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格雷厄姆·格林

亨利·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布赖顿棒糖》《权利与荣耀》《问题的核心》等。本文节选自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评论家戴维·洛奇的文学批评随笔集《写作人生》（本书中文版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今年8月出版）。关注我们可直接点击文章标题下的“上河文化”，然后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号：shbooks。

诺曼·谢里编写格雷厄姆·格林的三卷本传记，连续并且专门地占用了他二十八年的时间，这可算是一种纪录了。格林于1991年逝世，他曾预言自己不会活着读到第二卷，这个预言很准确，因为第二卷是在1994年出版的。他还预言谢里不会活着读到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该卷最终于2004年出版；从这后一个预言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格林对于此传记不断增长的规模和范围的不满，以及对于自己授权谢里写这本传记的懊悔，因为谢里揭露的事实常常令他十分尴尬。幸好这一预言没有实现，但有好几次差点儿被格林言中。谢里向格林承诺过，要遍访这位小说家曾经用作小说背景的每一个国家；因为这一誓言，谢里游历了大约二十个国家，让自己蒙受了危险和苦难，以及至少一次危及生命的疾病。谢里在传记的倒数第二页中承认，“要完成此书似乎常常超出了我体力和精神的极限”，他还迷信地将传记的最后一个句子留作未完成的状态。

从这一巨著的写作过程，我们不禁得到一个教训，如果写作文学性传记时，过分着迷、耗费了你的全部身心，那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这是一个注定要倒霉的尝试，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传主的一生，并以某种方式在传主的人生和他的艺术作品之间，找出一个完美的“匹配”。“如果小说家不承认自己体验的真实性——即使这些体验令他不安——那么他的小说就不可能是可信的，”谢里在第三卷里宣称，“格林需要处理他的过去，相应地，我们需要发掘他的私人历史。”这里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该语境中的“真实性”是什么意思？即便我们姑且承认作家经常在他们的小说中，处理令自己痛苦和不安的个人体验（格林本人曾写道“写作是一种疗法”），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不是常常背离这些经验性的事实吗？将经验加以改动，甚至完全颠倒，重新解读，或是与完全虚构的材料相混合。假如这样的话，你试图从作家自己的人生中，一一确定他的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来源，这么做难道没有危险吗？如果我们真的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部小说是更“可信”了吗？还是更不可信了呢？

这些问题属于一个更大规模的论战的一部分，这一论战从1919年起就令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们大伤脑筋；当时，Ｔ·Ｓ·艾略特断言，“一个艺术家越完美，那么在他的身上，遭受痛苦的感情，与创造作品的理智分离得越完全，他的理智越能彻底地消化和改造那些感情，将其作为自己的素材。”艾略特驳斥那种浪漫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作家自身的表达，因此也含蓄地驳斥了用作家生平解读其作品的合理性；艾略特的观点，对于学院派文学评论中，一个新运动的兴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该运动将文学文本视作独立的言语对象，到了二十世纪末，该运动得意扬扬地宣布“作者的死亡”。与此同时，非学院派的读者对于作者的传记，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些传记通常由对实证和历史有偏好的学者写成。事实上，文学性传记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无法抗拒的，但我们对于这种吸引力的认知是不纯粹的。我们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着迷，因此热切地希望发现作家灵感的源泉；但我们对于重要作家的私人生活，出于人的本性，还有一种简单的好奇心，尤其是如果这些作家的私人生活有些异乎寻常的话。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生，能提供足够多的机会，满足上述两种好奇心，也许这样的机会太多，以至于诺曼·谢里应接不暇，到最后是筋疲力尽。

