度和说话滑稽化，以引朋友们发笑。前两个钟头那样冷静的祠堂，此刻又热闹起来了。我们这班青年都是无事不可对人言，没有一点的秘密，都是活泼不拘天真烂漫的。

北伐的堂兄也过来向我肩膊上打了一掌。

到了香港，住在名利栈。我认识了几位同赴日本的朋友。钟荣光聘了两位老留学生来做我们的领袖，以便沿途招呼。一个是东京帝大选科生陈虞光，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医生了。一个是姓梁的，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我是和陈虞光接头的多。

到了八月下旬，我们终于等到了领百元港币的治装费了。教育司仍然是叫我们到香港青年会聚集。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不单没有赴香港的旅费，并且还欠了包饭的二伯母一百余毫。

刚踏入外门，就看见对过的墙上，高高地贴着一张新榜。但看榜的人却寥寥无几。只有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二个人在拼命地抄录入选者的姓名。我也顾不得胸口颤动，足胫无力，忙三步并二脚，走到墙面前来。抬起头来望了望那张复试的榜，在这瞬间，只觉得榜面是花花绿绿的，认不清楚是什么字。我当然是先注意榜的后半段，看是不是考上了备取第二名。但认真一看，我惊骇得心脏几乎要从胸坎里跳出来了。

但是这榜上明明有自己的名字。自己镇静了一下，审查自己的名字，恰恰占了孙山的位次。

但是我逃了。

他们一看见我，便这样说。我也有些得意的笑起来了。

一个从乡出来乘革命的机会，想谋职业的堂兄，也笑着赶了过来。

“这是什么道理啊！”

“自己是殿军呢！萧先生完全看错了！”

“此刻不会错了。要打个电报去吓吓父亲呢！”

“我要打电报了！”

“我也要打一掌！

“如果正取没有两名的出缺，自己不是徒担虚名。这才气死人！花费了我那末多光阴和精神，这并不是上帝的恶作剧！简直是钟荣光的恶作剧！”

“备取第二！”

“备取第二名那里是自己的名字呢？”

“出了榜么？怎么样？”

“你考上了留学，该给我打一下才做得！”（做得是可以的意思。）

“你真好彩！”

“也要给我打一下才做得！”

第二天一早，我们早点也没有吃，便赶到青年会来。关会计也只说天洋丸是来不及了，不过这一二天之内，有法国和德国邮船开往日本，二等、三等由各人随意买票好了，只要同船。他说完了话，便请大众合照了一张相片。照了像，他又叫我们散队，等到十二点前后，再来青年会领治装费。

但是领治装费时已经由陈梁两领袖征求了大众的同意，决定趁廿八日下午开行的法国邮船赴横滨，三等票二十七元半，除了船票后，只有七十二元半可领了。我和一个同乡姓蔡的共领一百四十余元，这是关会计要求我们共领的，因为他手中实在缺乏十元的钞票。当我从关会计接过那张百元的钞票来时，心里便想。

“这是我最初一次拿百元的钞票！不至于同时是最后一次吧！”

我因为剪短了头发，那张相片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关会计年纪老了，并且是近视眼。幸得陈领袖说明是对的，并且为他解释，此次决不会有和相片不符的学生来领治装费了。纵令有弊病，也是考试时候发生的弊病了。

领了钱，我和这位同乡蔡保权君便赶到先施公司里来。我照预定的计划，最先买一张羊毛毡，其次是买表了。因为我听见过老前辈们说，用钥匙开发条的表最经用。我便买了一个备有钥匙的银壳表。但是买了回来后，给同客栈的朋友们看见了，都笑了起来。问他们有什么好笑，他们说，这样的银壳表只有顽固的南洋伯才要了，那有新学生买这样的古董货呢？我想，已经买了，有什么办法，只把它装进衣袋里。但常常借看时刻为名，把它摸出来玩赏呢。

听了陈领袖的忠告，我买了二十圆的日本金票，准备初上岸时的缓急。因此我放弃了我的墨晶金丝眼镜了。

廿八日下午，要下船了。关会计很客气地来送行。

我把行李安置好了后，走出甲板上面来看时，轮船已经蠕动了，我朝着广州方面，暗默地叫了一声：

“祖国！别了！学不成名死不还！我不知道今后要在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啦！”

我当时的心情真有些像初出征的军人一样，异常的悲壮。但同时也起了很多廉价的感伤。至于我的精神是十分痛快的。只恨缺少一个情人来为我挥泪了。

“你看那码头上不是有许多姑娘么？假如她们中之一个是我的情人或妻时，我当如何的伤感啊！”

