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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953年，台湾中央通讯社便发表了我被共产党'惨杀'的消息，台湾《中央日报》和香港一些报纸也转载了这一消息，不久，又看到台北市的忠烈祠内也增设了我的一个灵牌，并正式公布我'入祀忠烈祠'，我的前妻和老母、兄弟、姐姐及我在台湾与海外的亲友都信以为真。我在台北的儿子还逐月去领取抚恤金。现在突然看到报上不仅登出我被特赦的消息，还刊出了我的照片。我前妻一研究，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的，便写一封信请最高人民法院转给我，不过这封信转了好久才转到我手中。我在此之前，曾托过不少过去的熟人和在香港办报刊的朋友打听我前妻的消息，一直没有结果，现在突然接她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不过也带来了使我极为悲痛的噩耗，我最怀念的老母，因久久得不到我的音信，又看到台湾宣布我已被惨杀，便终日伤心，已于前两年在台北大哥家中病故。另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最小的女儿沈美娟已于1951年随其舅父及大姐由香港回到了湖南。大女和她们的舅舅已死去，小女现正在长沙念初中。我立即把这一忧一喜的消息告诉了同在红星劳动的小组同学，还跑到城内告诉了杜聿明等。杜建议我，应马上向领导我们学习和劳动的北京市委统战部和民政局的领导人去汇报，让他们安排我父女见面的问题。我按照他的建议去找了这两个单位的领导后，他们答复我，等到放暑假时，便通知长沙有关部门让我女儿到北京来见我，由民政局安排招待。  沈醉与女儿沈美娟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暑假很快便到了，我女儿来到了北京，父女离别十多年，彼此都不认识了。杜聿明告诉我一个办法，做一套衣服给女儿穿着下车，我便可以到车站迎接不会弄错。我便将过去一套花条子睡衣裤寄了去，我女儿果然穿着用睡衣改成的上衣，她一下火车，我便在月台上接到她了。 当我第二天领着女儿去见杜聿明时，他非常高兴，答应过一两天便和我们一同到公园去拍几张照片作纪念，并寄去香港让我前妻看看我们父女的合影。我女儿在学校中学习'毛选'时，读过毛主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她见到杜的时候便直率地对他说：'杜伯伯，你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他让你投降你不投降……'我一听到她这么冲口而出，便立即阻止她不要说下去，杜聿明反而哈哈大笑说：'这正是小孩子天真可爱的地方，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一点没有假。'说到这里，他便把脸对着我女儿说：'我过去的确是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可是现在我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隔了两天他借来了一架照相机，带我和女儿去北海公园和天安门照了不少照片。我把这些照片寄到香港后，我前妻又将其中几张寄给了在台湾的儿女们。他的这些照片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前妻还同意我的意见回到北京来，不过要等到秋末冬初才能成行。 快到我的前妻回来的时候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为我安排好﹣切旅行中的准备工作，并在北海公园来今雨轩为我设便宴送行。我拿到了去广州的卧铺车票后，便去和杜聿明等辞行。他忽然问我一句：'你接她回北京来，你考虑好，香港的天气与北京相差那么远，衣着准备得怎样？'我告诉他，已写信说明白，北京已进入冬季，要穿厚的羊毛衣和大衣等，相信她会带齐的。他停了一会便提醒我，香港可以买到御寒的衣服，但买不到棉鞋，广州也不会有卖，为了让她一下火车脚不着凉，最好带一双棉鞋去。我十分佩服他考虑问题的确比我周到。当我到广州等了十来天，我的前妻突然改变主意'暂时不能回来'。我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回到北京后，十分难受，在劳动时变得无精打采。杜聿明听到后，马上赶到红星公社和我长谈一个半小时。他再三开导我，决不能因为她没有如期回来，便消极下去，要分析她不能回的情况，应原谅她一定有难言之苦。他认为一是她对国内政策不够了解，产生了动摇；二是当前正遇上天灾人祸，生活上很多困难，外边谣言不少，所以有顾虑……他从各个方面给我仔细分析并用十分关切的口吻安慰了我一番。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人来关心和安慰，这种深情厚谊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2年初，我们在红星劳动的五个人，也和第一批一样被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又与杜聿明、宋希濂等在一起工作和学习了。  我一上班，杜聿明就告诉我，文史专员这一职称是十分光荣的，是周总理亲自决定，而且是由他下命令在全国政协增设这样一个专为安置我们这些人的机构。他说真没有料到，他在新社会能够弃武就文，干了一年，觉得还能胜任。