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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 谢瑞丰 访谈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第4期 导读 卢卡奇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创者之一，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则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卢卡奇研究指南》从思想史的编撰原则出发，精选各个国家知名学者的卢卡奇研究经典成果，对卢卡奇各个思想阶段做出完整介绍与评价。《卢卡奇研究指南》是中国学界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付梓100周年的一场隆重纪念。 关键词 卢卡奇 研究指南 思想史 作者简介  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瑞丰，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谢瑞丰 以下简称“谢” 张亮 以下简称“张” 谢：张老师您好！首先祝贺由您主编的《卢卡奇研究指南》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也祝贺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共同举办的《卢卡奇研究指南》（三卷本）出版座谈会成功召开。《卢卡奇研究指南》是您送给卢卡奇和中国学界的一份礼物，总篇幅有1000多页，当这样厚重的著作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您面前时，请问您有什么感觉？ 张：还是很高兴的！2023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周年，我很早就开始规划这样一部具有致敬意义的出版项目了。前前后后，在我们的编译团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出版项目终于变成了实体书。在疫情尚有起伏的情况下，各位专家从天南海北齐聚南京，线下为《卢卡奇研究指南》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批评指正，我更是相当感动。小谢，你作为《卢卡奇研究指南》团队中的一员，也参加了座谈活动，感受如何？ 谢：我发现这场座谈会碰撞出的一些火花是我未曾思考过的。我在参加《卢卡奇研究指南》这个“大会战”的时候，视角主要局限在内容层面和技术层面，比如选目的内容评价和具体的翻译问题。我当时在文章的取舍问题上与老师们做了大量交流，筛选视角独特、内容新颖的卢卡奇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所感到的纠结，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们还对匈牙利人名的翻译处理定下统一标准，精力都花在了诸如此类的工作上。现在想来，我从未对更高层面的《卢卡奇研究指南》的形式问题做出什么思考。这场座谈会让我突然意识到了形式问题的重要性。我以前觉得“研究指南”只是一种稀松平常的学术著作名称，扫一眼记住出版名称就过去了，对它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没有特别关注“研究指南”形式本身。没想到它还具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内涵，这真是一个意外收获。 张：你说的“碰撞”一词很准确。我当时给各位专家说这就是一场“神仙会”，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自由发挥。在看似无主题的发言中，大家对“研究指南”的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似貌不惊人的“研究指南”，背后其实具有相当的学术历史。首先我想强调，“研究指南”是一种在西方成熟的出版物，目的在于凝聚学术共识，推进学术研究。在100多年以前，西方开始出现针对学术议题的研究指南。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研究指南开始成为西方各大知名出版社的庞大出版规划，研究指南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数量也越来越多。 其次，西方研究指南的研究对象包括西方人眼中的经典、名家。比如，很多西方大出版社都出版了莎士比亚研究指南，有的甚至还针对莎士比亚具体的悲剧作品出版研究指南。只有那些对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名人名作，才有资格享受研究指南的出版待遇。这里我想指出，西方学术指南的出版总是不可避免地局限在西方视野，它不得不戴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墨镜来确定研究指南的出版主题，来判断什么是经典。比如，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有研究指南，阿多诺有研究指南，但深刻影响阿多诺的卢卡奇没有研究指南，他可是客观上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物，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被哈贝马斯称为现代西方四大哲学主要流派之一。这让我们怀疑西方出版社对这段思想史的了解程度，我们很好奇他们学习到的思想史是什么样的。