轮船早出了鲤儿门，那些黛色的海岛，愈望愈远了。巨轮般的太阳，渐渐地趋近西方的天脚下（地平线）。低头看了一会下面的深蓝色的海水。几匹白鸥在上空翱翔。船躯开始播荡了。

“明天一过汕头，我便和我的父亲一刻一刻地隔远了！”

三等的仆欧走来叫我们，他是广东宝安人。

“快到下面去！吃晚餐了！”

六

船泊上海时，许多朋友都上岸去玩。我非常的胆小，并且身边没有上海通用的银钱了。所以只在码头附近，站在百老汇路的铺道上，望了一望，便回船上来。

他们上岸去顽（玩）的大部分是有朋友亲戚可访，一小部分是去听大戏的。在三等的餐室里，从前是二三十个人相聚着吃饭，异常热闹。但在碇泊上海时，只剩三五个人在船上，我便感着一种寂寞，同时也觉得上海的天气已经有秋意了，而自己的身边穿着盛夏的服装，——学生装。那些上岸去的朋友们不都是穿上了秋季的反领西装么？我除在双门底詹同文照相时，借穿过友人的反领西装外，从没有结过领带的经验。

那些医生喝够了萄葡酒，吃饱了大餐，便向法国船长宣告，到横滨时，如果不发现虎列拉的病人，就可以自由上岸了！

迁入市外的目白后，和一位同乡姓袁的同住在一家广东料理店的楼上。在这里吃纯粹的中国菜饭了。其实是至不卫生，但在那时代我尚吃不惯日本菜，觉得至平常的肉丝炒白菜也非常适口，按生理上说，恐怕是我们初从中国来，体质上仍保持着老习惯，需要充分的脂肪分和盐分吧。

第二天一早，陈虞光领袖来说，他们已经为我们交涉定了，由神田的三崎馆和圣天馆两家下宿容纳我们。

看着同舱室的朋友对着镜结领带，穿西装，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羡慕，我不禁回想起广益学堂的校长汲牧师来了。

的确下宿的饭真是难吃。有时叫厨房加二个炒蛋，便要一角钱，并且还混了许多美利坚粉进去。美利坚粉者，灰面也，吃进口里不似炒鸡蛋，但也不似咸蛋糕。我想这真是糟糕！

火车在新桥站停住了。我们都下了车。最初领袖们想把我们安顿在北神保町青年会去。问了一问青年会的代表，没有这多的空房间了。无可奈何，我们只在候车室等候领袖们为我们找旅舍。领袖们和青年会代表商量的结果，决定送我们到神田区各家下宿屋去住。不过当天来不及了，只好在新桥站附近住一夜的旅馆。每人只需一元五角，但我还觉得太贵了。旅馆名叫石坂屋。这是我初在日本睡觉的旅馆。应该纪念纪念。

松岛是一个朋友推荐的，教授法十分平常。因为可以和他作笔谈，他反向我询问了许多关于政治方面的事，多半是问中国的某政治家如何，某军人如何。我也随便地回他几句，结果，我做了每月倒贴五元薪水的政治顾问了，我想，他真是岂有此理，有一天，他忽然写了一行字：“我以为袁世凯较孙文更伟，君意如何？”他就是这样地有书不教，每天只是胡说霸（八）道。不满三星期，我便送了他一张五元的钞票，叫他滚蛋了。

望望车外，大部分是用铅皮盖屋顶小房屋，再过一会，便是东一所西一所的高低不一的木造房子。火车似乎是在乡间驰走了。左侧右面有矮山有田园有小木屋，有神社，风景十分幽雅。但是看不出一点伟大的东西来。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五十年了，他们的建设，只是如是如是么？

最初我以为每月十四元，连房租包食伙，总不算贵了，但同住的老留学生姓陈的告诉我，他在三崎町二丁目找着了一家下宿，名叫富山馆，四叠半的房子包伙食只需十一元。房子虽然不比圣天馆的好，但环境清静，住客也不多，并且多是日本学生，所以也比圣天馆干净。

我非常拙于交际，也不善词令。每当老留学生，或为小同乡，或为间接的朋友，走来看我们时，我总不愿意开怀地和他们恳谈，第一是因为怕那些进了正式学校的学生看不起我这个新米。（与“新参”同音即新角色的意思。例如初进营的新兵，和初进学校的低年级生，都给“老参者”——老兵或老学生——当傻瓜。）第二在他们中也有态度傲慢，神气十足，说起话来又多混用日本话的，看见听见都讨人厌。但从另一方面说前者是由于自己的神经过敏，而后者则由于直觉力太强。特别是因为直觉力太强，所以常常毫不容情地指摘人家所隐讳的或不爽直的事实。结果，我唯有落落寡合，只有蔡君脾气与我相似，比较合得来。

