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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发展历程 （一） 从曹操到李后主，时间跨度近800年：汉献帝刘协初平元年（ 190，袁绍率关东义师讨董，曹操为诸侯之一）——宋太宗赵匡胤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除，南唐后主李煜被毒死） 。 （二） 文学史发展分期表：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发展诸因素 （一）寒士之不平与士族之优游 1. 门阀氏族的产生 为了压制贵族，造成绝对王权，先秦时期君主们都提拔了不少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到官僚政府机构。春秋、战国之际，“竹帛下庶人”（章太炎《检论订孔》上 ），列国诸侯更是大力提拔“士”作为官僚机构的骨干，世卿自此而坠。两汉的所谓布衣卿相，也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致身通显。他们不但授徒讲学，门生弟子千万，形成一种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而且子孙往往绍继家学，也必然造成累世公卿的情况。大家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在东汉时就已经逐渐出现了。过去“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76）诏），自东汉后期开始“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交际篇》），“以族举德，以位为贤”（《潜夫论·论荣篇》）了。（阀阅：古代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玉篇·門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 后来又叫棂星门。与明清时期贵宦人家的功德牌坊功能相似。） 曹魏初期，实行九品官人法，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士族担任，九品的定评，自然操纵在他们的手中，于是官品的升降，大都凭借“世资”，久而久之，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文苑王沈传》），“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卿，无仕进之路”（《二十二史札记》）的情况。所以，曹魏以后，世族势力更加发展。如颍川荀氏、颍川陈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均在魏晋南北朝为世“冠冕”。后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俱为江左“盛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自北朝至隋唐，也是“衣冠”连绵不绝，累世富贵。 2. 门阀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寒士的不平之音、进取之心 门阀制度阻塞了庶族寒门的仕进之路，才高寒士自然心怀不平：“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左思《咏史》其二）“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鲍照《拟行路难》其六） 一有机会，他们就积极进取。尤其是隋唐之际设立的科举制，渐开寒士仕进之门，“四杰”、陈子昂、李白等初盛唐诗人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庶族寒士的作品尤其是述怀诗、言志诗往往“质胜于文”。但是他们的性格也常遭“褊急”、“躁进”之讥。盛唐诗歌高潮可以说是庶族寒士人格完善与诗风成熟后的伟大成果。 （2）士族文学的优游闲逸之风 魏晋南北朝诗人大多出身士族，可以依其门第“平流进取，坐致公卿”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所以他们无论入仕前还是入仕后，都能保持优游、闲雅的心态。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游戏化、精致化的倾向： 题材上：宴饮诗、山水诗、田园诗、咏物诗； 技巧上：辞藻的华丽、声律的讲究、描写的精细； 风格上：或雅正典丽，或高远闲淡，或绮艳力靡。 在表现内容、文学形式、创作技巧上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 （二）乱时之哀歌与盛世之吟唱 1. 分裂、统一，分裂、再统一，又分裂的时期： 汉末战乱，诸侯纷争，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50年左右；晋室南渡后，直至隋灭陈，中间分裂270年左右；隋唐统一290年，五代十国又分裂50多年。 2. 战乱对文学创作深度的影响：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这一时期发生的大战乱：汉末战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兵祸起时，生灵涂炭，士人在颠沛流离之中，写出了不少凄怨悲怆的反映现实的“诗史”作品，如王粲的《七哀诗》、曹操的《薤露行》、蔡琰的《悲愤诗》、鲍照的《芜城赋》、庾信的《拟咏怀诗》、《哀江南赋》、杜甫的“三吏”、“三别”等新题乐府、韦庄的《秦妇吟》等。另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对统一的渴望也成为战乱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 3. 升平之时文学创作的稳步发展：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 （李白《古风》其一） 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明时盛世，士子积极进取，作品基调大多乐观，对形式、技巧的探讨也从容、精致。