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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视界】春拍惊现孤品!如此特殊的黄花梨家具,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馱夫 2023-07-09 发布于福建

图片Lot930
明晚期 黄花梨凤穿牡丹纹“状元及第”六方围栏架
通高105.5厘米 径60.5厘米
RMB 2,600,000-3,600,000
出版:周默《黄花黎》,中华书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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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30出版物:周默《黄花黎》,中华书局,2017年。

此例为传世孤品,造型独特,无论何种材质,未见有第二例,其功用说法不一,满彻黄花梨原皮壳,作干黄色,甚为雅洁,结构精巧,雕刻极为生动,在所目黄花梨家具雕刻中堪称绝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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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作六方围栏式,柱状腿,柱头处圆雕蹲狮,形成一个牌坊状造型。绦环板上设长方形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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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浮雕“状元及第”榜书匾额,下方有石桥,栏杆宛然,桥右三人头戴官帽,乘马而来,有“三元及第”之意,桥左三个随从前导,戴吉帽,穿吉服,各持仪仗。牌坊式构造下方余一圆孔榫眼,原或为容纳轴头所用,推测原有一个活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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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四柱头有榫眼,原应有圆雕狮子装饰。六面围栏作五抹式,横自上而下第一格镶装绦环板,委角开光内透雕鸟兽花卉纹饰,今所余三块较为完整,依次为佛手绶带鸟、松竹灵芝瑞鹿、莲荷水鸟,构图朴实自然,雕工圆熟,物象生动,层次丰富,玲珑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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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围栏架用途成谜,从“状元及第”及相关图案来看,显然科举考试有关,或是为庆贺状元而特制的器具,此物出自江西临江府(今清江、新淦、新喻、峡江县)一带,该地自古文风炽盛,唐代即有状元卢肇,北宋有何昌言,并建有状元塔。南宋有黎立武,并建有状元牌坊……今临江镇旧府学宫尚存状元桥。则此围栏架的牌坊式造型、状元及第匾额、桥梁图案,或即受这些遗迹的启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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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围栏架无论结构造型还是雕刻装饰,自然朴实,明风浓郁,与清代流畅程式化的雕刻迥异,显是明物无疑。黄花梨家具的制作在明代嘉靖以后才陆续出现,此例正是其初始时期制品,非达官贵胄之家不能为。黄花梨雕刻图案以花鸟瑞兽多见,雕刻人物者甚为少见,此架为难得的佳例,而其雕刻工手之佳,使人想起上海博物馆所藏黄花梨天马寿字纹靠背椅,同属甲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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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件奇特的孤品家具,业内资深专家谭向东老师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证阐述,以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谭老师的精彩论证:

争鸣二十年的一件特殊家具

文 | 谭向东

黄花梨六方围栏架,20余年前出自江西樟树临江镇,在明代为江西十三府之一的临江府。此物做工精湛装饰华美,除少数绦环板残损外,主体结构保存完整。其形制不仅在当时前所未见,至今仍未发现第二例,因此自面世以来,其功能用途众说纷纭。家具专家张德祥先生、马未都先生、陈增弼教授等都对此进行过考察,但观点不一各抒己见,众多行家藏家也都莫衷一是,无从定论。归纳起来,基本围绕卷缸架、童椅、鼓架这三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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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缸架。卷缸多为瓷质圆形,明代卷缸多为斜腹敞口,其口径一般大于高度,口径越大,则高度越低。比如大英博物馆藏,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缸,口径56.3厘米,高仅32.6厘米。该六方架最宽60.5厘米,能放进的圆缸直径应不超过42厘米,而围栏顶端至底枨的深度约为45.6厘米。一般卷缸置于架上,口延应高于木架,如此一来卷缸则是瘦高的形状,其与明代卷缸的特点并不相符。

其次,圆形卷缸出于使用的方便,不宜有方向性,而该架则明显带有方向感,对摆放的位置造成很大的局限,使用起来很是不便。再则,书斋画室内陈设卷缸者,多为功成名就的仕人,抑或忘却浮名的雅士,似乎皆不屑于在居室内炫耀曾经“状元及第”的过往,更不符合文人内敛含蓄的性情。

由此看来,此器为卷缸架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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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童椅。持此说的行家颇多,主要由于其“状元及第”的美好寓意,以及架子上两柱间遗留的榫眼带来的遐想。