我进了圣天馆下宿第二天，即九日六日，就在附近的一桥通高等日语学校报了名。从九月七日便上课了，只是上午二小时，每月缴纳束修日金三圆。另外向学校买讲义两册，共去日金一圆。最初一课是什么呢？最初一课是：

请看吧！（Goramnasai）

请听吧！（Okikinasai）

请读吧！（Oyoninasai）

……………………………………

我此时觉得治装费仅港币一百元，实在太少了。自己身上只存日金二十元，假如今后的官费不可靠时，我不是要流落在日本么？于是我又觉此行实在太冒险了。

我当下问了那个陈领袖。但大家谈论的结果是，日本虽然穷，但他们有海军，陆军，和努力研究的学者，所以比我们强！

我当下这样想。但法国的船长，——胖得像一只大啤酒桶的船长，竟在二等餐室中招待他们吃大餐，对日本小鬼尽情的巴结。

我坐在车中，暗暗地唱起“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的歌儿来了。

我在那时候，总存着一种偏见，即是觉得日本的人物及事业尽都是小小巧巧的，虽然精致，但值不得我的崇拜。

我和几个朋友是被分配到今川小路的圣天馆。日本住室的大小以叠数计算，叠是一种土席，每张宽约二尺，长约四尺余，面积有一定的。普通个人的寝室最大的是八叠，其次六叠，其次四叠半，又其次三叠，我在这里不惮烦地说明日本住室之大小，是因为它可以表示居住者之穷富。譬如有人问你，你租的房子是几叠的？你如说，是八叠。那么，他们就要说你是阔气了。若你说是三叠，他们便会看不起你了。普通学生在公寓里住六叠和四叠半的。圣天馆大部分是六叠和四叠半。有些朋友喜欢宽点的住室，则住六叠的。我因为行李简单，也想省费，便住了四叠半的。六叠的，每月连伙食十六元。四叠半的，则十四元半。只差一元半的数目，所以蔡君劝我住六叠的。但这时候光线好的六叠室已经全给人家占去了。我仍然住了四叠半室，在三楼上，正当扶梯口，我喜欢它光线充足。不过同乡的老留学生走来看见我的，住室的位置，谓为不妥。因为若遇着有白撞进来，必先偷我房间里的东西。我说，有二楼做第一防线，不要紧。

我们里面有些是穿学生服的，有些是穿反领西装的，服装并非不好，但款式和日本人的不同，似乎是狭窄了一点，把各人的身体捆得紧紧的，不甚大方。由日本人的眼睛看来，当然会表示惊异。在我们走过去的地方，都有日本人立住足看。但我们还是很得意地大踏步，不睬那些东洋鬼。

我们购买二等车票。二等车不比三等车混杂。问了一下车价，只二三角钱。我想这真便宜。二等车里的座席是敷着绿色天鹅绒的梭化，不单好看，坐下去也非常的舒适。

我们到了神户。因为我们所乘的不是日本船，港医处有些故意地严行检验。他不许我们上岸，理由，是上海发生了虎列拉流行病，这种病有七天的潜伏期。从离上海之日起计，现在还没满七天所以难保无病人在这船里面。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医生们，又在船内大加消毒，洒了不少的石灰水。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三等舱，骚扰得很厉害。我视为天堂的，而他们竟当它毒菌培养室。嗟乎！

我不单不喜欢席地而坐，也不喜欢席地而睡。但买不起铁床，只好忍耐。特别是每天晨要把被褥摺叠好，搁在“押入”（壁橱）里，到了晚上又重新搬出来铺，在“叠”上睡觉。这是何等的麻烦啊。所以我买了四枚小钉子，四条绳子，像张搭天幕般地，把老远从广州带来的棉纱罗帐挂起来，也把毡褥铺好，俨然像一张床铺一样。每天早上，下女来扫除时，她替我收拾好，堆进“押入”里去，免得妨碍了她的扫除的工作。但是等她走了后，我仍然又把帐子挂起，毡褥铺好。即是白天，我也睡在里面看书或睡觉。后来，我阻着下女，不许她收拾我的中国式床铺了。及今想来，真是一个丑态。给下女一宣传出去后，有许多下女都走来看，看了就哈哈大笑。我问我同住的老留学陈君，她们笑什么，陈君说，她们笑我的床铺像一个神坛呢。后来接受了几位老同乡的忠告，才把我的“神坛”撤销了。