或许成为研究指南研究对象的标准是距离西方学院体制的远近？我们不得而知。  谢：原来这就是您在论述学术指南的时候，总会加上“西方”这个定语的原因。 张：对，这一定程度上就是指西方研究指南编撰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回到刚才的话题，还要补充的是，介绍经典、名家的出版物可依照通俗性到专业性排序，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是报纸和杂志上的简介，其受众最广、普及程度最高；第二种是简介和手册类型的图书；第三种是研究指南；第四种便是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研究指南既兼顾通俗性，又有一定的专业性，它介于研究手册与学术论文和专著之间。当然我们知道，研究指南一词翻译自英文“Companion”，它在别的学者或出版社那里，可能有不同的翻译和叫法。但我想强调的是，不管“Companion”用中文如何表达，它在西方总体学术出版中的位置，总是在结构上处在中间的进阶型介绍性学术读物。 最后，西方研究指南通常由国际撰稿人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介绍研究主题，这是其目前的主流形式。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某些出版社要求的国际实际仅仅指国际中的学术发达地区。我们需要注意书面要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差别。这次《卢卡奇研究指南》的作者来自德国、匈牙利、俄罗斯（含苏联）、美国、英国、法国、阿根廷、加拿大、斯洛文尼亚、意大利，不仅有卢卡奇研究的主要地区，也包括卢卡奇研究的新兴地区。 谢：除了指南形式获得专家的关注，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与会专家提出的疑问。有参会专家评论，《卢卡奇研究指南》的编撰形式与西方主流研究指南编撰形式之间存在差异。《卢卡奇研究指南》收录的内容形式不仅有作为研究指南标准形式的学术论文，还有学术专著的节选，甚至论战檄文，等等。这似乎给《卢卡奇研究指南》的编撰工作当头一棒。您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张：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质疑。现代的研究指南往往由专题化的学术论文构成，比如我翻译的《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这些论文都是当代国际学者对特定议题的梳理和反思。但我认为，这些作者从当下出发评议思想本身、思想影响和思想现状的论文，虽然具有全景视角的优点，却在历史上距离思想发生的真实场景比较遥远。研究指南需要这种类型的论文，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指南就必须非这类论文不用。从历史距离的远近这一尺度出发，我们也需要能够近距离反映思想发生状况的文本。这种类型的文本往往因其年代久远而缺乏现代学术标准，如果我们投鼠忌器，弃之不用，我们当然能够做出符合西方研究指南主流编撰标准的指南，但我们反而会丧失关于思想真实发生状况的独特视角和见地。具体来看，《卢卡奇研究指南》第二卷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苏联哲学家德波林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哲学观点的批判檄文，我们可以直接发现卢卡奇在自然观、历史观、实践观、辩证法问题、唯物主义等方面与苏联哲学界的巨大分歧，把握苏联哲学界对恩格斯的捍卫，观察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识受到了多大程度的阻力，管窥卢卡奇所处时代的哲学环境。如果我们仅仅凭论文中的概括去理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引发的争议，我们就很难对卢卡奇后续不断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的检讨和自我批判有一种具体认识，也很难对这部著作在苏联环境下取得的理论创新成就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毕竟，历史发生的原初语境往往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研究对象。 由此看来，与其说编撰方式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我们对西方研究指南主流编撰模式的一种方法补充。西方研究指南中主导性的论文形式具有总结议题、指明未来的重要地位，这毫无疑问。同时我们也要认清其他类型文本的特殊价值，它们也具有指南的功能，我们认为这种特殊价值可以服务于《卢卡奇研究指南》，进而服务于中国学界同仁。《卢卡奇研究指南》是我们向西方研究指南编撰传统的学习，同时也是我们对这种编撰方法的改造和创新。我从翻译《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开始对研究指南的形式产生兴趣，后来在编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研究指南》中慢慢积累经验。对我们来说，《卢卡奇研究指南》不是一个项目的结束，我们希望它昭示着一个卢卡奇研究的新起点。  谢：听您这样讲，我觉得您算得上卢卡奇研究领域中的“马拉松运动员”了。这不仅是说您在做完这个项目后的反应，就像那个很流行的著名马拉松选手的励志故事，纵观您的整个研究生涯，也是如此。我最近在数据库中搜索中国卢卡奇研究的进展，发现您已跻身卢卡奇研究领域中的高引用学者的前列。