谢里的第一卷，涵盖了1904—1939年，是其中最好的一卷，令人信服地将格林对于背叛主题的痴迷的根源，归结于他不幸福的童年，还生动、清楚地讲述了格林早期作家生涯的起起落落，以及格林不同寻常的求爱、结婚和婚外性生活，这些故事都非常有趣。它得到的赞誉，完全是理所应当的。第二卷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这卷写的是格林1939年到1955年间的经历，但其按主题展开的组织结构使叙述的线索显得模糊；不过，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它包含了一个比小说还奇异的故事，即格林与凯瑟琳·沃尔斯顿的风流韵事，那是英国工党政治家哈里·沃尔斯顿的妻子，这段婚外恋还给了格林灵感，写出《恋情的终结》一书（该书的题赠是“献给Ｃ”）。第三卷共有900页，是最长也是最不能令人信服的一卷。谢里决心为格林小说中每一个重要人物，在格林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原型，小说中艺术地混合了观察到的事实与运用想象力的虚构，谢里试图把其拆解开来；然而，谢里的这一做法越看越让人觉得冒失，而且尽管本书篇幅浩大，内容丰富，里面仍有令人困惑的缺失之处。例如，如果传记中提到了《日内瓦的费希尔医生》（1980年出版），那么我漏掉了，而且索引中也没有标注。这部谜一般的寓言故事，是较次要的作品，但是有人愿意了解一下该书创作及受读者欢迎情况的背景介绍。谢里忽略了这部小说，是否因为其在格林的生活中没有明显的原型？

除去该卷详尽引用的格林的信件，关于格林晚年生活中，他作为一个人实际是怎样的，我们从此书中获得的认识，还不如从一些短小、精练得多的回忆录中获得的认识来得生动；后者包括他晚年的伴侣伊冯娜·克卢塔，以及他的朋友雪莉·哈泽德的回忆录。比如，谢里讲述的逸事，都没有像伊冯娜·克卢塔的回忆录中，第一次间接提及《名誉领事》时的场景那样，能揭示隐秘的真相：

一天早晨，他出现在门口，看上去忧心忡忡，他没头没脑地宣布：“一想到从现在起，我必须和某个叫查利·福特纳姆的人生活三年，这真是可怕。”然后，他回去干他正在干的事，没再多说一个字。

格林从经验中知道，在他这个年纪，完成一部标准长度的小说，要花费多少时间，也知道这要使他付出多少代价。“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退休总是令人痛苦的时刻。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意味着死亡，”有一次，他对伊冯娜·克卢塔这么说。于是，他继续写作，虽然他发现这越来越困难，而且他对于完成的作品，即便读者们已经满意了，他自己也很少是满意的。他是他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我认为这书臭不可闻，”他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手稿寄给凯瑟琳时说道；在谈及对《麻风病人》的看法时，还是对凯瑟琳，他说：“我讨厌这本书。有些片段我喜欢，但这一次写作时，我几乎没有一刻愉快的时间，而且写出的东西也是结构混乱、条理不清。”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每天写作一定数量的文字（开始是500字，后来减至300字），这个老规矩使他得以将困难的工作进行下去，虽然他常常发现这些工作是多么的折磨人。文字的逐渐积累过程，可以给人安慰，他认为数字几乎有一种魔法般的意义，他给凯瑟琳发电报，告知完成《麻风病人》时，他写道：“感谢上帝，完成比起初预计少325字。”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小说家雪莉·哈泽德与格林交好，当时她和她的丈夫住在意大利卡普里岛，格林在那儿也有一座别墅。“格雷厄姆时不时地告诉我们，'我有一本书要出版了，’他有时还要加上一句，'不是特别好。’”哈泽德自己对于格林后期作品的评价，虽然简明扼要，但无以复加：

早期小说中神启的痛苦没有重现；就连那些较为轻松活泼的作品——格雷厄姆曾称为“消遣小说”——中的热情也不见了踪影。剩下的是专业技巧：一种独特的见解和风格，老练、切中时事的叙事，抓住读者的兴趣，催促你快速地读下去。辛酸已大半包含进厌世感，只是在真情爆发时，才又重新露头。

