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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磊从钵池山公园出来，沿着南昌路一直往北走，来到古淮河边。那里有一座桥，是那种旧式桥墩桥，看上去很坚固，给人沉稳的感觉。有汽车从桥面经过，桥会产生微微的振动，振动让人想起小时候触痒不禁。宋磊说，很多年前这里没有桥，附近有个渡口，渡口只有一条船，来回渡人很繁忙。河的一边是中国的南方，另一边是北方，过河的人仿佛闯关东，下南洋。艄公是个壮年偏老的汉子，会唱棹歌，棹歌像江南采莲曲，又像苏北小调，搁古时候必定是正宗的楚歌。艄公的嗓音不是很高亢，却分明被淮河水浸润过，湿漉漉的，让人动情。有人未必要过河，登船只是想听艄公亮一嗓子。后来桥建起来了，渡口就被拆了，船不见了，艄公也不知所踪。许久没听到艄公的棹歌，常常有种失落感。宋磊的话让我陷入沉思。工具淘汰工具和人。比如桥的兴建使摆渡船和靠船生存的摆渡人都成了明日黄花。摆渡船可以折旧变现来实现它的残存价值，而对于摆渡人，没有人愿意出价赎回他的过去，除了他自己。他要不去重新掌握新的技能寻找出路，就只好坐以待毙。无论找到新出路还是坐以待毙，摆渡人的心里总有不平衡。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能不能不建桥而保持原来状态？回答是否定的。桥的兴建使过河的人节约了时间成本和安全成本。桥对于船是创新，而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但也要看到，创新多多少少带些血腥的味道。宋磊跟我一样，曾经是西郊四队的知青。他是一九七七年最后一批下放知青中的一员。他到生产队的时候，我已经在乡下蹉跎了两年。开始时他做事有点毛躁，将我从家里带去的一只热水瓶摔碎了。我有些恼怒，毕竟我做知青的资格比他老，但我忍住了，跟他说，没关系，下次小心就行。他稍显窘迫，将自己外壳上印有“淮阴中学”字样的热水瓶赔给我，那是他下放时学校赠送给他的。我不要，他却硬要赔我。于是取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两人共用那只热水瓶，直到那年冬天我提着热水瓶在雪地里摔了个跟头，热水瓶自然是碎了。第二年春天，知青就陆续回城了。我跟宋磊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后来我考研究生，英语只得了三十二分，无奈落榜，我颓唐得要命，羞愧到无颜见江东父老，想向项羽那样乌江自刎的心都有。不过我还是振作起来了。我找到宋磊，他那时已是中学英语老师，从他那里我觅得了从速学习英语的秘笈。还真有用，第二年再考，我的英语成绩就过关了。这样看来，宋磊算是我的老师。宋磊父亲也是教师，宋磊小时候在淮阴中学的校园长大，受校园文化熏陶，身上有书卷气。比如说话，讲的是清江方言，但跟市井有别，是那种雅化的清江方言，不带任何俚语，而且用词和语法都符合汉语言规范。宋磊小时候常常坐摆渡船去古淮河北岸，只是为了看那边的风景。那时河岸向远处伸展，平畴沃野，都是麦田。麦田中生长着一些野生的豌豆，豌豆开紫色的花，成了青色麦田里的点缀。宋磊还说他发现麦子跟水稻不同。麦子在收割之前田野里一片金黄；而水稻收割前呈现的则是青黄相间，稻穗和稻梗是黄色的，而许多叶子还是青色的。这似乎告诉人们：麦子直到老迈才成熟，而水稻尚处壮年就成熟了。
我和宋磊站在南昌路的古淮河大桥上，看见河北岸已不复旧时麦子和豌豆同时生长的田园景象。紧临河边的，是茂密的绿化带，草树葳蕤，红紫芳菲。远处则高楼林立，间中还有一排排的别墅。朝桥下望去，水和岸的交界处长了许多芦苇，芦苇边的空地上，有人坐在马扎上垂钓，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仿佛不是钓鱼，而是钓一种闲适的生活。不知河里的鱼多不多，但我知道古代淮河的鱼很多，最名贵的鱼是白鱼，也称淮白鱼。宋朝诗人杨万里曾作诗赞叹淮白鱼的美味，其中一句为“天下众鳞谁出右”。实际上不仅像杨万里这样的文人乐意于以淮白鱼满足口腹之欲，并且妙笔生花，就连皇帝及皇帝身边的大臣也对淮白鱼青睐有加。《鹤林玉露》中的《进青鱼》篇里有这样的描写：“吕许公不肯多进淮白鱼，盖惩此也。”吕许公就是吕夷简，为宋仁宗时宰相。原来宋仁宗嗜食糟淮白鱼，但宫中却不多见。皇后跟吕夷简夫人说，你家要是有糟淮白鱼可以进些来，以供皇上享用。吕夫人很开心，回家准备了很大数量的糟淮白鱼用于进贡，吕夷简知道后只许夫人拿少量糟淮白鱼送给皇后。吕夷简做事谨慎，怕皇帝起疑心：糟淮白鱼是希罕物，宫中尚且难觅踪影，而你丞相家却有如此多的希罕物，恐怕来路不正。由此可见，淮白鱼在宋朝时是多么招人喜爱的美食。