想着自己的资格既如此，但自己的学力又如彼，也常感着一种矛盾的痛苦。但是在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应如何努力，应进什么学校。到后来，我知道我之不努力，一半是由于自己之不振作，一半是缺乏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若不早日改变一下环境，那只有堕落之一途了。

总之，有了官费，稍稍从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我的精神便有些弛缓了，失掉了向上进取的能力。有时略一反省也知道不该不努力用功。但在另一方面，又自宽自慰地对自己说：

当时对于日本的批评，确是我的皮毛之见，即刚入日本的国门，对日本便下了这样的肤浅的批评，真是太荒谬了。

在高等日语学校上了约一个月的课，一点没有进步。不单不会说半句日本话，并且也还不会念中学程度的科学书，陈君劝我请一个日本人到下宿里来单人教授。或许比较有进步，因为可以和他习习会话。我听从了他的话便请了一个姓松岛的日本人来教日文，每天下午由二时至四时，教二小时的课月奉束修日金五元。这位松岛先生是专门任单人教授，教中国新留学生习日本文的。每天一早从八点起，至晚上十时止，他常奔走于神田各下宿之间。

在同文书院，我进初年级。第一学期，专习日文。有三个教员来教我们。第一个是教务长，文学士十时弥，是最无用而又最狡猾的先生，把中国留学生当做玩具，给他消消遣而已。我的直觉力比较锐敏，对于他的说话自然也有过度曲解的地方吧，总之我非常讨厌他。其次是一个姓柴田的，据说他是北京住过几年，会说中国话。但他的态度仍然不真挚，只有胡子像高警学堂的大胁先生的那样长，和教授法比较明瞭一点而已。他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就叫人看见生气。所以我也讨厌他。第三是姓鸟海的，这位先生态度非常真挚，也会选些名人逸话给我们读。他除在我们级里担六小时的功课外，还在教务处当头等杂役一类的书记，每遇见十时弥，便不住地鞠躬。但听说，学校只给他每月十二元的薪水。他对于纪律非常严格。而我自到日本来后，更变成为一匹无缰之马了。到后来，我和这位鸟海先生冲突起来了。他走下坛来拉我的手，要我滚出教室外去。我当然和他抵抗。到后来，我便无课可上了，白白地送了一学期的学费。我只闷坐在广东小料理店的楼上，天天翻看汉译日本文典。

回到下宿来时，便高声朗诵起来，也不怕笑坏下女们的肚皮。第二课的内容是：“姐儿请给我茶，姐儿请给我开水，姐儿请给我饭……”等的日常用语。还有一册讲义是文法，论拼音以至动词的语根变化。什么四段，上二段，下二段，上一段，下一段等等，一场糊涂，弄不清爽，我想日文比英文还要难呢。于是我恨日本的动词，何以不一律规定为四段变化，岂不容易些么？日本话的发音虽然比英文容易，但是每一句话，音数拖得很长，听去只是Kiriko Siriso一类的音响，莫明其妙。想跟着说一番，但总是念不下去，过了一个多星期，虽学了一二句简单的会话，但向着商店的店员或下宿的下女说时，他们总要发笑，真是笑得又愧又恼。于是我常常悲观着想：

嗣后，还跟他们到吉原和浅草十二阶下去游览。（前者是公娼所在地，而后者是私娼群集的地方。）虽幸未堕落下去，但也常常感着不小的诱惑。

同住富山馆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三个人，除我和陈君之外还有一个日本大学专门部的学生，也是姓张的。他们是老留学生，喜欢在咖啡馆出入，尤其是姓陈的，在神乐坂某咖啡店看中了一个女招待，常常去进攻。我也跟着他去过几次，因为不会说话，只是陪着他们喝闷啤酒而已，那是在民国元年十月中旬，我最初晓得有所谓咖啡店就是在这时候。

同乡有一二位先进劝我，要进正式学校不该单习日语。若同时习一般科学，则日本文进步更速。因为各科都是用日文讲授。他们劝我若不入成城学校，便进目白的同文书院吧。我当时若进了比较严格一点的成城学校，那末在大学预科的时代，也不至于那样吃苦吧。但是，我一半是因为怕住堂太束缚，一半是因为同文书院的学费省一点，我就决意迁入目白，进同文书院了。当时我是何等的因陋就简啊。每月省出十元八元来做什么呢？寄家帮助父亲么？不是的？拿来看电影和吃中国料理而已。

原来同文书院是中日两国人士捐资建筑的。听说中国政府也帮了很大的款项，目的是专教育中国留学生。但是我进去那年，日本人——东亚同文会，却拿这个校舍来办中学了，名目白中学，专收容日本人，而将纯中国人的同文书院附属于目白中学。这是十时弥不甚重视同文书院的最大理由。

