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冲击—反应”范式只是一种外部视角

作者：黄涛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6期

“冲击—反应”范式只是从外部观察中国的一种视角，不能提供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认知，更不能提供关于中国现代化动力问题的正确结论。

“冲击—反应”范式影响了几代西方中国学研究者。但是，这个范式带有外因论思维方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无法全面揭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演进脉络。

通过外因看中国

美国学者费正清被认为是“冲击—反应”范式的代表人物。1948年，费正清在他的成名之作《美国与中国》中提出，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对西方“冲击”作出回应的历史。这便是“冲击—反应”范式观察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视角与核心观点。

近代史上，作为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一方，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市场，可以说是外力强迫使然。“冲击—反应”作为观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视角，具有一定合理性。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史的考察，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点出了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他指出，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欧洲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肆意扩张，用商品、宗教乃至赤裸裸的暴力打破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然历史进程，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卷入“世界历史”之中。相应地，中国的自然经济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冲击”、“反应”这类字眼，但他的论述表明：亚洲的社会变革，包括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大转换，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发生的。

图为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New York: Harper & Row，1986）封面 资料图片

然而，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之一，“冲击—反应”理论绝非万能之具。西方的“冲击”对中国近代进程来说固然是一种重要因素，但过于夸大这种外力的作用，甚至将它视为整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难免落入外因决定论的窠臼。费正清晚年也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有所反思，认为“冲击—反应”只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以它作为认识近代中国的总体框架是失之偏颇的。他说：“国内的发展已使老的帝国秩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终于使中国的生活革命化了。”

20世纪70年代后，“冲击—反应”范式遭到学界挑战。美国学者柯文提出著名的“中国中心观”，认为“冲击—反应”论在面对明显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历史时缺乏解释力。自此以后，第二代西方中国学研究者对“冲击—反应”范式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当然，一些质疑与批评也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所谓“中国中心”无非是一种视角转换，而非理论超越。

“中华文明停滞”论的预设

“冲击—反应”范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来描绘中国近代史，其基本前提是认定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中华文明停滞”论。

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飞速发展的西方工业文明面前黯然失色，“中华文明停滞”论随之盛行于西方学界。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提出传统中国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幼年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停滞不前。黑格尔认为中国排除了各种变化的可能性，缺乏自我革新的内部动因。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则说，在中国这个“土地辽阔的帝国中，人类的思维能力……陷入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中国“亘古未断的存在一直使亚洲长期蒙受羞耻”。

这些论述为“冲击—反应”范式作了铺垫。费正清也认同“中华文明停滞”论：“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她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昏睡不醒、长期僵化、停滞不前、野蛮落后、保守封闭的，这构成了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前提。

然而，这种僵化停滞的形象并非中国历史的真相。中华文明素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伟大品格著称于世，自立、进步、包容和革故鼎新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近代中国遭遇的浩劫，不足以否定深植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独立进取精神。“冲击—反应”范式未能在自觉反思西方文化傲慢的基础上走出“中华文明停滞”论，自然只能看到近代中国遭受挫折的外缘性因素，而难以解释中华民族突破困局、开辟新路的内生性力量。

突破西方中心主义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中华文明停滞”论是一种偏见，而它折射出的西方中心立场，则是更深刻的视阈性偏见。

根据“冲击—反应”范式，既然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且必须被西方唤醒，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以西方“冲击”为动力。这就无形中将“中国”与“西方”之分等同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现代化”被完全等同于“西化”。于是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遭到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现代化具有积极价值的因素也完全被忽略。近代以来一度甚嚣尘上，但事实上根本走不通的“全盘西化”论，得到“冲击—反应”范式的理论背书。

上述理论误区还会导致对历史的错误评价。“冲击—反应”范式将中国现代化归功于西方“冲击”，而近代以来闯进中国大门的西方势力，事实上主要是以侵略扩张为目标的殖民者。因此，认定西方“冲击”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动力，无异于认定殖民侵略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动力，这全然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冲击—反应”范式的根本局限在于它完全从“他者”眼光看中国，而忽视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和内部多样性。“冲击—反应”范式只是从外部观察中国的一种视角，不能提供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认知，更不能提供关于中国现代化动力问题的正确结论。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使用现代化这把钥匙来研究中国，是一个手段而并非目标，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已经说明，中国走向现代的根本动力不是西方“冲击”，而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同时为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在革命暨现代化的征途上，“冲击”只是一个外部因素，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个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必定有支持其长远发展的深层因素，立足自身，放眼世界，赓续传统，兼收新知，中华民族必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和更加辉煌的成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