曹魏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了中国中古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繁荣；南北朝时期汉族士子偏安江左250年左右，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稳步发展；初盛唐诗人躬逢明时，诗歌创作达到高潮；中唐时期，社会相对稳定，诗文创作和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遗世之高趣与济世之热情 从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两汉士子以之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东汉征辟、察举的“清议”重点也是以名教为依归，看士子是否“经明行修”。 东汉后期“党锢之祸”发生，很多人“破族屠身”。黄巾起义更是打破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儒学地位急剧下降。一些士子隐避乱世，“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后汉书·逸民传》）。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认为“无”为万有之本。魏晋之际，尤其是“高平陵事变”后，“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阮籍、嵇康在政治高压下，主张达生任性，或“越名教而任自然” （《释私论》）， “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或“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 （《大人先生赋》）。但是更多的名士则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到了一条最省事、最安全的方式、崇尚富贵奢靡，追求潇洒风流， “身名俱泰”（《世说新语·汰侈篇》石崇语）。所以西晋文坛既有玄言诗，又产生了一些山水宴集的诗文。 南渡之后，士人们在偏安之中，流连于山水、田园之间，沉迷于书法、绘画和音乐之中，心境宁静潇洒，诗风清新自然。 初盛唐时，李氏崇尚道教，禅宗思想也开始流行。文士们或“以隐求仕”，走“终南捷径”，或“遍干诸侯”，希望为帝王师，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较为独立的人格。所以，无论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还是干谒言志诗，大多显得清俊秀逸，风神朗洁。 然而，无论是魏晋名士、南朝隐逸诗人，还是盛唐高士幽人，都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阮籍、嵇康反对的是伪名教，陶渊明一生都是“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时有济世之思。盛唐王、孟等人隐不避世，功名意识未泯。李白虽说是“凤歌笑孔丘”（《庐山谣》），但也不反儒，每每在失意之时以孔丘自比，政治观念上服膺儒家的理想主义。总之，儒、道、释三教，仍是魏晋南北朝大多数士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仁爱意识、济世情怀、独立精神、高洁人格都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恒久的精神魅力。 （四）歌辞音乐美与徒诗语言美 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诗经》中的相当多作品是配合音乐和舞蹈的，或在诞生之初即为民间歌谣，或系贵族、文士为宴饮、祭祀乐舞所作。 “南”、“风”、“雅”、“颂”的分类，和音乐的调式、风格密切相关。《楚辞》显系战国后期楚歌之辞。 汉乐府中既有民间歌谣，也有宫廷乐师李延年、文人司马相如等人新造的声辞。“古诗十九首” 绝大多数亦系乐府歌辞。朱乾《乐府正义》云：“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 余冠英《乐府诗选序》认为：“所谓古诗，本来大都是乐府歌辞，因为脱离了音乐，失掉标题，才被人泛称做古诗。”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等人模仿汉乐府创作了大量乐府歌诗，曹操的作品“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 乐舞主要是靠音乐的旋律、乐器的演奏、舞蹈的姿容、歌辞的内容、歌者的演唱感染观众，歌辞本身的语言艺术并不占主要地位。篇幅结构、章句安排多由所配的乐舞的音乐性决定。各章歌辞虽有韵脚疏、密之分，词语雅、俗之别，但求 “唇吻流利”，不必雕章琢句。 随着汉代音乐的失传，魏晋以后“不备管弦”的徒诗越来越多。三曹之中，曹操乐府诗比例最高，曹植最少。对诗歌语言艺术的讲究恰恰是从曹丕、曹植开始的。这种讲究不仅体现为“词采华茂”（钟嵘《诗品》评曹植诗），更体现为对诗歌文本音韵美的自觉探求。随着魏晋宋齐人们对汉字声、韵、调的认识的加深（魏李登《声类》、晋吕静《韵集》、南朝夏侯詠《四声韵略》等），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人“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南史·庾肩吾传》）。此后，文人诗不仅在声律上日趋讲求，最终在唐代发展为格律谨严的近体诗，而且在词藻的雕琢、章句的安排、表现的精致、情韵的感人等方面，也臻于极致，成为真正的语言艺术。 词在唐五代同样经历了类似的由音乐文学到语言艺术的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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