我们跨过大桥来到北岸，进入岸边的东方母爱公园，公园里立着许多雕塑，主题都跟母亲和母亲的无私奉献相关，园内还有不少仿秦汉风格的建筑，令人想到阿房宫和未央宫。公园偏东一侧，巍巍然立着一座高塔，为九层八角塔，底座还有两层，从型制看，是典型的楼阁式塔。塔身为赭红色，覆瓦为蓝色，塔的尖顶则为金黄色。塔的名称为爱心塔，与母爱公园的主题相契合。塔是形高而顶尖的建筑。在中国，多数塔与佛教有关，展现趋善的向度。西方人认为，塔作为建筑的一种形式，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能够传递神圣的气氛，从而聚集宗教或部落的成员。同时，他们将塔与崇高等量齐观，便肯定了塔的审美价值。爱心塔确实很美，让人赏心悦目。只是塔上少了风铃，仿佛怕对周边的静谧构成扰攘。实际上恰到好处的声音，是事物形体美的延伸。我想起《洛阳伽蓝记》中所描绘的永宁寺。北魏时期，洛阳城里有永宁寺，寺内有浮图一所，浮图就是佛塔，塔有九层，高度九十丈，塔顶还有金刹，又有十丈高，总高一百丈，百里之外，已可遥见。浮图每层的各个角落都悬挂金铎，上下合总有一百三十枚金铎。金铎风吹自鸣。每逢高风永夜，金铎齐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我们从母爱公园出来，又去了路对面的张纯如纪念馆。馆内有张纯如的半身雕像。宋磊跟我说，雕像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的作品。我知道吴为山，东台人，满口苏北话，黑白相间的长发披在肩上。他作的一尊雕塑立在德国特里尔市的街头，举世瞩目，雕塑的人物是马克思，而特里尔市正是马克思的故乡。纪念馆内，有张纯如生平事迹展览和《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介绍，我们边走边看。宋磊说，张纯如祖籍淮阴县新渡口乡，那里跟涟水县接壤，她祖父张乃藩民国时毕业于中央大学，曾履职于宿迁县长和太仓县长的任上。从展览可以看出，张纯如以历史学家的犀利笔锋，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进入南京后惨绝人寰的暴行，张纯如的文字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引起反响。我想起另一位女性汉娜·阿伦特，她和张纯如一样，擅长于透视和分析战争状态下的人性，特别是加害者反人性的心理特征。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军官，在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在二战后期逃过了盟军的追捕，战后化名逃到阿根廷。十几年后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并送往耶路撒冷审判，最终被处死。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审判，这些报道后来形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阿伦特是二十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女性思想家，她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平庸之恶”。在她看来，艾希曼并非屠杀犹太人的决策者，而是这种决策的执行者。他在忠实地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并非愚蠢，而是完全丧失思考能力，他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去作恶，而是因为放弃思考只听从某种指令去作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这就是平庸之恶。我们走出张纯如纪念馆，沿着河边的一条路往西走去。路边的绿化带所释放的负离子让人神清气爽。前面又有一座桥，叫樱花桥。我们从桥上跨过，回到古淮河南岸，天色向晚，往南不远处就是万达广场，那里已经有霓虹灯闪烁。我们走进一家门面不大的面馆，我要了一碗长鱼面，宋磊要了一碗猪蹄面。吃面条是要有吸溜声的，那是一种情趣。从面馆出来，夜色已浓，我目送宋磊离去，直到望不见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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