古代绘画中极少见到儿童椅的形象,因而很难提供参考。但民间使用童椅童车很是普遍,中原地区有种童椅俗称“坐婆”,简单实用,甚至设有导尿的木槽和排便孔。江南地区童椅多为竹制,方形和长方形都有,基本是一体的,无须另设座位。

其中有种童椅,不仅带有椅圈或靠背,还在座位前立一高起的架子,高度适合儿童的视线,在架子的顺枨上悬挂玩具,有助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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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拍品柱间遗留的榫眼,很可能原先装有一根枨子,因而很多行家认为此处极有可能与童椅上的玩具装置相类,因而推测其为童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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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仔细想来,此器只有架子,如果是童椅的话,尚需另安座位。而架底部只有交叉的枨子,如果另安座位的话,还需加装地平,否则座位不稳,这样的设计显然并不合理。而“状元及第”的祝愿对新生儿来说是那么的遥远和沉重。构件的缺失导致童椅的猜想失去了证据,使得此说难以令人信服。

三、鼓架。《礼记.明堂位》中记载:“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鼓下带足,湖南省博物院的虎座凤鸟漆木架鼓,即是足鼓。山东沂南县北寨汉墓石雕上,有最早的鼓架形象,其名“建鼓”。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记有鼓架部,两宋辽金,鼓架低矮,相当于给鼓安了个座子。例如韩熙载在夜宴图中所击的鼓,斜置于底座一样的鼓架上。河北宣化辽墓中,有四幅散乐图中,鼓架都是低矮的形状。

及至明清,鼓架渐高,有的甚至立柱超过鼓面。万历本《三才图会》载有十数种鼓,品种繁多,多数鼓是悬挂于鼓架。另有一条“鼓足”,四柱的柱首有莲花雕饰,下部以十字枨连接,即为现在所称的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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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态与台北故宫所藏明代《入陛图》中的鼓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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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常见的四足鼓架外,明万历时期金陵版《千金记》插画、明代《金瓶梅》崇祯版插画《黄真人发牒荐亡》中绘有六足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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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还可见道场之上设有“天门”“地户”的门架,恰与本品高起的架子相似。但我们并未在明代绘画中找到与本品形制完全一致的影像。但清代姚文瀚《紫光阁赐宴图卷》(故宫藏)则采用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宴会场地一端是弦乐队,另一端是鼓乐队。鼓设于高台之上,高台四周立柱,三面挂帷幔,将鼓及鼓手围在中间。帷幔及鼓纹饰华丽,这显然是在庄重场合的讲究做法,或为仪仗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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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明在一些重大活动场所,对鼓的使用有特殊要求。如此一来不难理解为何会在鼓架上加设门架,并大书“状元及第”。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中有传胪大典、赐恩荣宴、刻碑题名、赐匾建坊等规仪,试想经过金殿策士之后金榜题名,地方官府会在第一时间登门报喜,而状元待享盛宴荣恩之后荣归故里。传胪大典、官府报喜这等仪式,使用这件黄花梨状元及第鼓架,不仅隆重,更有光耀门楣之意。

所幸,我们在老照片中有所发现。这张1933年~1940年左右摄于北京的照片,很可能是1933年来华的德国女摄影师赫达·莫里逊(Hedda Hammer Morrison)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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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一面大鼓悬于四足鼓架上,鼓架的正面立柱高耸,柱间挂帷幔,与画中场景类似,鼓架的形制更与本品近似。

综上所述,窃以为本品的用途基本可以定性为鼓架,且为存世孤品。


图片Lot912
明末清初 黄花梨六足鼓凳
高50厘米
估价:RMB 2,200,000-2,600,000

图片Lot918
清早期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一对)
座宽58厘米 座深43.5厘米 高116厘米
估价:RMB 5,000,000-6,000,000

图片Lot920
明末清初 黄花梨高束腰长条桌
长153.5厘米 宽53.5厘米 高81.5厘米
估价:RMB 3,500,000-4,000,000

Lot920
明末清初 黄花梨高束腰长条桌
长153.5厘米 宽53.5厘米 高81.5厘米
估价:RMB 3,500,000-4,000,000
来源:东泰商行(黑洪禄)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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