考虑到格林漫长而多产的一生，谢里三卷本传记的最后一卷，也许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描述格林从成就的巅峰期，创造力渐渐衰退的故事。第二卷一直记录到格林对《文静的美国人》（1955年）的创作，那是格林最后一部高度完美的代表作。这也是格林第一次在小说里，暗示了他对罗马天主教教义信仰的减弱，而在格林先前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小说中，从《布赖顿棒糖》（1938）到《恋情的终结》（1951），这种信仰一直是他作品的基础。在《文静的美国人》中，是政治而非宗教，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参照系，界定了其中的人物和冲突；人们赞誉这部小说有先见之明，不仅预言了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愚蠢，还预言了美国其他的海外冒险行动也注定要遭受惩罚，其中包括伊拉克战争；这种赞誉是不无道理的。格林的戏剧《园圃棚》，1957年在伦敦大获成功，但在纽约却彻底失败；这部戏剧表明，天主教精神性中更为极端的矛盾，仍能激起格林的想象力；但是，《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却用一种幽默的情绪，来处理原本晦暗和严肃的题材。

这段时间是格林个人生活中，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他对凯瑟琳·沃尔斯顿强烈的激情，正慢慢地、令人痛苦地耗尽。虽然他俩偶尔还见下面，但是凯瑟琳一直闪避格林的请求，不愿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去和格林生活；她到底是如何措辞，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格林烧毁了她所有的信件；但格林给凯瑟琳的信件保留了下来，谢里大量地引用了这些信件。格林现在与另一个女人恋爱，那是瑞典女演员阿妮塔·比约克，她的丈夫最近刚刚自杀。格林多次去斯德哥尔摩探望她，在他们之间显然能相互激发强烈的性快感，但是阿妮塔，受缚于自己的事业和子女，也不比凯瑟琳更愿意将她的命运与格林拴在一起。我们不禁要问，对于格林来说，那是否正是这两段感情暗暗吸引他的地方，即便在他为这些恋情而苦恼的时候，因为格林一直害怕受情感的束缚和做出任何承诺。（《人性的因素》中引用约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作为开场白：“我只知道，谁与人结成纽带，谁就不可救药。”）在给凯瑟琳的信中，格林公然提到与阿妮塔的幽会，也许是作为一种微妙的惩罚形式，但他从未想结束任何一段恋情。在离开阿妮塔，然后又回到她身边后，格林在信中对凯瑟琳写道：“我感觉头脑完全混乱了。我比自己预料的还要想念她，可是现在，这种相思之苦已经得到治愈，现在我思念的是你。我是疯了吗？抑或我只是恰巧爱上了两个女人，虽然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几个人认为他确实疯了，其中包括格林的妻子维维恩，她曾提到格林对旅行像是上瘾一样，在一个地方停留从未超过几星期。也许有足够多的素材，可以写一本名叫《格雷厄姆·格林——经常飞行的人》的书了。有一年年末，格林估算自己当年飞了四万多英里，对于一个其职业一般可用“需要久坐”来形容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不少。在给凯瑟琳的信中，格林时常提议去世界各地、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会面；他的朋友迈克尔·迈耶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是去斐济和塔希提岛的一次令人筋疲力尽的旅行，格林安排这次旅行只是为了躲开圣诞节，因为他不喜欢这一宗教节日。可是，由于航班和天气的问题，他们三次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结果反而连续经历了三个圣诞夜。

格林仍保持着和维维恩的婚姻，虽然两人已不住在一起，但他从未寻求离婚、让法院取消婚姻或是经法律判决的正式分居。在教会的眼中，格林无疑是犯了严重的罪过。格林自己有一套办法，使自己的良心接受自己的行为；或者，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格林私下里也许已经不再相信天主教道德神学的有效性。然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格林仍是那个伟大的天主教小说家（无论他怎样竭力坚称，他是一个小说家，不过恰巧又是一名天主教徒罢了）；各种各样虔诚、经常还是焦虑的教友老是来纠缠他或是向他求助，寻求心灵的指导，其中甚至包括牧师，这种经历对格林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令他非常尴尬。“我感觉自己被那些宗教的受害者使用得筋疲力尽……”格林后来抱怨道，“我就像一个没有医学知识的人，来到了一个瘟疫肆虐的村庄。”1958年，与阿妮塔的恋情最终结束，格林对凯瑟琳的恳求更为热切，而遭到回绝后的失落感也更为强烈。担心创造力枯竭的恐惧也令他备感压抑。根据谢里的记述，格林几乎要自杀，这已不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这样了。结果，他没有自杀，而是去了刚果的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为一部新小说搜集素材。

