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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假设我们关于世界的一切认知，都是模型化的认知。那么模型与模型之间，我们无从判断，哪一个模型更符合世界，我们应该如何在其中选择模型呢？ 事实上，在西方文明自身来说，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英美式道路，一条是德奥式道路。 在英国，法国崛起的时候，当时的德意志还只是一个地区，而不是民族国家，还没有现代化。 所以德国思想家们，有一个基本的思想趋向，就是不承认，或者说试图削弱以英国为代表的发展路径。 当时的思想家宣扬德意志的特殊性和德意志使命的思想，他们认为德国的文化，不是英国文化，英国的现代化是机械的，而德国的文化是精神的，有机的。他们把德国和英国的区别，称之为“英雄和商人”的区别。 所以他们主张，在德国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英国的道路，他们宣称德意志民族乃是人类之灵魂。 浪漫主义思潮裹挟了德国好几代的知识精英，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歌德、哈曼、费希特、谢林、赫尔德、海德格尔，乃至于维特根斯坦也是其中一员。 德国思想家在面对英国现代化道路中，也保持着强烈的怀疑态度，后来的海德格尔之所以走向纳粹，在思想上是有继可循的。 这在思想上就反映为对于纳粹的看法，自由主义者会认为，纳粹的出现，是现代化不彻底的结果。但是浪漫主义思想家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会认为纳粹的出现，恰恰是现代化的结果。 于是导出的结论，也会天差地别，前者会认为我们应该继承启蒙精神，而后者恰恰认为现代化恰恰是启蒙的产物，所以我们要对启蒙进行批判。 后来一个思想家理查德沃林对此大惑不解，他对阿伦特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按你们所谓，现代性导致了极权主义，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走到了极权主义，一些国家却没有走到极权主义呢？ 从文化决定论和民族特性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结果也无非走到了极权主义似乎也是某个民族的特性使然或文化因素导致。 在20世纪思想史上，胡塞尔、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性的思考是对立的。胡塞尔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恰恰在于人们没有坚持理性，人们只是把理性肤浅化了，陷入到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而欧洲文明生病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欧洲文明无药可救。相反道路，恰恰坚持理性。 但是海德格尔不同意他的老师的看法，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病入膏肓了，并且认为形而上学角度来说，苏联、美国，本质上是一种货色，所以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他只能诉诸于某种超人的存在，而他就会投向希特勒。 在道路选择上，海德格尔则呼唤一种非理性的，诗性的生活方式，去抗衡以英美建立起来的技术文明时代。 可见，“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严格说来就是“英国式道路”。到了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式道路的后继者，美国式道路开始席卷全球。 被高傲的欧洲人看不起的美国人，最终赢得了胜利。在欧洲人看来，美国的文化工业高度发达，高度平民化，这都意味着美国是肤浅的，美国没有精神内核，用尼采的说法，他们都是末人，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他们都是常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他们都是被文化产业操控的单向度的人。 可是，谁能否认好莱坞的电影，美国的可乐不是席卷全球呢？这样的席卷，无论在价值判断上承认与否，他已经成为了主流。 人们的确可以指出英美式道路有很多问题，但是指出问题容易，但是数百年挑战者几乎无一例外失败了，从纳粹到苏联都是如此。 并且纳粹和苏联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悲剧，远远大于所谓英美式道路的悲剧。 如果非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每一种叙事或模型，相互之间没有可公度性，他们似乎是无法比较谁优谁劣。因为你要比较所举出的例子本身，已经是暗中承认某个模型是对的，还是错的，就会陷入循环论证。 在实践活动之中，我们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适应”、“实用性”的方式，而不是以求真的方式面对的。我们不敢说，英美式道路是唯一的，必然的（尽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去佐证这条道路是更可欲），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从市侩的思想来说，他的确很庸俗，但是他的确很有用，毕竟他保证了战后70年的和平。 就好比你问我，西医就是唯一的道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我只能说不是。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生病，第一印象不是先去找西医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西医治疗有什么坏处，是不是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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