卅一早黎明，法国邮船又在上海起锚了。这趟才真正是离开故国，渡黄海，渡日本海到三岛去啊！那天晚上，风浪非常险恶。同伴中，十之八九都晕船了。因为船客个个都吐呕得厉害，舱里就臭得像一口大粪缸了。大众都到甲板上来睡觉。在“冲积期化石”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时候的情况，我也不再重复地写了。总之，我是初次经验十多天的海上生活，当时觉得有无穷的趣味。法国邮船三等舱的西餐，虽不算怎样好，但比霞飞路一带的俄国大菜却好得多了。我想能够长期吃这样的大餐过去，就永远不到日本去也算了。一句话，我当时的感情是像一个茶房，陡然升任为厅长般的那样愉快了。

到日本人的眼镜店里去看过来，金丝眼镜的价钱真贵得吓人。陈君看见我想戴眼镜，便对我说，日本学生多戴铁丝眼镜，到劝工场去买一副铁丝眼镜好了，并问我以什么理由要戴眼镜。我当时真惭愧得回答不出话来，唯有说防风防尘埃而已。但我终于买了一副铁丝眼镜，价值一元多。青年人的见解真幼稚，以为戴了眼镜，会增加美观，其实只有增加丑态而已。说我的眼睛近视么？我直到进大学时的目力测验仍然是二十二分之二十二。

八月一日的风浪比昨夜更加凶暴了。有些胃弱的先生们，躺在甲板上，真像是死人一样了。叫了船医来，他们还要问是不是因为少吃了两顿西餐，便病倒了，他们真的把医生逗笑了。

但是我看那些日本医生，脸色非常苍黑，牙粪也没有刷干净，都抬起双肩，装模作样地左一扭右一扭走上来，作威作福。我想，他们也有医生的资格来这船上执行卫生事宜么？

但是坐在火车中，所望见的日本的一切，只有使我失望。我想，我国现在革命成功了，当局如能开诚布公，极力去改革建设，那还怕赶不上日本么？我当时对于广东的新政府是十分信仰，希望胡汉民和陈炯明能和衷共济，希望他们彻底改革而从事新的建设。因为民元的广东当局，确是有精神，有诚意，比之现在，真是有霄壤之别！现在的政府比清末的还不如哟！

九月四日早九点，我们到了横滨。留日中国青年会派了代表来招呼我们登岸。好奇心逼得我很焦急地想快些上去，观光观光这个新进国是怎样的景象。但是，税关上的人把我们留住了。等大家的行李检查完了时，已经十一点多钟了。我们像羊群一样，给青年会的代表领导着，走到火车站来。站名樱木町。

“等我留日十年学成回去时，中国早比日本进步，早比日本富强了吧。我当按照在教育司茶话会时所填写的服务契约为本省服务啊！”

“日本的外表也不过如是如是，还赶不上我们。他们有什么强处呢？”

“我是从有长江大河的大中华来的人物啊！”

“我和日本无缘了。留学不成功了。纵有官费可领，但在日本不单腥鱼和臭萝菔难得下咽，日文日语也难得入脑。算了吧！赋归去来兮吧！……”

“慢慢来吧。还早呢。在省城二三年，物质上太受苦了。休息一年半年，透透气吧。”

“到了日本领了官费，我也得制一套西装来穿穿啊！”

“你是革命政府新派遣来日本留学的官费生！”

“你们还是把牙粪刷干净了后再来说话吧！”

“他们结领带的工夫真巧妙极了。他们穿起西装来比老汲还漂亮。”

我厌倦了同文书院，也厌倦了目白，同时也厌倦了脂肪分过多的中国餐了。大概是多吃了日本水和日本米，体质上起了变化，对于脂肪分和盐分之要求逐渐减低了。

同文书院是怎样的性质呢？它是一个规定二年毕业的（中学三年级程度）速成中学。我因为不愿留在初年级，便要求插入在次年暑期即可毕业的二年级。他们日本人是不管我们有没有程度，只要缴得出学费，便批准了，所以在民国二年春我便跨进了同文书院的二年级，并且是习第二学期的功课。二年级有些什么科目呢？日文，英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我又花了一笔大款，买了这些科目的中等教科书，听讲了两星期，似乎也还赶得上。因为虽然不甚了了，但是会通读那些教科书了。

我插班的最大理由是，想在暑期毕业后去报考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同文书院的先生们虽允许我们用中文作答案。但是投考那些高等学校是必须用日文作答的。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只会读而不能写啊！

