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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身边很多年的李银桥说毛主席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在情感气质上，毛泽东有时表现出浪漫主义者的丰富情感，有时又体现出冷漠无情的一面，他的情完全是以党和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转移，为存亡。 毛泽东待亲朋故旧，有很严格的原则。他早在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信中就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伦理的错误。 “不可拿感情论事”，是毛泽东一直信守的原则，特别是随着他的地位的不断上升，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他也越来越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所谓“不可拿感情论事”，具体来说，就是在与亲朋故旧的交往中公私分明，“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对亲戚朋友，毛泽东以诚相待，肝胆相照；但若事关公共利益、主义之争，他则铁面无情，亲朋故旧也概莫能外。 毛泽东对朋友充满人情味，甚至很讲“义气”。早年在长沙，毛泽东有一次报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他写了三篇应考作文，不但他自己考上了，还帮两位朋友考上了，他说他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只觉得要讲朋友友谊。 毛泽东喜欢广交朋友。年轻时，他就曾写过征友启事，希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一生中可谓朋友遍天下。他的朋友中，有的是社会名流，有的是年轻时的伙伴或患难之交，有的是自己的师长，有的是家庭的保姆、身边的卫士，有的甚至是自己的政敌……毛泽东和许多人的友谊都保持了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 1919年12月，毛泽东在汉口旅馆里碰到一位名叫许志行的青年。当时，这位青年正处在困境之中，他身无分文，刚从一家小店铺里逃出来，满心希望能继续求学。 这时，毛泽东是湖南学界的总代表，参加湖南人民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运动，去北京请愿路过武汉。他知道许志行的遭遇后，非常同情，帮许志行买了一张回老家浙江的火车票，并保证以后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继续求学。 许志行回老家后，毛泽东特地给他寄去一些进步读物。一年后，毛泽东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开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他去信邀许志行来参加补习班的学习。许志行立刻兴奋地奔向长沙读书，一切费用由毛泽东负担。 此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下，许志行读完了补习班，回家乡考取了省立师范学校，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和许志行失去了联系达二十多年之久，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许志行才设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恢复了联系。后来，两人陆续通了4封信，回信都是毛泽东亲笔写的。 与许志行这位不沾亲带故、萍水相逢的“小人物”，毛泽东和他的友谊保持了64年。 毛泽东待朋友始终如一，友情有并不因自己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他有一位患难朋友外号叫罗瞎子，两人的友谊开始于大革命时期，当时毛泽东曾到苏区的一个乡里去搞调查，乡长就是罗瞎子，两人交谈中彼此戏称将来“苟富贵，莫相忘”。罗瞎子特地问道：“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不，要是革命成功了，你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你？”毛泽东说：“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了。” 1950年9月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并接见会议代表。当他和一位代表握手时，这位代表竟突然大声说：“老毛，您咯胖呀！”满场皆惊，而毛泽东很快认出了此人就是罗瞎子。 他非常高兴地称呼道：“罗瞎子，是你呀！” 罗瞎子对毛泽东还记得自己非常感动，毛泽东却说：“咯还不记得，'苟富贵，莫相忘’嘛！” 毛泽东对朋友重感情，讲义气，但是，他认为做朋友首先应做英雄。这是他与一般人交友原则的不同。 1959年，有一次黄炎培先生借给毛泽东一册王羲之的真迹，借期一个月。可能是真迹太珍贵，不到一个月，黄先生便频频催要，卫士们忍不住嫌黄先生是不是有点儿小气，毛泽东却很欣赏黄先生，说：“黄先生，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泽东对待朋友诚恳大度，宁肯朋友说反对自己的话，也不愿朋友说假话，他对黄炎培先生就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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