虽然教育部近期提倡要破五唯，但这样一个数据事实还是能够反映出您在卢卡奇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更令我惊讶的是，您的一篇高引用文献发表于21世纪初，在那之后您转换赛道，以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的形象闻名学界。20多年过去了，您关于卢卡奇的回顾性论文已经沉淀为卢卡奇研究领域中的宝矿，获得学界的承认。我很好奇，您在卢卡奇研究中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卢卡奇研究指南》是否延续了您的方法论呢？ 张：20年前我写卢卡奇论文的时候，是带着明确的学科史意识写成的。这还要从我学生时代谈起。硕士期间，我开始经常以图书馆、资料室为家。刚开始只是为了查找学科资料，后来慢慢形成过文献的习惯。不断地翻阅看似无聊，却使得我较早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意识，其主要形式便是文献综述。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我把马哲史的研究方法贯彻到卢卡奇研究领域中，从而取得了大家认可的学术成果。 针对《卢卡奇研究指南》，我更多贯彻了思想史的方法原则。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我在继续坚守学科史原则的基础上，逐渐青睐思想史原则。虽然思想史研究在西方逐渐走向没落，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正在蓬勃发展。《卢卡奇研究指南》依照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历程分为3卷：第一卷艺术与生活，关涉早期卢卡奇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第二卷物化与革命，论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卷审美与本体论，评论后期卢卡奇的理论体系建构。这就方便我们依照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对卢卡奇各个阶段的思想做出恰当介绍和评价。 谢：看来思想史的方法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自己目前更多停留在理论内部转圈圈。这本书的编撰原则值得我进一步体会。 张：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西方研究者，出版社让你编一部卢卡奇研究指南，你会怎么编呢？ 谢：我……首先我可能把这个出版计划直接扼杀在摇篮里。哈哈，这应该是张老师方才谈话的直接结论。但如果我真去编的话，我可能会参考卡弗主编的《剑桥马克思研究指南》的编撰形式，他从马克思的接受史、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宗教、美学等13个主题来介绍马克思。这种编法有点像一部马克思思想小词典或关键词词典。 张：这确实是一种成熟可行的编法，但我想强调读者整体阅读感受的区别。以《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为例，你读完后会清楚地认识到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美学理论、音乐社会学等思想，对阿多诺产生一个完整的认识。但你会发现，这其实只是一个平面形象，更多地停留在知识层面、本本层面。我们这次的编法更突出卢卡奇这个人的整体存在，在卢卡奇一生思想的曲折转变中，他如何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真知识、真本领和真信仰。这也是理解卢卡奇所不可或缺的视角。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编撰原则就凸现出它的优势。  谢：这算不算夹带私货？研究指南对卢卡奇的大量正面评价是否与作为向导的研究指南形式相矛盾？这会不会不够中立，从而对理解本原意义上的卢卡奇产生遮蔽？ 张：这不是私货，而是立场。看来你还没走出价值中立的虚假神话，多看看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你就知道了，这点你以后慢慢体会吧。你对座谈会上各位专家的评价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谢：座谈会上各位专家的意见大致可以归为，您所使用的研究指南形式无疑切中肯綮，极大推进了卢卡奇研究，并突出了卢卡奇研究中的方向性原则，即卢卡奇研究该往何处去的学术问题。您试图拓宽学界对卢卡奇思想的理解视域，比如，《卢卡奇研究指南》收录了俄国思想对卢卡奇以及对卢卡奇年轻时所交往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在卢卡奇与现代哲学关系问题上，您收录了探讨卢卡奇现象学思想的论文。学界大都熟悉，青年卢卡奇在德国游学时接触了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的哲学，也与韦伯和西美尔过从甚密。其实在那一时期，卢卡奇还系统学习了现象学。他早年建立美学体系的尝试，在很多地方都借鉴了现象学。这些对中国学界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议题，对青年卢卡奇研究具有补白作用。 张：对，这个方向可以概括为在历史语境中重访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你刚才讲了很多卢卡奇思想形成方面的事情，这里我就不再多提。我想，还有一个重要方向便是卢卡奇思想的传播与接受。其实，对早期卢卡奇思想在欧洲的传播来讲，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吕西安·戈德曼。