不过自己有时亦有些得意忘形起来，自己佩服自己到日本来，尚不满五个月，居然会念中等教科书了。自己也定了《东京朝日新闻》来读了。但除标题以外，内容仍然不甚了了，把报纸摆在书桌上，只是骗骗下女而已。

民国二年二月初旬我又从目白搬出市内来了，住在今川小路的千代田馆。千代田馆正在圣天馆的后面，蔡君还住在那家下宿里。他的性质比我沉着，自到日本以来，没有搬过家，而我已经转寓了四五次了。我每天都搭院线电车（院线者铁道院所属之铁路，和东京市办的有别。）到市外目白去上课，也学了日本学生的习惯，带辨当盒到学校去吃冷饭了。

关于这些琐事，本无记述的必要。但因为每天要搭院线电车往返，激动了我许多的情绪，也增加了我许多的知识，特别是对于日本女性发生了兴趣。我由水道桥坐车至代代木或新宿换车，再赴目白，沿途看见有不少的日本女学生上上落落。有时挤拥的时候，常触着她们的肩部和膝部。发香和粉香真是中人欲醉。不过有时也会有一阵硫化亚摩尼亚的萝菔臭冲了过来，大杀风景。但在下半天归途的车中，可以享受这种少女所特有的香气。有时乘电车的振动，故意扑身前去，准备给她叱一声也愿意。然而她的回答竟是嫣然的一笑。啊！像在这样的场面之下，如何得了哟！她们在车中交互地低声细语，也只有以旧式语“莺声燕语”来形容它了。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也是在这时候才实地的领略。我在广州住了二三年就不曾看见过有女学生。但在日本，只在这一段的高架电车中，那些美人的女学生已经像“过江名士”了。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则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这点恰恰和中国的女子相反。中国女子的态度举动则过于奔放自然，太无拘束，结果失掉了女性所必具的“淑”的条件，而对于身体则加以束缚，如束胸禁止其自然的发展等是。）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

高架电车所经过之地，真是风景宜人，耐人鉴赏。特别是在四谷驿，穿过隧道以后，不论是晴天雨天，春夏秋冬，应各种时节，有各种不同的景色。

其次在车中也常看见种种的有趣的社会现象。有的会叫人苦笑，有的会令人哭笑不得，有的又会使人流泪。社会现象似乎比广州复杂。广州是何等单调的、杀风景的城市啊！

对于日本的女性，日本的风景，日本的都市社会现象，我觉得纵令无诗才加以吟咏，也应当用散文加以描写。于是我决意写我的笔记了。这是我的“篷岛×年”的起源。后来以其中的一部分改名为“艺术的泉源”。虽有一小部分采入我的初期的小说中了，但大部分则已散失。

日本少女虽然可爱，但日本的男子则非常鄙俗。除极小的一部分外，中年以上的男子尽是拜金的“町人”，而青年以下的男儿则尽是未孵化的帝国主义者。日本的老妇人如何呢？她们结算下宿费时，一分一厘都不苟且，算盘工夫非常的熟达，她们尽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内助。但在日本人的全体中，也有一种共通性，即皆为工作而拚命。夜学校和日曜日学校之林立，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不单努力工作，同时也非常好学！

坐在电车里我在一方面想效法日本学生之勤勉，取出教本或笔记来读，但又悲叹我书包内容的贫弱，终于未果。在另一方面，我又想向那些小燕儿般的女学生追求恋爱，但又因不能流畅地说日本话，也未便进行。听说同伴来日本的，也有几个居然姘识了日本女学生了，双飞双宿。那是何等令人羡慕啊！我当时便起了一个疑问，即：

“生理上起了变化，岁数又满了二十周年的青年男女是否应当使他有条件地获得性的满足？”

我的答案是不应当！因为青年在这时代正是努力于造成学问和锻炼身心的时代。但是在当时的我何以竟那样的矛盾！我在那时候的思想，真是可以说渐趋堕落，同时看见报纸上载有许多日本青年因求学不遂而自杀的，也曾暗暗地惭愧。

天气渐热了，我又和蔡君在高田村鹑山，租了一所四叠半和六叠半的小房子。即是不住下宿，改住贷家了。从这个地方到同文书院去上课，也不甚远。我在这村间的旷场上，每天下课回来，便学驶脚车以疲劳我的身体，免得发生许多妄想和欲念。