《麻风病人》（1961）这部小说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对于对格林感兴趣的人来说，它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为小说具有忏悔录的性质。小说中的人物凯里，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建筑师，因为他的宗教性和艺术才能大受赞誉；然而，实际上，他向人透露，自己对于艺术和宗教是完全缺乏信仰，而且在个人感情上，他也是一个心灰意冷的失败者；在这个人物中，格林故意引诱读者对该小说作传记式的解读，虽然这会令格林的天主教徒崇拜者们感觉不舒服。不必说，谢里为其他一些人物也找到了原型，而且没费太大的力气，因为格林几乎是一边做调研，一边编故事，将观察到的人物和事件放入小说；从格林当时记的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后来该日志得以出版，名称是《寻找人物：两本非洲日志》（1961）。书中还有一个讨厌的人物，是一名叫帕金森的记者，谢里试图将他与格林的一位叫罗纳德·马修斯的朋友联系起来；然而，这一尝试，在我看来有些牵强，不能令人信服。马修斯是一位记者，曾写作有关格林的回忆录，该书用法语出版，题为Mon AmiGraham Greene（译注：即《我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格林不喜欢这本书，于是阻止该书英文版的发行；但是，在上述两个人物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似性。正如谢里引用的小说内容，提醒我们的那样，让帕金森这个人物栩栩如生的是，格林创造性运用语言的方法:首先，是在描写这位记者臃肿的外貌时（“他一躺在床上，他的脖子被挤成了三层，仿佛檐槽似的，汗水充满了其中的空档，再顺着他脑袋的弧线流到枕头上”）；其次，是在帕金森替自己为达到轰动效果，编造新闻故事辩解时，那精彩的、愤世嫉俗的花言巧语，比如：“你真相信凯撒说过'Et tu,Brute（你也有份，布鲁图）’？这只是他应该说的话，而某个人……察觉到了欠缺的东西。真相总是被人遗忘。”

在这次旅行中，格林结识了一对法国夫妇，杰克斯和伊冯娜·克卢塔；或许伊冯娜对于玛丽这个人物有所贡献，《麻风病人》中农场主赖克的年轻妻子。几个月后，伊冯娜带着她的孩子，回到法国南部，留下丈夫在非洲工作；格林与她开始了一段风流韵事，相当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设法隐瞒了杰克斯八年时间，在此之后，杰克斯似乎宽恕了他们，条件是他们以后言行要谨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格林主要的家设在法国安提比斯市，那是伊冯娜生活的地方，他俩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格林生命的终结。在这十年中，凯瑟琳的健康开始恶化：一次事故之后的手术做坏了，谢里认为她还变成了一个酒鬼。格林告诉她关于伊冯娜的事，他说（在1967年的一封信中），他和伊冯娜有了一段“真正安静的爱情……'平静得像老年生活’”，与他俩的爱情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是“令人饱受折磨的爱情——一段可以让你无比幸福，有时也让你无比悲惨的爱情……我总是记得，你从未令我厌倦——你令我陶醉、兴奋、焦虑、生气、受折磨，但从未令我厌倦，因为在追寻你的过程中，我失去了自我。”但是，随着凯瑟琳久病不愈，格林的来信渐渐稀少，他们的爱情慢慢萎缩，见面的间隔也越来越长。凯瑟琳1978年死于白血病，她的红颜凋残，在病中的最后期间，她拒绝让格林来看她。显然，格林发去了一封充满悔恨之情的吊唁信，哈里·沃尔斯顿的回信非常有雅量：“你不应该有自责。你当然引起过痛苦。但谁又能问心无愧地说，他的一生中没给人造成过痛苦呢？你也给过欢乐。”从那以后，伊冯娜是格林生命里唯一重要的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