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行（上）

旧江户城 平川门

到东京时，樱花季早已过去，皇居千鸟渊外巨大的樱树连残花也落尽了，纷披的枝叶深深下探到水面之上，阴阴的午后，时或有一两只游船经过，此外便是一片寂静。旁边的靖国神社、昭和馆游人不多，至于安置二战中死于海外战场的无名日本人遗骨的千鸟渊战没者墓苑就更冷清了，而不远处原由日本遗族会经营的九段会馆，现也已关门闭户。在这一片狭小的区域内，仿佛安顿着日本的国家记忆。

与战争有关的记忆自然是逃不脱的，这里仿佛已被永久地与日本近代的那一系列战争锁定在一起，时间在此停止。这些战争大多都与中国有关，然而中国与其说被视为一个对手和敌国，倒不如说是一个被处置、控制、剥削的客体。

相比起这些凝重的地方，游客们自然更多还是对皇居感兴趣。那天从霞关地铁站出来，向北望去，皇居南侧的樱田门外，正是日本的政治心脏：国会、内阁府、总务省、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都在两侧一字排开；虽然建筑有新有旧，但这种布局结构倒深合中国传统，明清的中央官署五府六部也都在都城正南方的城门之外。

在历史书上看了那么多次著名的暗杀事件“樱田门外之变”，看到真实的樱田门，可说颇为普通。黛瓦白墙，别无修饰，墙角栽种着几株松树，而木门也无人值守，游人都可随意出入。

皇居 樱田门

在“樱田门外之变”中树敌的水户和彦根两城，在事后曾长期结怨，直至110年之后的1970年才放下恩怨，结为友好城市。

当然，这类世仇更出名的是兵库县赤穗市与爱知县西尾市吉良町，因1701年的元禄赤穗事件，两地几为敌国。赤穗人据说人人都能背出忠臣藏四十七义士的名字，而吉良町则从来不许放映忠臣藏故事，偶尔有西尾市政府观光课的人去赤穗参观其“义士祭”，还遭到当地老人呵斥：“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怎么有脸来这里”。

明治初年戊辰战争中长州藩摧毁会津若松城，也结下深恨，前年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曾说，福岛县的女性从小就被教导，绝对不能嫁给山口县的男人。1986年，当山口县萩市有人提出双方和解，说：“再怎么说 120年也过了……”但会津若松市方面的回答是：“另一个120年还没过完。”

在中国似乎没有这种因政治事件两地结仇的事，累世结仇或不通婚多是在家族之间（如岳秦两姓、或闽台的郑施两姓），大概也是因为中国大一统格局之下，不像日本经历封藩自治时代而对本地（其实相当于一国）有极强的认同。

可以说，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朝鲜、韩国）对日本的“记仇”，是日本自己种下的苦果，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前自命为“天朝”的中国，原本是没有这种想法的（也许宋辽、宋金时期例外），因为“敌国”的记忆和仇恨，是基于承认对方与自己对等或更强的基础之上的。

虽然有些日本人抱怨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过于记仇，但他们既有类似的经历，其实本该更能理解这种心理才是。本身是山口县出生的安倍晋三首相，2007年访问会津若松时还说：“我不得不为先辈们对大家造成的伤害道歉。”那为何同样的致歉，在中日之间时就变得那么难说出口？

由于几次战争的影响，中国人对于日本始终怀有复杂的感受，只是这常常更多在情感层面，还是未能沉浸到深刻理解的程度。中国的日本研究，不必说大大不如日本的中国研究，甚至也不如美国的日本研究。时至今日，涌来的中国游客也多是怀着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以及某种消费的冲动——这里面似乎有某种“好奇、熟悉，但无法了解”的感受。

东京 三菱原

在皇居二重桥外开阔的广场上，来来往往多是在此留影的游客，其中不乏操着中国各地口音者。虽然除了铁桥、紧闭的大门和城墙外，普通的游人差不多什么也看不见。这一片场地旧时原是皇居外的马场，如今既未种植草皮，也不像国内那样用砖石重砌，而是保留着以往的那时砂石路面，以至于走了一程下来，皮鞋上全是尘土。

皇居原本是德川幕府将军的宅邸所改建而成，整体格局也并不像京都那样四四方方，连正门也不是开在正南方，而显然是为了防御起见开在东南方一个死角里。在二重桥对面，在一片矮松（松原つづく外苑）之外，是东京站一带（“三菱原”）的现代高楼，景致全然不同。