六月间我试去投考过第一高等的特别预科，以图侥幸的一中。日本不比中国，成绩的检查（体格在内）比较严格，我当然失败了。恰好在这时候，第二次革命勃发了，但和我之应考第一高等一样失败了。陈炯明给龙济光赶下台了。龙济光之所以能取胜，不外是有“袁头”的津贴。故我敢说，民国成立后的贪污之风，是袁世凯酿成的。直到现在，日益加长。所谓革命精神早消磨净尽了。袁世凯为个人的独裁而敢行其收买的贪污手段，遂致上行下效，风靡全国，至今日而益不堪收拾。故以袁世凯为民国之罪人，为独夫，决非过苛之论。但袁世凯今也成为古人了。今人对之，感慨将如何？

蔡君说要回国去参加第二次革命，因为他是陆军小学的毕业生。他说，我们千辛万苦（蔡君在广东光复时，当过炸弹队。）造成的中华民国，怎可容“袁头”瞎闹。袁世凯懂得什么？只知道用金钱收买政策。蔡君并没有预料着这个金钱政策，正是在中国最有效的政策。

蔡君走后，我们便解散了贷家。我也想利用暑假回家去看看父亲和老祖母，可怜我在那时，每月官费用得精光，还亏空了许多。幸喜友人的担保，在经理处多预支一个月的官费，才回到家里来。即在七月初旬，我的官费已经预支到八月了。并且听说最后几月广东并无款汇来，接着又听见陈炯明和钟荣光的出奔，我当时便自觉着我们的官费一定有被取消的一天了。

“一年来太不努力了！和自己同榜的，不是半数以上考进了一高和高工么？”

自己常暗自惭愧，很想不再回东京去了。在家中住了一个多月，觉得自己是一个最不中用的人。在省城念书时，是一个成绩最优的学生，但到日本去，便落伍了。听着父亲催促我动身，我心里更加痛苦。父亲到底是有经验的人，他说：领着官费不读书，是不对的。第二，没有考进正式学校，更应当早回日本去努力预备。我说，早稻田或明治的专门部只消三年就可毕业，也比较容易进去，进学是无问题的。父亲也希望我能早日出来社会服务，所以给我骗了。我当时也因有官费可领，竟有那样不长进的求学思想。

十月中旬，又回到日本来了。到经理处去一问，仍旧有官费可领，真是喜出望外，我在途中，只担心着官费会被革掉呢。

渐次和梅县的先进——进官立学校的——认识了。他们问我志望进那一家学校？我说早稻田或明治的专门部。他们又问，我想这样快毕业回去做什么？我说想做法官或县长。引得他们都笑了。他们对我说，我岁数那样小，并且有官费可利用，应当好好的用功，再考第一高等，进帝国大学。我想，帝国大学？那不容易吧！对于这个日本的最高学府，我真有些望洋兴叹，半点进取的勇气也没有。

章士钊的“老虎”在东京出现的那年春，三月，我投考大塚的高等师范学校，但结果仍是失败了。只拿一二本普通科表解来暗记，而不彻底地进学校补习科学，欲考上日本的官立学校，那比中彩票还要艰难。我也是因为有早稻田、明治等私立学校可进，对于科学的准备，便麻胡（马虎）了。这是在我的求学史上最大的失败，也是最大的羞耻！

春假又过了。我以同文书院毕业的资格，欲进早稻田的预科。因为我决意进五年的大学部（二年为预科），不再想进三年的专门部了。这是由于友人的责难，说我年纪轻轻，便贪图简便，太堕落了。但是经理处回信来说，早稻田的招生期已经截止了。我只好到“明治”去报名。“明治”对中国学生更麻胡（马虎），五元的钞票交了去，便换得了一张听讲证，只填了一张姓名籍贯表，便算手续完了。这时候，我住在代代木，距“明治大学”太远了。不得已，再搬出神田来住。

明治大学的预科生有千人以上吧。在一间大礼堂里上课。坐在后面听不见教授在说些什么，只看见他在黑板上写一二个英国字，而双唇则不住地在伸缩张动。我想，像这样，那里像是上课，只是看“无言剧”吧了。有教本的如英文等科目还可以自修。要笔记的科目，那真要我的老命了。上了一星期的课，又灰心了。

“丢了五块算了。还是再进预备学校补习，准备考官立学校吧。在私立大学上课，是摸不出一点头绪来的。”

我正在发誓，痛改前非，往后要努力考官立学校。但已经迟了！革除官费的恶耗已经传到东京来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像要下雨，天色阴昙。住在经理处的友人钟君，穿着日本服，走来了。一看见我们，便低声地说：

“公事到了哟！”

“什么公事？”

蔡君，他因第二次革命失败，又回来东京了，反问钟君。

“你们的官费都停止了。只发七十元的川资返国。”

