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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29日，由贵商总会、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主办的“天下贵州人名家大讲堂”在贵阳博央艺术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活动邀请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作专题讲座，来自贵州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和有关高校的代表共300多人聆听讲座。 钱理群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著名学者。代表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等，共出版著述一百部，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讲座中，钱理群先生围绕“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的开发与研究”这一主题，以他编写的《贵州读本》《安顺城记》等图书为例，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历史进程的加速推进，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愈加凸显出来。贵州所蕴含的巨大文化财富是毋庸置疑的，在新时代下，贵州地方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亟待发现和开拓。本报整理了部分讲座内容，与读者共享。 钱理群：对贵州地方文化开发与研究的一些思考
贵州与北大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1960年，21岁的我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分配到贵州安顺，先后在安顺卫生学校、安顺师范学校任教18年；1978年考入北大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但始终与贵州保持密切联系。今年6月21日，我回到安顺，参加安顺市政府主持的安顺文化研究最新成果《安顺文库》首发式，同时也对我所参与的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作了一次全面回顾与总结。 一、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 安顺地方文化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被描写” 这是鲁迅所说的一个弱势地方、民族、文化与强势国家、民族、文化相遇时经常面对的尴尬：始终处于“被描写”、被遮蔽、被忽略曲解的地位。于是，就有了人们熟知、见惯不怪的压在贵州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即所谓“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长期以来，我们正是被这些偏见（包括“原始”“落后”“迷信”）压垮了，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我们的心也麻木了，“身在黔山中，不知黔山真面目”。 2.“自己描写自己” 2002年，我从北大退休，就回到贵州，和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集体编写《贵州读本》。正是在那时，我们集合贵州文化界第一次提出，要摆脱“被描写”的状态，“自己描写自己”，“黔人与黔友一起真诚、真实地研究和书写贵州文化”，重新“发现贵州”。2003年，戴明贤先生在他的《一个人的安顺》后记里，明确提出了“文化安顺”的概念；2005年，贵阳学者何光渝先生正式提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命题，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2012年，由贵州省文史馆主持，安顺社科联协办，由我、戴明贤、顾久、袁本良任主编，杜应国为总纂，聚合安顺、贵阳两地的本土作者——涵盖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六代地方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以全新的视野、观念和方法，编撰地方文化史志《安顺城记》，是一项地方文化研究的“集大成”的工程，也是一次“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修史”的尝试。《安顺城记》于2020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后历时八年。 3.走向全国 《安顺城记》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的关注。2021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共同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聚集了来自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记研究会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新锐研究者，与贵州学者一起，以《安顺城记》为机缘，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问题。这也意味着，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开始“走向全国”。 与会专家对《安顺城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意味着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已从“被描写”到“自己描写自己”，再到“居于全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地位”，令人欣慰，也极大地增强了贵州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 二、对地方文化研究的特质、意义与价值的再认识：“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 2002年，我与戴明贤、封孝伦一起编写《贵州读本》，开始了对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并提出了“认识脚下的土地”的命题。我们发现，在贵州乃至全国都有一种乡村往城市跑，城市往国外跑的“逃离”现象。在我们看来，一方面，这是人的权利，也是城镇化、现代化必然发生的过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却潜伏着一种思想、文化的危机：人们对于自己生长的土地的文化，越来越无知。精神家园的失落会让离去者走上心灵的不归路，而这样的国民精神的危机，也会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我们编写《贵州读本》的动因和基本思路也由此产生。正如本书的《前言》里写道：“期待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去关心贵州这块土地，去发现人生活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去和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的父老乡亲对话，共同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从中领悟人的生命的价值，并将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之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和生存之根：这就为自己的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而丰厚的底子”。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历史进程的加速推进，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向日趋明显，维护文化差异性、多元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贵州地方文化研究追求的三大目标：坚守文化的差异性、个别性、多元性；坚守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精神家园；坚守土地上长出来的历史、文化、生命的永恒性，正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 三、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再出发”的几点建议 在我看来，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再出发”最重要的，就是在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贵州学”，即所谓“黔学”。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与任务，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地方性文史资料的开发（收集与梳理）为突破口。 在北大研讨会上，许多专家都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留在官方文献中，也留在民间记载里：民间的谱牒、文书、契约、碑刻、账簿、信函、日记，都是鲜活的历史资料；分布在各地的遗址遗迹，父老口中的传说，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珍贵的材料，正在一天天消失”。这也是贵州地方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与重大挑战的突破口。 （二）要激励更多青年人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承。 创建“贵州学”，学术队伍的建设是根本，而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则是打基础的工作。我郑重建议，贵州的各大专院校的相关院系、学科，可以有计划地引导大学生、研究生作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可以开设相关课程，将其作为基本的学科建设。这对于学生自身的发展、院系和学校的发展、贵州的文化建设，都具有现实且长远的意义。 （三）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地方建设资源。 今天的乡村建设应该有双重任务，既要改变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又要发掘、发扬乡村文化中的“现代性资源”。这也是地方文化研究意义与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为现代乡村建设提供“内源性资源”。 乡村建设当然要以乡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作为追求目标，但如果局限于此，忽略乡村文化建设，就有可能发生乡村地方文化被消解的危险。我在观察许多地方的乡村旅游时，就有这样的担忧：如果只顾及其市场效应，把乡村自然风景作为“消费”对象，将“青山绿水”背后的文化空洞化，就会导致乡村经济发展了，乡村文化却消解、失落的后果。从这一角度看，地方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乡村建设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和目标。 在遵义正安县格村镇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和当地的教师合作，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乡村人文教育”，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正在当地推广。他们的目标是“打破现行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重新认识农村教育的价值，走城乡教育差异化之路”。他们因此提出了“立足乡土，敬爱自然，回归人本，走向未来”的全新的教育理念，自觉追求一个全新的教育境界：“唤醒乡土之情和生命传承的本性，让农村子弟有根基，有底蕴”。正如老师们所说，“乡土里的五谷蔬菜，节日节气，山川河流，民俗风情，家族祠堂，这都是极好的教学素材。孩子可以随时随处学习属于自己的文化。在祖先智慧和文化浸泡中成长的孩子，才会茁壮”。 田字格实验小学的教育改革在教育实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将地方性乡土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制，使普同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有效接轨，为教育的个性化打开一个空间”。同时，也给地方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将地方文化研究与乡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这也应该是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目前形势，后疫情时代带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大变局，将地方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凸显出来，使其成为时代前沿课题；而当下我国政府倡导的乡村振兴，又为地方文化研究、乡土文化建设、乡村教育、乡村旅游事业等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贵州应当立足多彩文化，抓住机遇，顺势而上，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万里燕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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