戈德曼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与阿多诺、福柯、拉康等欧洲著名知识分子都有交往。他是东欧犹太人出身，比卢卡奇小28岁，早年参加左派激进社会运动，师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麦克斯·阿德勒，后来受战争影响逃难至瑞士和法国，担任过皮亚杰的助手。他以独特的文学社会学研究闻名欧洲学界，其要义是将文本、作者和社会历史看作具有上下包含关系的动态结构，从理解和解释两方面阐述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以这种方式对文本进行创新解读。他有一个文学社会学命题很有趣：小说中主人公与世界的关系同构于马克思描述的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 戈德曼一直追随卢卡奇，很早就对卢卡奇的早期作品产生浓厚兴趣。戈德曼在学生时代就阅读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等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从中获得了他的思想立场。戈德曼更是在与卢卡奇见面时，热情洋溢地向卢卡奇表达自己对卢卡奇早期著作的赞扬。这发生在1946年，卢卡奇前往日内瓦参加欧洲精神研讨会，当时他代表苏联思想发言。可惜卢卡奇既高兴又不解，他不明白戈德曼为何执着于自己的早期著作。而戈德曼则是既激动又不满，他不乐意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伟大作者，会在研讨会上发表那么具有教条主义色彩的演讲。这可能源于苏联对卢卡奇并不完全信任，卢卡奇不断对他的早期著作进行自我批评。又过了10年，戈德曼出版了在法国影响巨大的著作《隐蔽的上帝》，对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拉辛和帕斯卡做出全新解读。这一选题是戈德曼听从卢卡奇的建议后做出的。戈德曼将这本书连同他论述康德的博士论文一并寄给卢卡奇，并肉麻地写道，这些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吐露着您早期著作的观点。但当时卢卡奇身处匈牙利事件的旋涡中，差点被处决，他还是在伯特兰·罗素等人的外界施压下才幸免于难，所以根本没时间回复。3年后，卢卡奇终于回复了戈德曼，基调跟上次的面谈一模一样。卢卡奇说，如果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就直接死掉了，那他会非常感激戈德曼对他早期著作不遗余力的挖掘，但他又活了30多年，他之后那么丰厚的理论成果就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卢卡奇还是善意地提议与戈德曼当面交谈，因为书信的体裁可能不太适合。这些都没有浇灭戈德曼对卢卡奇的热情，此后他不断邀请卢卡奇撰写论文和出国参加研讨会，以重振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后陷入低潮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主题涉及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等。然而戈德曼的提议遭到卢卡奇的婉拒，因为他当时正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本体论、伦理学和美学理论建构。很可惜的是，戈德曼突然于1970年先卢卡奇一年去世。《卢卡奇研究指南》收录的文章评论道，卢卡奇之于戈德曼，好比康德之于费希特。 谢：我似乎能够理解卢卡奇对戈德曼的态度。卢卡奇从早年的悲剧观念纵身跳跃到了形成阶级意识的党，并对党矢志不渝；而戈德曼似乎在开历史的倒车，非要回头在卢卡奇已经不再驻留的旧思想里阐发出悲剧世界观、打赌等思想。卢卡奇的不解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结合戈德曼所处的法国的特殊语境，我也能理解戈德曼的理论苦心。戈德曼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地位不断下降、大量党员退党的法国，而且法国工人阶级力量存在弱化的趋势，后来法国理论家安德烈·高兹甚至提出告别工人阶级，宣称工人阶级和阶级意识已经不复存在。法国的特殊状况促使戈德曼批评卢卡奇的思想过于极端。 张：不管怎么说，戈德曼在宣传卢卡奇思想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虽然卢卡奇因为自己的政治状况和写作计划，总是拒绝戈德曼的盛情邀请，但他希望戈德曼能观照他的法文版著作的出版计划。戈德曼亲自将卢卡奇的一些后期文学理论作品翻译成法文。他还推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法文版出版，虽然卢卡奇当时对此表示拒绝。此外，正是戈德曼将卢卡奇的思想介绍给了英美学术界。戈德曼将卢卡奇的思想介绍给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继而使得卢卡奇在英国学界的知名度不断扩大。这种学术影响甚至扩大至大众传播层面，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长文介绍卢卡奇。戈德曼曾在美国西北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为卢卡奇在美国的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卢卡奇研究指南》收录了戈德曼论述卢卡奇早期著作的文章。这篇著作虽然理论性偏弱，但在卢卡奇传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篇文章中，看起来戈德曼似乎在用自己的结构主义术语来描述卢卡奇的思想，似乎在蹭卢卡奇的热度。