当然，现在看到的皇居，本身也可说是在战后“去禁宫化”的结果——逐渐把一个军事防御的堡垒一层层剥离，使得它至少有所开放。作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核心象征，明治时代以来的皇居自然处于各种象征符号和军事力量的护佑之中。现在二重桥外松原的角落里仍立着楠木正成的铜像（1891年建），作为日本尊皇思想、正统论和皇国史观的化身，“大楠公”可算是当时“修身教育”供奉的神。

不远处的东京站一带，在1890年岩崎弥之助购入之前，原是陆军兵舍、练兵场。皇居北面的北之丸，在明治后长期都是近卫师团营地（现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工艺馆原即近卫师团司令部）。

直至1946年，东京才开始整备皇居周围的绿地，近卫师团驻地被拆除；1963年，北之丸被整修为森林公园，最终变成了国民公园；1968年，皇居东御苑也面向公众开园。在此之前，皇居也已有限度开放，1954年1月2日，正因涌入大量民众去皇居参贺，才在二重桥发生推挤踩踏，造成16人死亡的“二重桥事件”。这次去，在坂下门外也看到一群穿戴整齐的日本人正说说笑笑排着队，按预约好的进入皇居参观。

然而不论如何，尽管已经像剥洋葱一样被剥离了一层又一层，皇居在一定程度上仍固守着一个不对外开放的核心，它仍是个Forbbiden City。只不过，和北京故宫那种高达12米的厚实夯土砖墙不同，皇居的防御似乎主要是靠城壕、夯土高坡和角楼天守阁，像樱田门的矮墙，大概一般武士用点劲也能翻过去。

1591年丰臣秀吉修筑的京都城墙御土居也仅高三米，可以轻易攀越；而日本封建时代的城堡虽为军事固守，但附属的城下町却大多是不设防的。其背后的那种精神状态，似乎并未到那么紧张的程度，而且即便是防御，主要也不是通过树立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不如说是通过迂回、遮挡和隔开距离的方式。

上野 东照宫

按涂尔干的观点，神是社会的自我神化，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它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那么可以说，天皇正是日本社会的象征，日本人对他的态度，与对神的态度相似。

在日本，人和神的关系，看来与中国大为不同。中国式的寺庙宫观，往往充满人间的世俗气息，要“香火旺盛”，虽然不免磕头祈祷，但人神之间近距离接触，有身份地位上的距离但无空间距离——有时连身份地位上的距离也没有，呵佛骂祖在所不顾；但在日本这里，人神之间却有相当大的距离感。

寺院的正殿平日经常关着（连札幌基督教会也这样，真可谓入乡随俗），神社的内部仅限神职人员出入，一般参拜者只是低头拍手默祷一下，止步于门外。像供奉德川家康的东照宫（在上野公园内），就算买了门票入内，也只能看到一个四面封闭的神殿，里面如何根本无从窥见。明治神宫也是一样，正殿不能入内，所有访客只能在大门口外参拜。进入不对人开放的圣所，无疑是被视为渎神的。

如果这些是空间上的距离，那么日语中极其复杂的敬语（据说常让初学日语者想哭）、人际中讲究“敬”和“礼”，可说是在社会关系上的体现。日本人的那种恭敬与倨傲，是一体之两面，因为他们潜意识中理解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都不是平等的。这使得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相处时，位卑者就算有意见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当面提出吧。

不仅如此，那里面似乎还隐含着某种“我尽自己之诚，但神如何处置不是我所能知道、理解和干预的”这层意思，甚至有时是不求回报的——相比起来，中国人向神祈祷像是在做交易，希望其灵验，甚至即刻得值。

在明治神宫的宝物殿及南北大道两边，满是各种礼品、清酒奉纳，甚至居然还有欧美人的葡萄酒奉纳。此前在札幌也注意到，当地留存下来的文化旧迹中，有不少都与天皇巡幸有关：除了清华亭之外，旧道厅正门口内就有“行幸纪念碑”，中岛公园内的丰平馆（1880年建成的西式旅馆）也是天皇下足处，大通公园内的圣恩碑则是1938年札幌市民建的石塔。

可以想见，在这种文化气氛下，直截了当地向最高统治者（更不要说神灵）质问其罪责，就算不被无礼、粗鲁、冒犯，也是会让彼此十分尴尬的一件事；而只能以一种暧昧、迂回、温婉的方式轻描淡写过去，其中有许多都不是凭言语所能说出的；但如果是上级对下级的错误，大概直接说就不成问题了。

也许正是这造成了现在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和邻国关系的纷争，因为这种日本式的做法，把对“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置于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之上，这样，“认罪”并不被视为对事实的承认，而难在认罪这一行为使得颜面无存。

日本人的一个倾向也许正是衍生于此，即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注重自我的内心感受，但却缺乏对别国人的移情能力，这或许也是因为它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造成的“日本中心主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