最后，钟君还说，龙济光政府，因为是发现了那些有功民国的学生一面领官费，又一面回香港去捣他们的乱，所以决意革除前年所派的留学生的官费了。有些人是归咎经理员，谓他不该不为学生力争。蔡君表示满不在乎。他说，他可以自费，或回国去升进陆军中学。然而，我当取什么态度呢？

这个消息不单对我目前的生活加以极大的打击。对于今后求学的前途，也给了一个致命伤，我当时的情状，只能以欲哭无泪来形容了。

“暑期有几家官费学校可考，你等到考了那些官费学校再定行止吧。”

有朋友这样来劝我。我虽然想。但距考期只有两个多月，而我尚没有半点准备，普通科学基础一点也没有。纵会去投考，还不是失败么？我只频频地叹气。

一般绝望了的人，只好在绝望中再求出路。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决意一面写信报告父亲，一面以所发的七十元来维持二三个月的生活，努力补习普通科学。我决意济河焚舟了。

这时候，我在神田住贷间，用费较大。我再不能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我另外找了一家小贷间，住三叠室，点五烛电灯了。每月连伙食只需十二元，加上学费零用等项，每月不超二十元了。同时想及一年余来的浪费，又后悔，又心痛。

我在上午补习理化，下午补习数学，夜间补习日本文。上了一个月课，我觉得日本文进步，最好练习笔记（日文叫“书取”）。我知道考官立学校以日文为最重要。于是把上午的理化放弃了，而加习“书取”。过了第二个月，自己知道日本文的进步颇速。

上午由十点上课至十二点，下午由一点上课到五点，夜间又由八点上课至十点，其余的时间便伏在三叠室中自修。每夜没有在十二点以前睡过。

恰恰是考高等工业的前星期，我右脑后的颈项上，生了一个大疽。朋友来看我的都说是用功过度，虚火上攻的结果。可怜我在那时候一点卫生及医学知识也没有，连拌疮膏还是房主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告诉我的。她看见我那样刻苦求学，似乎表示十分的同情。

考高等工业算保持住了最后一天的受考权。（因高工的入学考试，是每天削除人数的。）但因图画和日本文考坏了，又归失败了。

考后的三天，接到高工寄来的一封信。女主人很高兴地送信上来给我。她一看见我，便为我道喜。她说：

“你这样用功的人，一定考得上的！”

她表示为我十分的欢慰，当时她尽笑着看我，我也不转瞬地望她。我们当时都感着一种神秘吧。但我一因她并不是怎样漂亮，而态度也不很高雅，二因她是有夫之妇，三因我在那时全无勇气。所以对她无一点积极的表示。不然，恐怕堕落下去了呢。过后，我才知道她是在恋爱着我呢。倒霉！倒霉！

“否，一定落第了。若是及了第，学校是用明片通知的。”

“不会吧。”

她还笑着尽立在我的桌旁不走，似乎不相信我的话，只当我是不好意思。

“真的。”

我一面说，一面开信封，信的内容大意是我这次考试成绩甚佳，惜投考人数太多，按成绩顺序录取，超出了规定名额，不便录取了。并劝我不要灰心，当更奋发，以待第二次的机会。

“张样。像你这样勤勉的人，真是对不住你啊。”

她的脸上笑痕也立即消失了，只频频地为我叹息。

考高等工业失败后，我再无心上课补习了。我知道，我的失败不是因为预备科学不够，而是精神太紧张，一进场，胸部便会起悸动的结果。于是我再由神田搬回代代木和一位堂兄同住了。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等候投考第一高等，作背城的借一。如再失败，唯有回广益学校去当小学教员了。这是父亲的意思。父亲恐怕我因官费之取消及考学校之失败而悲观，由悲观而自杀，故常来信安慰我，也劝导我说：“功名是身外之物，还是身子要紧。”在平时，我或忽视了这句话。但在目前，前无出路后无倚靠的困难当中，我因神经衰弱，终于流泪了。父亲说，第一高等考试又失败时，立即回来，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高警补习，要了一张毕业文凭出来后再说。二是回广益学校教书，他已商得了汲牧师的同意。这真是“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我很想要求父亲为我勉筹半年的用费，每月寄我二十元，我明春一定考进高等师范给他看。但我一想到父亲的劳苦和家计的状况，我又不忍启口了。

但是到了七月中旬，我考上了第一高等了。

写到这里，已经满了预定的字数，而我也变成了一个尚未孵化的日本帝国大学生，我的自叙传就此作一结束吧。往后的“我的生涯”之一部，当在“彗星的行踪”里面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