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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沈醉从1946年想到1996年，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想明白：毛人凤内勤没当过处长，外勤没当过站长，情报学、行动术都是一窍不通，老蒋为什么让这个特工外行接了戴笠的班？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戴笠虽然是军统实际意义上的“老板”，但他的正式职衔只是少将副局长。 戴笠1946年坠机后，郑介民一接手就是正局长（1944年2月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时已授衔中将），军统改为保密局后，他还是局长。郑介民这个军统（保密局）局长，跟前三任局长贺耀组、钱大钧、林蔚一样“不务正业”，戴笠的真正接班人，其实还是那个沈醉不太瞧得起的毛人凤——郑介民只是过渡一下而已，毛人凤当时只是少将，一下子提拔为保密局局长，怕其他人有意见。
毛人凤从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被老蒋提拔为副局长，就是让他接班，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看得很清楚：“戴笠刚一死去，老蒋便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选郑介民为代理军统局长，实际由毛人凤主持一切。（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跟戴笠相比，毛人凤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是当年所有军统特务的共同的评价。毛人凤搞行动不行，赚钱也不灵光，他上任后的一件事就是裁员，第二件事就是“削藩”：掌握实权的局本部八个处长先换了七个，最后连沈醉也被撵到云南去当站长，他还给各省站制定了严格的编制上限，百分之八十的一线特务不是失业就是转行。 据沈醉统计，当年重庆站裁员五千多人，西安站裁员三千左右，连不大的江西站，也裁了八百多人。裁员后的省站分为甲乙丙三类，像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那样的甲种站，定员上限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那样的乙种站有一百一十人，丙种站则只有六十人。 电视剧《潜伏》里的天津站情报处处长陆桥山被抓后没有继任者，那是基本真实的：毛人凤当上大老板后，当年的保密局天津站不但没有情报处，就连行动队也没了。 天津站虽然是个甲种站，但是真正搞情报和行动的部门也都被撤销了，按照毛人凤定的规章，该站除了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督察、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此外，还有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学运、工运的头头脑脑，真正直属省站的情报员不超过十个，还没有电讯人员多。 从数千人降为一百六十人，天津站已经没有几个能带枪上街抓人的特务了，这对对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吴敬中一件正经事都没干成，还真是毛人凤领导下的保密局的真实写照——没有宪兵和警察出面，他们连个小偷都抓不住。 不但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跟沈醉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是同事，关系很不错）一事无成，沈醉在云南也是一筹莫展：“保密局云南站得到有关地下党活动的情报，只能请警备司令部、云南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及所属刑警大队和省政府调查室去执行任务，但是这几个机构都受卢汉辖制，都得接受卢汉的指挥。” 卢汉不点头，沈醉在昆明一个人都抓不到，不管老蒋和毛人凤怎么斥骂，沈醉也只能看着自己那百十号人马欲哭无泪——一百多人看起来不少，但是撒到全省，连个芝麻都算不上。
沈醉认为就是毛人凤的无能，才把历史上最大的特务组织（高峰时期有近三十万，远超明朝锦衣卫和东西厂）搞成了软脚虾，所以他一直不明白，老蒋为什么要用这个只会伸手要经费的毛人凤来接戴笠的班——毛人凤不但远远不戴笠，跟郑介民的“专业化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成立的时候，郑介民就是副处长，在抗战期间，郑介民组织和亲自参与的行动，也仅次于戴笠：“郑介民在蒋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在回忆录《英雄无名》中记录了郑介民多次在平津及上海领导他们铲除日伪巨枭的行动。 为了刺杀投靠日寇的张敬尧，郑介民不但秘密潜入八大胡同与陈恭澍接头，还不动声色地暗中监督，给了陈恭澍一个“惊喜”：“我们（踩点儿）回到北长街，远远就看见郑先生的车子停在大树底下，原来，郑先生已经在等我们了。郑先生告诉我们，张敬尧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指示我们立即转告天木兄，并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郑先生颇为镇定，连催促的口气都没有，交代给我们办的事，也只说一遍。（出自陈恭澍《英雄无名》）” 郑介民毕业于黄埔二期，后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康泽同期，是吴敬中、蒋建丰的“学长”，还当过中苏情报所所长（一说为副所长主持工作）。 除了留学苏联，郑介民还去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考察：“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郑介民在德国见过阿道夫，在意大利见过贝尼托，据说老墨对小郑的态度，比老希好得多。 郑介民在德、意两国学到了很多“特务理念”，据说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是郑介民照搬了德、意的经验。后来的复兴社特务处和更名为军统局后所搞的那些活动，比如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信，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都是通过郑考察时所学到的那一套搞起来的。 1935年郑介民从欧洲回来后，就被老蒋从上校正式晋升少将，而戴笠晋升少将，则是十年后的事情了——在1945年3月8日以前，戴笠的正式军衔只是步兵上校。
老蒋把郑介民从保密局局长调任没有多少实权的“国防部次长”，就是不希望出现第二个戴笠，用汉武帝评价霍去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刀子太快了，容易伤到主人的手。 抗战胜利后，老蒋就觉得戴笠这把刀太快也太大太重，有些不好掌控了，尤其是戴笠想走柯克上将的门路当海军司令，更是让老蒋痛感尾大不掉之忧。 与“专业型特务”戴笠、郑介民不同，毛人凤这只笑面虎在军统（保密局）能力不强、威望不高：“他的前程是'坐’出来的，所以大家背后都管他叫'毛座’。” 跟戴笠、郑介民、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相比，毛人凤只能算个“文官”或“门外汉”，他接过戴笠的家业，就变成了“结果家业”：策划大行动，搞一次败一次；建“三有公司”想赚点钱，最后连戴笠留下的五千辆运输大卡车都赔了进去。 当年军统（保密局）还管着走私稽查，搞长途运输几乎是无本万利，但就是这样的没本儿买卖，他都能做赔了，可见其水平，不是一般的低。 毛人凤干“正事儿”不行，但是老蒋却很喜欢他，沈醉认为老蒋可能是看中了毛人凤的怂。 沈醉充满蔑视地回忆了毛人凤“骂不还口”的窝囊相：“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并大打出手。毛人凤始终保持他那副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骂。回来后，他便告诉我，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就是这个被沈醉瞧不起的胖家伙，却能得到老蒋和小蒋的青睐，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特工的沈醉，却被发配到云南不许离开，这种奇葩操作，让沈醉想了五十年也没找到答案。 沈醉想不明白的问题，一定难不倒读者诸君：在您看来，毛人凤能挤走郑介民而坐上保密局头把交椅，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老蒋重用外行毛人凤来管理当年最大的特务机构，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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