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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时间长达50天。 这次会议展现了我党前所未有的团结和民主氛围，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原核心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居然落选中央委员。 这令毛主席非常意外，不得不亲自为王稼祥拉选票，王稼祥才得以进入中央候补委员。 王稼祥一直位居中央重要领导岗位，遵义会议上和毛主席、周恩来并列当选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什么折戟“七大”，背后原因何在？  “红色教授”铁骨铮铮：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一个比较富裕的普通家庭，青年时期就在学校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他远赴苏联莫斯科，进入著名的中山大学学习。 王稼祥学业优异，精通俄语英语，1928年被中山大学保送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接受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王稼祥1930年学成归国，任中央宣传干事，致力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王稼祥将信仰淬炼成铁一般的意志，他曾经说过，革命是他始终追求的信仰。 1931年中央令王稼祥赴江西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那个时期，王明在共产国际扶持下，火箭式晋升为中央政治局领导人。  王明路线在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同为留苏派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是王明路线的铁杆追随者。 他们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盲目照搬苏联模式，错误估计中国革命的实力，鼓吹进攻大城市，结果给红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王稼祥、王明和博古同为留苏同学，当初，王稼祥是支持王明的。 但是很快，王稼祥通过对根据地的了解，觉察到王明路线脱离中国国情，荒谬不切实际。 王稼祥和毛主席是在苏区的龙岗相识的，在接触交谈中，王稼祥认识到毛主席的卓尔不凡，而毛主席也为王稼祥深邃的理论折服。 分别时毛主席还送王稼祥一副对联，上下联内容就是毛主席倡导的游击战术。  此后经过几次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王稼祥越发了解毛主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符合中国国情。 而王明、博古等人根本瞧不起毛主席，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处处排挤打压毛主席。 1931年6月在赣南会议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紧接着，王明又操控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权。 而当时蒋介石50万大军兵临苏区即将开始第四次“围剿”。 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的坚持下，王明才被迫答应保留毛泽东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权，因此才有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宁都会议毛主席再度被剥夺军权。  而此时蒋介石正在拉开第五次反“围剿”的大网。 王稼祥在会议上气愤地拍案而起，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毛泽东，掷地有声地指出： “大战在即，临时换将是军事大忌，指挥红军打胜仗，非毛泽东莫属！” 但因当时“左倾”派系占上风，尽管王稼祥在会议上逆风力挺毛泽东，终因少数服从多数，毛主席还是被排挤出军事领导岗位。 但毛主席仍然感激王稼祥是教条主义阵营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的人。 而王稼祥却说：“我相信真理，谁代表真理就跟谁走！” 充分展现出一个共产党人襟怀磊落的胸怀和对革命的忠心。 此后毛主席曾多次说过：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如果没有王稼祥的支持和信任，那将困难重重，他是有功之人。  担架上的谋略：实现通道转兵，酝酿把李德、博古轰下台宁都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成为中国革命的灾难。 李德仰仗共产国际，垄断红军指挥大权，独断专行，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不顾中国国情胡乱发号施令，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毁灭性破坏，红军被迫长征。 接着在途经湘江，李德、博古错误指挥，使部队贻误战机，八万多红军血战湘江，最后只走出三万多人。 五万红军战士浴血牺牲，李德、博古不承认他们的路线错误，还是顽固坚持要向国民党张网已待的湘西进军，与红二、六方面军会合。 红军士气一片低落，官兵对博古、李德的盲目指挥愤慨到极点。 王稼祥心急如焚，深感被排斥的毛泽东对局势最有判断力，打仗最有办法。  不幸的是长征之前，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肠子。 当时医疗条件实在简陋，王稼祥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几次昏死过去挺住漫长的手术，仍然没有取出腹中弹片。 由于缺医少药，王稼祥的腹部经常化脓，伤口里边甚至因为消毒不及时爬出蛆虫，只能在腹部插一根管子引流。 王稼祥就是在这种身体状况下躺在担架上走上长征，其革命意志、其对党忠诚、其爱憎分明、其坚持真理之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毛主席因为被剥夺军事领导权，难以实施自己的正确主张，面对红军惨败心急如焚。  没办法毛主席只好采取迂回战略，他积极运作在长征途中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个团，这样有利于和有军事发言权的张闻天、王稼祥深度交流。 途中毛主席疟疾复发走不了路，也乘上担架，这样就更方便和王稼祥在担架上交流。 毛主席深刻总结李德和博古教条主义带来的惨痛教训，否定向红二、六方面军靠拢的计划，提出到达湖南通道后，要转兵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 王稼祥虽然不能行动，但他从未因为毛主席失去指挥权而疏远，而是更乐于倾听毛主席的意见，通过与毛主席深度交流，更了解毛主席的文韬武略，对毛主席由衷敬佩。  因为过往凡按毛主席说的去做就必然胜利，反之按李德、博古、王明之流的指挥，除了失败就没打过胜仗。 王稼祥非常赞同毛主席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而且王稼祥更深刻认识到，实现转兵只是权宜之计，要想实施正确路线，王稼祥表示，必须把李德、博古拉下台，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然而，如何将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是一个需要动脑筋的问题。  首当其冲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关键一票挽救中国革命挽救党1934年12月20日，部队途经一片橘林休息，王稼祥找到张闻天深谈。 王稼祥对张闻天说：不能再让博古、李德胡搞下去了。 张闻天也对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挥忍无可忍，他与王稼祥一拍即合。 二人达成共识：要开会，把博古、李德轰下去，请毛泽东同志出山领导红军！