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本文原作者章向阳当时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直属情报通讯员。 邱开基（1905—1993），字卫华，云南景东人。生于1905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十年腊月初八），六岁后，在家乡读小学，1924年赴昆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尚未毕业即于1925年1月考入广东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军事，1926年黄埔军校毕业，即在中央军内历任排、连、营长。1927年至1931年派赴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学习，后转入步兵学校，1931年归国。后被选调南京，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是复兴社开山鼻祖之一。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兼巡辑团团长。1935年为云南学生集训总队队长，1936年任60军副官长，1938年任182师副师长，台儿庄战役期间为代理师长、新编第2师师长，1939年调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干部总队队长，1941年升迁为第三军副军长兼四川剑平师管区司令，并授中将军衔。1946年任云南省警保处处长，1948年任六编练副司令代理司令。  邱开基签署的公文 邱开基少小离乡，在外求学和从军，并长期在中国国民党军、警内历任高职，但尚能怀念乡梓，1946年即将在缉私处长任内所获200万元国币，全数捐给清凉乡中心国民学校，1946年1月获国民政府光华甲种一等奖章一座，蒋中正签署的陆海空军执照一张。当时，能捐200万国币，为乡梓办学之用，实为惊人之举。蒋中正提问他时曾赞言：试问谁不要钱？社会上只见贪官污吏，像邱开基这样清正廉明者极少。结合正文是不是很讽刺？ 1949年邱开基赴台湾，任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及国防部高级参谋，到1965年退役，1993年1月20日病逝。 另附一短文： 1945年底，一位云南籍军官，把自己的200万奖金捐献给了家乡的清凉小学，蒋介石得知后，感慨道：“试问谁不要钱，社会上只见贪官污吏，像他这样清正廉明者极少”。这人叫邱开基，他是云南景东人，19岁入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尚未毕业就已经考入了黄埔军校，21岁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中央军内历任排长，连长，营长职务。  1932年夏季，蒋介石目睹了武汉嫖娼、赌博、抽鸦片等社会衰败乱象后，决定大张旗鼓的开展“武汉清流”运动！蒋介石下令把“调查科”改组为武汉行营“第三科”，由邓文仪任科长，邱开基任副科长，该机构约有700人。  蒋介石安排在汉口市原来的两个调查机构，早已经腐化成了黑帮的团伙，并且明里暗里的帮着黑帮势力团伙做着贩卖鸦片的生意。  稽查处长杨震，甚至暗中发展成了青洪帮的头目！他底下有个杨庆山，利用贩卖鸦片获得的暴利，收买上至重庆，下抵南京的众多官员！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湖北绥靖公署主任的何成浚这些大头人物都被他成功“围猎”了！国民党上将上官云相与杨庆山的买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每月都会收取黑帮提供的几十万的“茶水费”。此外，宜昌、九江、安庆、芜湖处处可见杨庆山的官场合伙人。杨庆山通过一路活动打点，摇身一变当上了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的要职，成为了武汉社会的上流人物，到处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肆无忌惮的靠着这个肥缺职位，更加猖狂地走私贩卖鸦片！  整理完杨庆山的“黑”材料后，邓文仪与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邱开基一拳砸在桌上，并愤然说道:“此贼不除，汉无宁日” 。通过精心的部署，邱开基率领百多号特工，联合安庆警备司令桂永清的警卫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巨大势力。那些牵涉到杨庆山案件的长江流域的几百名官员，也被一网打尽。 由于杨庆山的案子流毒覆盖几省、牵涉太广，一旦深究就可能引发湖北军阀的激变，从而妨碍削藩国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愤慨溢于言表，蒋介石也只能敲山震虎，渐进地推动官场、社会的整饬。 除掉杨庆山一伙后，邱开基被蒋介石封为了少将！ 1937年邱开基出任60军副官长，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会战等数十次大战。1942年8月31日任第三军副军长兼四川剑平师管区司令，授中将军衔。1948年任第八军副军长。云南绥靖公署成立时，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和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推荐邱开基担任绥靖公署副司令，邱开基已经成为蒋介石监视云南省政的耳目，分化云南兵权的工具，卢汉自然不可能再客气。邱开基仅得到了绥属高级参谋的虚职。即便如此，卢汉也没有打算留下邱开基这个祸害，恰好邱开基对于自己的职务深表不满，经常在亲友中乱发牢骚，还四处散播“卢汉私心太重、不讲情理、居心险恶”之类的言论。这些话很快传到了耳目灵通的卢汉那里，卢汉随即以“邱开基不满现状、到处串联，破坏军政团结，影响极坏”为由，命令宪兵将其逮捕，教育一通后送出了云南。 1949年秋，从邱开基香港辗转去了台湾。后来被递补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并聘为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后来淡出政治，闲赋在家，1993年1月病逝于香港，终年88岁。  周伟龙(1901年—1950年) 周伟龙，湘乡市仁厚乡桃丰村人，1901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1927年宁汉分裂时任唐生智部宪兵营长。后在戴笠的划动下，投入南京政府。1937年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国军从上海撤退后，他潜伏在法租界，因领导刺唐（唐绍仪）活动，轰动一时。