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鲁迅演讲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掉进“赤色窝”里的黄廷珦十分兴奋。窝里被称为老大的是内乡县城的王正朔，就读于北大史学系，学生领袖，穿一件有补丁的蓝布褂，一脸憨厚的微笑，他因组织北平进步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而第三次被捕，此时刚被营救出来；老三叫王冶秋，安徽人，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外乡人，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两年，曾笑对二百皮鞭外加三壶辣椒水，出狱后一边养伤，一边在鲁迅主持的未名社《莽原》期刊帮忙；最儒雅的是老五杨廷宾，南阳著名教育家杨鹤汀的二公子，是徐悲鸿任院长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高才生。这几位热血青年皆于1927年夏考入北京中法大学附属西山中学，先后加入共产党，因志同道合成为换帖兄弟。 1932年11月27日是个星期天，北平师范大学校门口贴出醒目海报：鲁迅下午在风雨操场讲演，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不到2点，北师大风雨操场里，人如潮水般不断涌进来，操场大门被挤破了，窗户玻璃也撞碎了。张明河、王正朔等十多人，紧紧地挽住彼此的胳膊，用身体护着黄廷珦，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流东冲西撞。 主持演讲会的北师大学生宣布改在外面的大操场听鲁迅演讲。黄廷珦他们随着人群争先恐后地跑到操场偏东的地方，正好见有二十来人前呼后拥，搀扶着鲁迅登上了一张大方桌。鲁迅刚一开口，掌声如雷，接着三四千人喧哗吵嚷的露天大操场一下子肃穆安静了。 黄廷珦曾读过鲁迅的《呐喊》《狂人日记》等著作，此刻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鲁迅。先生身材并非如他想象中那样高大。他身着一件深灰色的旧长衫，脚穿一双黑帆布胶底鞋；留着浓黑的胡髭，粗硬的头发似乎多日未加修剪，有些直竖；面容清瘦，但目光深邃如炬，霎时让黄廷珦联想起小说《彷徨》封面上的那幅速写肖像。 鲁迅没有丝毫名流学者的架子，态度朴实自然，演讲如谈家常，但内容深刻，饶有风趣，引得操场上数千听众不时哄笑。鲁迅为照顾在场听众都能听清楚，就在方桌上来回转动方向，吃力地大声讲着。他尖锐地批判苏汶(杜衡)等“第三种人”的虚伪性，还嘲讽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说他们踏进文艺园地，排斥打击工农劳动者进入，企图独霸文坛。但这些为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是无法阻挡中国现时代无产阶级新文艺运动蓬勃兴起的。  鲁迅在讲演中 鲁迅讲的北方话里夹杂着绍兴口音，其阐述的道理，黄廷珦也懵懵懂懂，但他的风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诚挚，深深感染着这个十六岁的少年。那天下午天气阴冷，寒风时断时续，沙尘飞扬，黄廷珦揉揉眯住的双眼，伸长脖子贪婪地捕捉着鲁迅的每句话和每个表情，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细细的、热热的，那股冬日暖流从此伴随了他一生。 当4点多讲演完毕时，还有一些青年簇拥着鲁迅不愿离开。鲁迅笑曰：“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大家在笑声中目送敬爱的先生远去。 一个月后，张明河、王正朔等平、津、冀、察三百多名青年党员，受党组织委派，先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转战塞外，直面生死考验。后在白色恐怖中与北平党组织失去联系，陆续回到宛西坚持革命斗争。  王正朔 再次仰望鲁迅风采1934年春，黄廷珦到上海投亲，当时上海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黄廷珦在上海见到了同乡诗人、左翼作家杜谈，杜谈在北大做旁听生时与黄廷珦熟识。