在学习中，领导我们的文史副主委申伯纯，在向我们新去的专员介绍情况时，着重介绍了杜聿明在工作中极其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写出了一篇脍炙人口、博得各方好评和重视的《淮海战役始末》。他说，这是由国民党方面的最高统帅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深得各方面欢迎。他要我们向杜聿明学习。 1963年6月3日，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经日内瓦、苏联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曹夫人是在杜聿明被俘后全家逃往台湾的，当时台湾报纸的报道说杜聿明'生死不明'，后来又谣传杜聿明已被共产党杀害，要入祀忠烈祠。原来曹到台湾后，没有人管，子女入学都成问题，杜'入祀忠烈祠'后，子女才领到补助学费。曹秀清为了知道杜聿明的确实情况，便决定离开台湾去美国找大女儿杜致礼，这时女婿杨振宁已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国际上很有声望，所以1958年9月间她准备动身去美之前数日，蒋介石夫妇突然派车接她去见面。蒋夫妇对她很客气，蒋一再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为国争了光，希望她到美国后，凭着岳母关系，要争取杨为党国效劳，为建设台湾贡献力量。曹秀清表面上和他们敷衍了一下，便匆匆离台到达美国。 曹秀清到美国一年多便看到杜聿明写给杨振宁祝贺他获诺贝尔奖的信，不久又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杜聿明获得特赦的消息，她真是喜出望外，很快，他们就联系上了。杜便要求曹回到北京来和他共同欢度晚年，并将北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详细告诉了她。她回来后告诉我们说，许多人看到杜在信上说有寝室、会客室、厨房、卫生间等之后，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曹秀清住在杨振宁纽约长岛的别墅中，不仅有花园，还有游泳池、网球场等，比杜聿明谈的这些真有天壤之别。但曹秀清却表示：我们是患难夫妻，他能过的生活我也能过，何况在这种环境下正是需要她去照料他的时候，所以不用说杜争取她回去，就是不要她回去她也得回去。所以不论什么人劝阻，她还是坚决回来了。 曹秀清回来，不仅在精神上给了杜聿明以莫大的安慰，在生活上也给杜聿明以很大的满足。曹决定回国时，在美国的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都说解放后国内人民生活如何苦，想借此吓唬曹秀清，而杨振宁夫妇知道岳母的归心已定，便购买了许多家电用品让曹秀清带回，以改善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所以随同曹到达北京的一大批行李，杜聿明忙了几天才清理好。他很高兴让我们去参观，一部28英寸的大电视机，在当时算是很少有的了，还有一个200毫升的冰箱以及电动缝纫机和空调等一大堆。由于美国是101伏的电压而国内是220伏，杨振宁又买了一个变压器，政协的电工特意去给杜聿明换了大安培的电表。这样一来，杜聿明就忙开了，他一下班回去就摆弄这些东西，除此便是两夫妻玩蜜月桥牌。曹秀清很会料理家务，每天都要做几样杜聿明爱吃的菜，眼看杜聿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963年11月10日，周总理和陈老总以及张治中、傅作义和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特赦留京工作的一、二、三批全体人员及其家属，周总理对曹秀清不听信任何谣言，冲破层层阻力，排除一切困难绕道日内瓦、苏联回到北京，特别表示欢迎。当周总理当众称赞她的时候，她说：'这是我们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不用称赞。'周总理说：'这种美德，我们永远要称赞。'在吃饭的时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对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始末》均赞不绝口，陈副总理说，他对那篇资料看过几遍，很感兴趣，过去他只了解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对国民党方面的情况了解一些，但不全面，看了杜的资料，才完全了解国民党为什么要那样部署。他说这一战役的胜利，缩短了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进程，今天，这一罕见的历史上大战役，双方的最高统帅能在一起吃饭畅谈，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周总理走到我坐的那桌敬酒时，我刚一站起来，总理便拍了我肩膀一下，笑着向我说：'沈醉你害了我！'我大吃一惊，忙说：'我决没有敢再害总理之心。'总理又笑了一下才说：'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我花了一个整晚的时间，一口气把它看完，因我过去知道戴笠不少的情况，但联系不起来，你的材料就讲清楚了，我一看就放不下来，所以我说你害我少睡了觉。'我便接口说：'我以后写短一点，就不会再害总理睡不好了。'总理却很认真地说：'以后还要写，不论长短都如实地写，不要有顾虑。' 