殊不知，实际上在捧卢卡奇、将卢卡奇引入英美学院方面，正是戈德曼做出了大量努力。戈德曼去世前还将卢卡奇与海德格尔进行对比，揭示卢卡奇早期思想对于现代存在主义的开端意义，将卢卡奇与现代西方哲学接续起来。所以，理解戈德曼的努力，对理解卢卡奇在西方的传播非常重要。对当时欧美学界而言，他关于卢卡奇的评价可谓石破天惊，却又不无道理。  吕西安·戈德曼 谢：可惜，戈德曼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他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要求很深的历史功底和思想史功底，再加上结构主义在法国式微，结构主义被解构主义取代，这些原因使得他的方法后继无人。我看到资料，他培养的著名学生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后来转去做符号学研究了，并成为符号学大师。我想戈德曼为传播卢卡奇思想做出的努力一方面出于他对卢卡奇的喜爱，另一方面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 张：既然我们谈到了卢卡奇的传播，还有一派不得不提，那就是卢卡奇亲自培养的布达佩斯学派。布达佩斯学派是由卢卡奇的学生和助手组成的讨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其成员包括阿格妮丝·赫勒、乔治·马尔库什、费伦茨·费赫尔、米哈伊·瓦伊达等人。布达佩斯学派内在地参与了卢卡奇后期本体论的建构过程，卢卡奇会将《社会存在本体论》手稿交给布达佩斯学派成员评价，他们对手稿的批评后来发表在Telos杂志上，并收录进赫勒主编的《卢卡奇再评价》中。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在西方的传播具有两大功绩。第一，布达佩斯学派致力于阐发卢卡奇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将卢卡奇拉回现代西方思想的问题域中，将卢卡奇指认为解决现代问题的理论资源。在他们的笔下，卢卡奇与现代性、文化哲学、现象学、魏玛时代等重要议题具有密切相关性。从这一角度看，卢卡奇是“欧洲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布达佩斯学派深入推广了卢卡奇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学派成员是卢卡奇晚期思想的见证者，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卢卡奇完善晚期理论建构，对卢卡奇晚期思想的发展与矛盾具有深刻认识。学派成员具有匈牙利语的优势和密切接触的优势，对卢卡奇早期事迹有所了解，从而使得他们评价与传播卢卡奇早期思想的视角与众不同。 谢：看来戈德曼和布达佩斯学派共同为卢卡奇在世界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我观察到《卢卡奇研究指南》还选择了一些国际卢卡奇学会的文章，您能不能简单谈谈这个学会？ 张：国际卢卡奇学会可以看作出版界对卢卡奇思想传播的推动。国际卢卡奇学会是1996年由卢卡奇作品的德国出版商弗兰克·本泽勒创立的学术组织。学会每年都会出版《卢卡奇年鉴》，推动国际卢卡奇研究。更重要的是，学会重拾中断已久的《卢卡奇全集》出版工作，使《卢卡奇全集》完整出版，为国际卢卡奇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工作。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等成员在学会担任副会长。谢：由此可见，卢卡奇的确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逝世后依然能够吸引身边的人自发传播他的思想。学术界和出版界形成共同体来推动卢卡奇的传播，这种格局令人感慨。我突然感到很亲切，因为《卢卡奇研究指南》似乎拉近了工作团队与这些前辈之间的距离。 谢：由此可见，卢卡奇的确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逝世后依然能够吸引身边的人自发传播他的思想。学术界和出版界形成共同体来推动卢卡奇的传播，这种格局令人感慨。我突然感到很亲切，因为《卢卡奇研究指南》似乎拉近了工作团队与这些前辈之间的距离。 张：确实如此。我们刚才谈到了研究指南的形式、编撰原则还有卢卡奇的传播，其实还有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尚未谈及，那就是为什么是卢卡奇？我认为，卢卡奇是影响巨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当中成果斐然的思想家。对世界来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对中国来说，卢卡奇深刻影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进程；对学科来说，卢卡奇在哲学、文学、美学等领域留下多学科的理论建树。卢卡奇的哲学深度、政治维度和思想高度都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超越的水平。这些就是我选择卢卡奇的几点理由。我希望《卢卡奇研究指南》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100周年的东风，重新探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脉络，为中国新时代的卢卡奇研究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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