杜谈1930年加入北平左联，参与编辑进步刊物，同时发表诗作，1932年到上海，与蒲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持《新诗歌》的编辑出版。 老乡见面谈得最多的却是鲁迅。杜谈于1929年5月与王正朔、王冶秋等在北大不止一次听过鲁迅的演讲，鲁迅的著作他也差不多集齐并全读过。他说自己来上海两年了，一直想去看望他最崇敬的先生，当面请教一些问题，但唯恐打扰和麻烦先生，就以窦隐夫的笔名写信征求鲁迅对新诗歌的意见，不久先生便回了信。黄廷珦听说杜谈有鲁迅亲笔信，便如获至宝地读了起来。在信中，鲁迅就有关新诗歌的形式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回信中还有这样两句话：“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别处省一点，捐几块钱在现在还不算难事。不过这几天不行，且等一等罢。” 不久，鲁迅托徐懋庸转赠《新诗歌》杂志三十元钱。杜谈将这封回信和当时通用的六张五元纸币，交给黄廷珦保存。黄廷珦双手微微抖动着，似乎那信、那纸币还带着先生的体温，带着他十六岁时在阴冷风沙天感到的暖意。后来杜谈取走钱供杂志急用，那封珍贵的信则一直由黄廷珦小心珍藏，后因杜谈突然失联（被特务抓捕，后奔赴延安），黄廷珦在离开上海时将信转交亲戚保存。 那时，黄廷珦孤寂苦闷，常到书店搜罗精神食粮，他在开明书店见过茅盾和叶圣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见过巴金。1935年6月的一天下午，他到内山书店时，喜出望外地第二次仰望到鲁迅的风采。  黄廷珦 他看到鲁迅和内山完造坐在书店后面的椅子上用日语谈话，还听到了鲁迅清朗的笑声。过了一会儿，鲁迅与内山完造边说边走，来到书店前堆满外文书籍的一丈多高的书架旁。内山老板抽出几本书，鲁迅用手指着书架上面的书，二人又开始交谈，可惜黄廷珦没学过日文，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那天天气较热，鲁迅穿着一件米花色的旧纺绸长衫，头发理得较为整齐，手里的烟嘴燃着纸烟。他浓厚的胡髭黑得如墨，面庞苍白，比两年前在北平时更显清瘦。他那闪烁着智慧的目光，严肃中透露出慈祥。 黄廷珦的心怦怦乱跳，他多想大步走到先生面前，向他请教并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但转念又想这样太冒失了，何况自己讷于言辞，更怕给先生带来麻烦。黄廷珦的目光追随着鲁迅的背影，直到先生和内山老板进入书店里边时，他才购买了两沓稿纸和信封，依依不舍地走出书店。 为鲁迅拓印石刻汉画1935年秋天，黄廷珦返回南阳，一下车就直奔杨家大院。杨家大院在南阳赫赫有名，是教育家杨鹤汀的府第，杨鹤汀曾任民国首任南阳知府。他的大儿子杨廷宝是中国建筑史上泰斗级人物，与梁思成并称 “南杨北梁”；二儿子杨廷宾，此时在南阳女中任美术教师，性格沉静刚毅，气质温文尔雅，一身“洋装”颇有上海明星的文艺范儿。王正朔与杨廷宾是战友，常出入杨家。王正朔在有“小抗大”之称的南召现代中学教书，每每回南阳便吃住在杨家。外人想不到的是，这座名流出入的杨家大院，竟是南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 黄廷珦与王正朔、王正今、杨廷宾等相会，久别重逢，分外亲热，并受到王正朔结结实实的一个拥抱。他们七嘴八舌地问：上海时局怎样？有没有党组织活动的线索？是否见过鲁迅先生？黄廷珦一一回答，最后说他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一次，但不好冒昧当面请教，错失良机，恐怕要遗憾终生。 王正朔说：“廷珦，你不必遗憾。”然后他又略带神秘地说：“我和老五(杨廷宾)正为鲁迅先生做一件大事。”他见黄廷珦十分急切又好奇，就直透谜底：“我们受台静农和老三(王冶秋)之托，正筹划为鲁迅先生拓印石刻汉画。” 原来，老三王冶秋在北平出狱后，相继结识了韦素园、台静农等新文化运动干将。一次，他们三个去西城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住处请教。可能在鲁迅看来，王冶秋只是个未谙世事的半大小子，就给他端了一盘瓜子，安排他在南屋看书。机灵的王冶秋开着门，偷听他们商谈办刊大事。鲁迅谈了办刊宗旨：“批评社会、批评文明”，以及写文章要“率性而言，平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这席话让王冶秋豁然开朗并受益终身。 那个以长矛匕首投向敌人营垒的无畏战士，怎么关心起这毫不起眼的汉画石刻了呢？