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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方罍在罍中的地位就如同鼎中之“后母戊鼎”。商周铜方罍本就稀少，而皿方罍以绝对的优势，实力碾压商周其它方罍，是其中最高，也是最精美的一件。 
皿方罍，有盖，通高84.8厘米，其中，器身高63.3厘米，器盖高21.5厘米目前所见的商周铜方罍，器高超过80厘米的，仅皿方罍这一件，另有数件器高超过60厘米的。
↑如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兽面纹方罍，高66.5厘米，以及日本泉屋博物馆藏兽面纹方罍，高62.5厘米。
↑2017年佳士得拍品中有一件兽面纹铜方罍，原由日本藤田美术馆收藏。这件方罍高63.5厘米。
北京故宫亚丑方罍高62.2厘米。↑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件亚氏铜方罍，很精美。高53厘米，惜无盖，不然有可能就是商周时期第二高的方罍。
这些方罍的造型、纹饰非常的接近，均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除此之外，周代方罍中也有数件超过了60厘米，↑如噩侯方罍，但即便算上周代的方罍，皿方罍仍是体量最大的一件。2017年佳士得拍卖的方罍估价在500-800万美元，最终却以3384万美元成交（含佣金）。皿方罍作为罍王，价值当然只会更高。何况，皿方罍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传奇故事。皿方罍于1919年出土于湖南桃源县漆家河，由当地的农民挖得。挖出后不久即器盖与器身分离，器盖后一直由湖南博物院保存，而器身则几经流转，被倒卖多次后流失海外。皿方罍的器盖和器身很长时间里“身首异处”，器盖和器身有明显的色差，器盖是黑色的（国内有段儿时期里流行黑漆古，器盖应该是人为盘黑的），器身则是斑驳的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国内很早就有专家注意到了皿方罍的器身，并猜想与湖南省博物院的器盖是一体的，可惜等不到去验证，皿方罍的器身就再次下落不明了。直到2001年，它出现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被一位法国藏家以924.6万美元的天价拍下，创下了当时的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记录。2014年，当它再次成为拍卖品时，湖南博物院果断致函拍卖行，表达了想私下购买皿方罍的意愿。信函中写道：“本馆为非营利受托遗产保管机构，所需购藏经费全赖各方资助，今虽多方努力，目前仍仅筹措到两千万美元。因此，祈贵方能同意以此价格 （含贵公司佣金）成交”。最终经过多方协商湖南博物院终于以2000万美元的“低价”成功买回了皿方罍的器身，皿方罍的器身终于可以“回家了”。
器盖似传统建筑中的庑殿式屋顶，四角及四坡中心线均饰有钩戟形的扉棱，坡面均有一个巨大的兽面纹，以夔龙纹、云雷纹填补空隙。顶上捉手是器盖的迷你版。巨大的器身给了铸造者施展的空间，相比器盖，器身的纹饰更加精美，规整，又富有层次。四角、正中的钩戟形的扉棱也使罍身富有动感。
肩部四面饰均有圆雕兽首，其中两面为凸出器体很多的兽首衔环，兽首的角为对称夔龙纹。兽首的两侧饰有对称的夔龙纹，与圆雕的兽首浑然一体，“有首无身”，或许这就是古人心中的“饕餮”吧。
腹部是一个格外巨大的兽面纹，大眼、吐舌，额间有菱形纹，似乎它才是这件器物的主角。兽面纹上是一个带角的迷你兽面，两侧各饰有一只凤鸟纹，与圈足上的凤鸟纹遥相呼应。在空白处填以云雷纹，形成三层花纹，层次清晰，庄重肃穆。皿方罍器体雄浑，器体本身带有浓厚的殷商铜器风格，又因为它是罍王，想当然的会以为它原本属于殷商王室。至于它为什么会在湖南出土，或许是商朝遗民南逃时带到南方的，甚至有学者认为是李自成兵败后携入湖南的，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分析出土的商周铜方罍之后，会发现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出土的方罍都不高，装饰风格也与皿方罍有不同，↑如王后妇好墓出土的铜方罍，器高52.5厘米。器身无棱，腹部的纹饰为垂叶纹，而不是兽面纹。给人的感觉是殷商王朝并不是很重视方罍这种铜器。从这一点上来说，皿方罍不可能是出自殷商王朝。另外，从皿方罍的装饰纹饰来看，它的风格更接近西周时期的方罍，夸张的勾云扉棱也多见于周初铜器。商周之际的方罍经历了从无棱、有棱，到夸张的勾云棱的变化。罍腹部的纹饰也经历了一波大换血。有理由相信，皿方罍的铸造时代或许是在商末周初政权交替之时，周人比商人更珍视方罍这种铜器。而今人觉得商周铜器珍贵，主要就在于其纹饰与铭文体现的历史价值。皿方罍的器盖、器身上都有铭文。在青铜器上铸造文字是中国铜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
1977年陕西陇县韦家庄曾出土一件皿氏簋，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但是为何一个在湖南出土，一个却发现于陕西？皿方罍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讯息，对研究商末周初的历史形式有一定的启发性，值得深究，这比它本身的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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