老毛打仗有一套，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 两位赤胆忠心的洋派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何去何从同仇敌忾。 二人这次谈话，为召开遵义会议埋下伏笔。 接下来，王稼祥将谈话内容告知彭德怀、刘伯承、杨尚坤、聂荣臻等人，他们纷纷赞成王稼祥的提议。 同时，毛泽东也争得周恩来和朱德的同意，得到他们的支持。  接下来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首先为毛主席争取到通道会议的军事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李德和博古同意转兵贵州。 接下来的黎平、猴场会议顺利召开，为召开遵义会议做好铺垫。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短暂休整。 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周密筹划下，1月15-17日遵义会议以扩大会的形式召开，会议扩大到相关军团长，总计与会代表20人。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直面解决自己的问题。 会议上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激烈交锋。 博古在会上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把责任归咎敌人力量强大，避重就轻。  然而，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以客观因素为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并用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对博古严加驳斥。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鞭笞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并要求他们交出领导权，首当其冲呼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王稼祥的意见得到积极的呼应。 会议最终撤销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领导职务，重新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在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王稼祥和周恩来成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 从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领导下，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成功脱离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各路红军胜利会师陕北，结束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这一系列胜利显示出毛泽东的卓越统帅才能。 毛主席事后曾说：他投了关键一票，间接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没有王稼祥就没有遵义会议。 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理论概念的人到达陕北，王稼祥伤势严重，不得不送往苏联治疗。 当苏联医生打开王稼祥的伤口，里边溃烂脓肿，残留着橡胶管和纱布，王稼祥竟然能在这么严重的伤势下走完长征，其坚强意志让苏联医护人员肃然起敬。 王稼祥在苏联治疗期间，他向共产国际实事求是介绍了中国红军长征转危为安的详细情况，着重介绍了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能力。 这对于争取苏共领导人支持遵义会议当选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起到重要作用。 1938年秋天王稼祥伤势好转即刻回延安，临出发前，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指示，要求中共全党要拥护毛泽东为领袖，王明不要再争夺领导权。 这一指示，表明苏共完全信任王稼祥对中共现实情况的介绍。 抵达延安后，王稼祥第一时间向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这一指示，对于进一步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稳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意义重大。 毛泽东后来形容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相当于第二个遵义会议。 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这次回国王稼祥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1943年7月初，在中国共产党22岁华诞，抗战六周年之际，王稼祥发表一篇名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他在文中首次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王稼祥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一个政党要有自己的理论做指导，而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经验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在中国，他认为这个理论应该称为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革命运动将无法取得胜利。 因此，王稼祥是奠定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第一人。 但由于旧伤复发，1944年王稼祥不得不再次赴苏联治病，以至1945年的中共七大都没有出席。 而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竟然落选中央委员，让毛主席很失落。 细数王稼祥的人生，他是教条主义阵营里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教条主义支持毛主席的人； 第一个在遵义会议呼吁由毛主席领导红军、投关键一票挽狂澜于既倒的人； 第一个向共产国际客观介绍长征和毛泽东的人； 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人； 王稼祥的每个第一，对中国革命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人，为什么折戟七大？ 据杨尚坤回忆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是王稼祥知识分子气味较浓，他平时低调不善于与基层人员交流，导致很多人不了解他，认为他架子大； 其二是长征胜利以后，王稼祥因当年腹部残存弹片没有取出来，旧伤频频复发影响工作，两次苏联疗伤长达几年，使很多人淡忘了他。 所以才有毛主席亲自向代表们介绍王稼祥对革命的重大贡献，为王稼祥拉选票的事情发生。 但这不影响王稼祥一生的光辉！ 结尾建国以后王稼祥主要在外交部工作，先是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后长期任外交部联络部部长。 由于长征期间留下的伤痛，王稼祥一直在病痛困扰中坚持工作，一九七四年68岁因病逝世于北京，令人惋惜。 今天，回顾王稼祥地一生，王稼祥作为共产党的“红色教授”，在中国革命各个关键时期都能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百折不挠！ 他无愧于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外交家，中国人民学习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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