看到黄廷珦意外的表情，王正朔解释道：“鲁迅先生可不是单纯玩古，是为了继承中华祖先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教育民众，开创远超过去的更新更美的新文化，这也是一大战斗任务啊。先生说，未来的光明前景将一定证明，我们不仅是文学艺术遗产的继承者，也是新文艺的建设者和开拓者。” 杨廷宾说：“先生曾指出，唯汉代艺术，博大沉雄。他希望汉画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上升起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所涌动的奔放和自信，能注入贫弱的民族国人之灵魂。先生慧眼识珠地提出，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民间年画等中国绘画传统，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或许能够另辟中国版画新的境界。” 南阳的汉画像石大多为汉画发展最鼎盛的东汉早中期的遗存，是祖先留下的顶尖历史文化遗产。汉代的南阳郡居南北交通要冲，为当时最大的南北贸易集散地，西汉时是霍去病、张骞、王莽等人的封地，也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和成就帝业之地，被称为“陪都”“帝乡”或“南都”。皇亲国戚、开国功臣、达官贵人云集，他们崇奢竞富，痴迷于“人神相通”，重视“生前身后”，因此大规模修建豪华门阙、祠堂和陵墓，在其建筑上多用青石，关键部位几乎无石不雕，形成了汉画像石艺术宝库，从而闻名天下。  汉化石刻 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一向极其重视，并对南阳汉画像石心向往之。台静农在北平为他搜集像石拓片，曾问他是否见过南阳汉画拓片，他回信说：“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以全份，极望。”一个殷切的“极望”，使得在北平的台静农和在山西的王冶秋分别写信给南阳的好友杨廷宾，引出南阳年轻共产党人在进行地下斗争的同时，为鲁迅搜集南阳石刻汉画的一段佳话，也使南阳汉画这一宝贵艺术重见天日并大放异彩。 当时南阳一带少有现成的汉画拓片，王正朔、杨廷宾、王正今他们深入南阳一些县乡村镇，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刻石，可惜这些艺术珍品多遭冷遇，有被扒毁的墓石、房基、桥柱、饭桌、石凳、脚踏石等，皆弃置于郊野，遭战火风雨剥蚀，濒临毁灭。他们在一农家猪圈里，发现了一块满是粪便的汉石，用泉水冲洗干净，斑驳的图案清晰展现，杨廷宾惊叫道：“这不是一只太阳鸟吗？金鸟驮日，自由翱翔，多浪漫多丰富的想象啊！”他们心疼又心急如焚，可那个时代，那种环境，那么多濒临消亡的宝贝，他们又能如何呢？ 当黄廷珦再次到南阳小住时，杨家大院正一派繁忙。一间大屋里堆着一沓沓从武汉购进的连史纸，几位南阳闻名的捶印碑帖的老师傅，带领五六个年轻徒弟，穿着毛蓝土布大褂，吃住在杨家，日夜操劳。拓工们白天由王正朔、杨廷宾引领，按原先搜寻计划的路线，到各县山野村镇奔波拓印，夜里在院里将拓片晾干，然后精心挑选，整齐包装，寄往上海。 杨廷宾一脸得意，让黄廷珦欣赏还未包装的拓片。仅仅数十帖，黄廷珦已看到了或凝重典雅，或浪漫飘逸，或简洁灵动的各种场景图案。平时寡言少语的杨廷宾，此刻动情地解说：“南阳汉画像石风格粗犷豪放，多巧妙借助于石材的天然肌理，具有行草书法的笔法特征，轮廓多为圆弧曲线，展现出浓郁的楚文化风韵。先人的智慧与美学思想真是不可思议！”还说：“汉画的拓制过程，不仅要自然逼真地表现汉画石刻的阴阳明暗及金石韵味，还要求捶拓者具备高超的技艺和独到的审美，以'入静通慧’融合独特的捶拓工艺和拓工的风格、见解，实为二次艺术创作，有的甚至比原石更加动人心魄，它也是文人墨客和收藏家之间相赠、交换的艺术品，且便于保存，如原石一旦被毁坏，其拓片更是弥足珍贵。” 的确，王正朔、杨廷宾请来的是南阳顶尖的拓制高手，他们惜墨如金，一张拓片由大小拓包无数次捶拓而成，不洇，不透，达到准(准确反映原石信息)、匀(用墨均匀无污点)、净(边缘干净整洁)的标准，而且捶拓手法因石刻而异，有时用墨轻淡，薄如蝉翼；有时捶墨浓厚，重如乌金。这样的汉画拓片，本身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一天中午，黄廷珦他们在杨家吃饭。杨廷宾一脸兴奋地说：“王冶秋来信说，鲁迅先生嘱托要请好的拓工拓印，要用好纸好墨。