周总理又对所有去的人说，希望各位多写些历史资料来让后人看看，能受到启发，增加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你们就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了。 接着，总理宣布，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让大家去江南的苏、浙、皖、赣、湘、鄂等省去参观游览，下半年再去延安、西安、洛阳、郑州等地参观。总理并指示要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对这次参观作妥善安排。 第二天，我在文史办公室见到杜聿明的时候，他十分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说：'真想不到，我们写的东西，总理和副总理都那样有兴趣去看它，我们今后不但要多写还要写好，写得合乎总理的指示，最要紧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才对得起总理啊！' 1964年3月10日，杜聿明等在京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共约30余人，由政协派工作人员和医生护士等共40余人，浩浩荡荡从北京乘软卧赴南京，开始作江南之游。我们离开北京时，北海公园阴暗处的积雪尚未全消，而一觉醒来，已是春意葱茏满眼江南春色了。 11日上午到达南京，当时火车还得坐轮船过江，南京大桥的桥墩已露出水面。到车站迎接我们的江苏省政协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这是我国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二座长江上的大桥，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是苏联帮助建成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自已建造了。 第二天，是孙先生逝世39周年纪念日，我们都去谒陵。在拾级攀登时，大家都怀着疑虑的心情，因为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宣传机构大造谣言，说共产党把中山陵破坏无遗，连中山先生的遗体都被毁掉。可是当我们到达灵堂时，看到四周墙上过去国民党的党国要人的题词仍保存如故，寝宫内中山先生石棺上的卧式塑像仍完整如昔，没有动过的痕迹。灵堂外仍花团锦簇。杜聿明特到灵堂东侧的警卫室去和几位老年的警卫人员谈了一会儿，知道解放后，中山陵列为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还成立了'中山陵园保管委员会'，许多国民党旧军政人员的子弟成了该委员会的委员。 在南京几天的参观，除一些名胜古迹都去看过外，杜聿明最感兴趣的是参观南京汽车厂。他见到该厂生产的卡车，立刻走过去看了又看。该厂负责人知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杜聿明后，便说：'如有人愿驾驶，可以上去试试看！'杜听后接着说：'我去试试，我开了几十年外国汽车，还没有驾驶过中国制造的汽车。'说完他跳上驾驶台，熟练地将车发动，绕广场转了一圈稳稳当当地停下，轻巧地跨出来，连声称赞：'真没有想到，我们自己能生产出这样性能好的汽车来。'  接着我们去无锡、苏州等处游览了一番。这许多园林美景，比过去更整洁，只是游人比过去多得多了。我们都记得，当年能到这些地方游览的人很少，绝大多数人不得温饱，哪有闲情逸致来游园。 3月19日我们到达上海，住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前面就是有名的外滩公园。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忘记，这个公园过去是专供外国殖民统治者游逛的地方，门口挂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今天却成了人民的公园，所以杜聿明夫妇特意要我陪他们去那里走走，听我讲过去上海旧社会里的黑暗情况。因我抗日战争前在上海工作过六年，对上海黑社会的事知道得很多。我边说边对照今天，都有天翻地覆的感触。 3月27日我们由上海到杭州，浙江省政协为我们安排的日程，头一天就是游西湖。解放前因没有疏浚过，西湖湖床逐渐增高，湖水最浅处只有半公尺，解放后从1954年到1958年，组织了大规模的义务劳动，用人力和挖泥船配合施工，将西湖挖深到两公尺多。经过这次整治，西湖景色，更增妩媚。杜聿明知道我向我母亲学过写旧诗，一定要我写一首给他看，我只好写首七绝：'轻云如带绕峰腰，风送欢歌遍六桥，万顷碧波迎旭日，江山如画更多娇。' 我们在杭州游览了过去常常游览的名胜风景，最大的感触是这些地方比过去都整理得好，而且游人也比过去多了几倍甚至十几倍。杜聿明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生活改善了，才有条件出来游山玩水。 4月2日，我们又去游览了著名的风景区黄山，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戴戟专程由安庆赶来，在黄山宾馆设盛宴招待我们。大家对这位老朋友这种盛意隆情，都十分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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