我把上次拓印成的十幅拓片样品，寄至山西由王冶秋转寄给鲁迅先生。先生收到后非常高兴，还给我写信，说他对拓片的内容和拓印的质量表示满意。还指示如何注明拓片印石的出处及发现年月，即要注写在每张拓片下角空白处。先生对咱们的工作表示致谢并赞扬有加。” 王正朔风趣地对黄廷珦说：“花钱、管饭，请有名的拓工，派人到汉口买好纸好墨都没问题，我是总参谋长兼外交大臣，杨廷宾是内务兼财政大臣，重要的是，咱们有内阁总理的英明领导和大力支持，什么事情都不难办了。”他指着杨廷宾的父亲杨鹤汀，伸出大拇指。坐在上首的杨鹤汀，捋着飘飘银须，呵呵地笑了。  杨廷宾与父亲杨鹤汀 王正朔、杨廷宾他们从1935年秋至1936年鲁迅逝世前两个月，先后为鲁迅搜集拓印的汉画像石拓片有二百四十一幅。鲁迅对拓片的喜爱之情，在日记中多有记载。 1935年12月21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道：“南阳杨君，已寄拓本六十五幅来，纸墨俱佳，大约此后尚有续寄。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在同一日给王冶秋的信中又云：“今日又收到杨君寄来之南阳画像拓片一包，计六十五张，此后当尚有续寄，款如不足，望告知，当续汇也。这些也还是古之阔人的冢墓中物，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也有车马行列，恐非'土财主’所能办，其比别的汉画稍粗者，因无石壁画像故也。石室之中，本该有瓦器铜镜之类，大约被人拣去了。” 1935年至1936年，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张明河、王正朔等共产党人，在宛西内乡、宛西南邓县等地组织武装暴动，以四支枪起家，发展到两千多人千余支枪。但在国民党紧急调动驻防湖北的王牌军九十五师、敌河南省保安三团及数县民团的全力围剿堵截中，宛西暴动惨烈失败，负责此次军事指挥的吴怀三同志被捕后壮烈牺牲。 宛西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宛西统治当局，中共地下党北方局闻之决定对孤身奋战在虎穴的宛西地下党施以援手，派要员与王正朔、张明河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宛属工作整理委员会(简称“宛属工委”)，王正朔为宛属工委书记，张明河任组织部长。 1936年夏，王正朔亲自协助拓工将原来选定的魏公桥、七孔桥等多处六十多块画像石刻抢在汛期前拓印出来，并将亲著的《南阳汉画像石访拓记》与拓片及一封信一并寄给鲁迅。不久，已是南阳地下党宛属工委书记的王正朔喜出望外地见到鲁迅的回信。
王正朔一直将这封珍贵的信收藏在身边。1937年3月，他由南阳奉命到北方局，将此信从北平寄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后编入鲁迅书简影印本中。而杨廷宾收到的鲁迅的信，悉数珍藏在南阳家中，可惜历经战乱，现已荡然无存。 一生一世的不了情怀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文坛巨星陨落。 处在巨大悲痛中的黄廷珦，托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的表叔齐光沂，通过周建人购得鲁迅亲自编著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精装甲种本（书脊及封面用麻布，字呈金色，典雅大气），听说这是由内山书店已装箱准备发往香港的五本书中抽出的一本。后来他又辗转托时在上海的杜谈到生活书店购买了下卷，因甲种本已售罄，抢购了仅存的乙种本，是金字蓝色天鹅绒封面。上下卷全部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并配有插图，异常精美。 鲁迅与瞿秋白是肝胆相照的革命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6月，在福建长汀城外罗汉岭的草坪上，他盘腿而坐，对国民党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随后直面枪口，含笑饮弹，年仅三十六岁。 从1935年10月22日开始，到逝世前两日，先生含悲忍痛，带病日夜操劳为亡友搜集编校遗文，亲自设计封面，题写书名和序言，并托内山完造送日本东京印刷，整部书的装帧、印制都十分考究。这部由鲁迅和茅盾、郑振铎商定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署名为“诸夏怀霜”。“诸夏”指中国，而“霜”则是瞿秋白的原名。1936年10月2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海上述林》上卷寄至，即开始分送诸相关者。”鲁迅还特意转送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各一部。只可惜先生只看到其上卷本《海上述林》，下卷是在他逝世后才从日本印好运回的。  鲁迅编撰的《海上述林》（作者拍摄于河南大学图书馆）  《海上述林》内页 这部鲁迅最后的珍贵著作，陪伴黄廷珦于1938年底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陪伴他和地下党的同志们策划组织民团起义，使内乡县城和平解放；陪伴他在南阳解放初期选择不当县长而主动请缨成为中学校长，成立了鲁迅艺术剧团、鲁迅图书馆，为新中国培养栋梁人才……在他离休时，他将陪伴他半个世纪的《海上述林》捐赠给了他工作的河南大学图书馆。 七七事变爆发后，王正朔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任新军暂编一师三十六团三营教导员。1939年12月14日，大雪纷飞，在山西岢岚县阎家坪战斗中，年仅三十岁的王正朔壮烈牺牲。这天，他同战友们饥肠辘辘地打退了敌寇多次进攻，刚端上的饭碗被炸个粉碎。 而在烈士用热血浇灌的山西岢岚县高原，三十年后，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中国的火箭托着卫星从这里呼啸腾空，创造了我国卫星发射史上的九个第一。 王冶秋在20世纪60年代任新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70年代的北京城市拆迁建设中，他多次上报北京市委和党中央，保护了故宫、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建国门外古观象台等古建筑与文物。周恩来总理曾说，冶秋同志把文物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1936年春，杨廷宾应邀赴南京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参加由南阳籍考古大家董作宾主持的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后于1937年毅然放弃中央研究院的优厚待遇，奔赴延安，在煤油灯下创作出一批中共领袖、世界伟人和普通劳动者的新型肖像版画。这批版画有着汉代石刻的粗犷雄奇之遗风，是鲁迅倡导的新木刻在延安的热土上绽放新花的有力体现。版画下角那不起眼的“宾”或“y”，是凿刻在那些激情岁月中低调而鲜明的印记。 “文革”中一伙造反派叫嚣着要冲进画库“揪出黑画”时，一向文静的杨廷宾挡在画库门前，高声道：“我是国务院周总理任命的馆长（中国美术馆），谁要砸画库，就从我身上踏过去！”那伙人被他的凛然正气所震慑，再不敢跨前一步。如同当年抢救南阳汉画一样，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古代和现当代艺术画作珍品，历十年浩劫而无一损失，在动荡变幻局势中艰难主持工作的杨廷宾功不可没。 1986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藏汉画象》两册，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拓片就占一册。全国最大的汉画像石研究中心——南阳汉画馆馆藏的近三千块汉画像石已对外开放。“印以传世”，当年那些被鲁迅精神和文字所照耀、所温暖的文艺青年，那些信仰坚定、舍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不仅完成了鲁迅生前的愿望，为中国文化遗产留下无价之宝，而且坚守初心，终生奋斗不怠。 （原文《南阳地下党人与鲁迅》刊于《名人传记》2023年第7期 文/黄萌生） 责编丨王苑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许华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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