1940年春任国民党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尔后改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中美情报合作所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1948年任交警总局局长。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淮海作战失利后，周将交警总局的家属和物资撤往衡阳，并把一部分兵力集中浙赣线，以便随时开入湖南。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49年2月，周伟龙在上海被捕，旋被解往台湾。1950年以“图谋不轨，叛党投敌”的罪名被枪杀于台湾新竹。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上，委员程星龄、唐生明、黄克虎联名提案请中央统战部按照政策把周伟龙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1986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指出：“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智相机行事的进步表现”，应作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正文 最近读文史资料，见有人提到邱开基后来曾被蒋介石禁锢一年，后无下文。因而联想起我所知道邱开基当时的一些情况，加以补充，以明真相。不错，邱开基的确被蒋介石禁锢过，但邱开基本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得意门生，又是复兴社的主干，身为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缉私主任，红极当时，为什么又被蒋介石禁锢起来呢？这是外界的一个谜。 揭穿来说，邱开基如果不是由于复兴社内部狗咬狗的暗斗，外界是无法将其赶下台的，更谈不到将邱禁锢起来。其时我正任禁烟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又是戴笠特务处派驻上海的直属情报通讯员，与特务处情报组长兼汉口站长周伟龙有密切关系，我的上述职务亦是周所保荐的。1934年冬我奉电召去汉口，向周禀报时，周正在搜集邱开基的材料，因而得知其内幕大概。谨就我的所见所闻，简介如下。 邱开基，云南景东县人，黄埔军校三期学生。于 1928 年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待从室侍从副官，历时有年，碌碌无所闻。后曾一度佐机要室科长邓文仪搞秘密特务工作，始稍露头角。彼受知知于蒋，据说是在 1932 年旧历除夕之夜，蒋亲去待从室查勤，是晚，适仅邱开基一人在室。蒋发觉后，认为邱忠诚可靠，除面加赞许，予以慰问外，并将邱名记人已之日记本中，思有以提拔之。不久，蒋在总部官邸召集其得意门生、亲信十余人开会，在这次名单中，赫然有邱开基之名列入在内。而邱亦以事出突然，受宠若惊，大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从此邱遂跻身人蒋介石亲信门徒之列，得参与蒋介石集团内部机要会议。在复兴社成立时，邱又被指派为复兴社干事，居然跃在戴笠之前（戴笠被指派为候补干事），由此可见邱之后来居上，已非昔比，邱自然更加得意忘形，踌躇满志矣。 复兴社成立后，1934年春，蒋介石又指派邱开基为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之职。这一机构本应属于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管辖，宋亦原想依此机构作为弥补全国财政之挹注，讵料蒋介石为了要扩大他的独裁统治，必先扩大他的特务组织（过去特务组织的经费，是由蒋在总部特别费项下开支的），而要扩充组织，必须先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但这项经费名称上既不能列入国家预算开支，于是蒋不得不另思别法。因而蒋划定这一机构拨归总部直属管辖，并将全部税收作为特务机构和蒋介石私人馈赠开支之用。这一机关的重要，不仅攸关蒋本人政治生命的得失，而且攸关整个特务系统生命线的存亡，蒋介石当然是十分重视的。并且还为这一机关精心筹划一支武装力量，不惜得罪宋子文，把宋几年来为自己筹划的、而由美国人代为设计用最新美式武装配备的两个税警团的装备（是由宋子文亲自向美国购运来的，又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批美式装备）硬要了过来。扩大改编为缉私武装部队六个大队，亦拨归缉私主任直接掌握指挥。这一个职衔官虽不大，但实权却也不小，因此颇引起当时内外人士的注意和瞩目。蒋之属意于邱，足见蒋对邱信任之专，决非泛泛者可比。而邱获得兹职后，更加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滋长了他自命不凡、高于侪辈的气焰，甚至连当时的戴笠在邱看来亦不足道，更毋容再提其他同辈了。邱之狂妄自大、傲慢倨人，一至于此，其他概可想见。 当邱到达武汉就任新职后，满想对武汉人民来一个下马威，因此他专横暴戾、嚣张恣肆的凶焰更甚于往昔。当时戴笠派在武汉行营的情报组长兼汉口站长周伟龙，是戴笠特务处十大主干中的首要分子、复兴社指派驻武汉的常务干事。他看到邱开基这样的气派作风，颇不以为然。好在任务不同，各干各的，倒也并无什么矛盾产生。不过时日稍久，邱开基为了要雷厉风行严格执行他的缉私任务，曾严令其缉私部队借口缉私，经常堵塞武汉水、陆、空要隘，检查行旅客商。这明明是侵犯地方宪警的权限，超越缉私范围以外的规外行动，引起宪警机关之不满，增加市民之愤恨。在检查行李时，甚至有侮辱人身的不法事件，因而失去贵重物品之事经常发生，被害者既不敢公然吭声，且又无处申诉，稍加抗拒，即遭禁押，粗暴凶狠，蛮不讲理，因此闹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民怨沸腾，民愤难平，而又无人敢于向其进言。邱开基为了避免麻烦，故意回避，终日躲在太平洋饭店四楼，有女性伴着消遣作乐，因而武汉市民无不恨之人骨，不得已，曾作了一首歌谣以讽之，命儿童们满街满巷到处唱着不停，歌谣云：“邱开基，真邪气，来到武汉把民欺，上又不能坐飞机，只落得两腿跑到湛家矶。”这时的周伟龙看邱闹得太不成话了，自己又无权于预，但他是特务处的情报组长，又兼汉口行营的情报组长，各地区各机关反映上来的控邱情报已如雪片飞来，并且还掌握了邱的一部分贪污材料，经周派人调查属实，经数月之久，邱之材料已积成巨册。周亦明知邱开基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亲信，本想顾全大局，隐忍不发，但又因事实俱在，民愤难平，实在不能再事缄默。同时认为，邱已失尽武汉人心，也不能再久拖不决，而周自己亦存有取而代之的妄想。因此周遂决意飞京与戴笠磋商，并献计于戴，把所有材料交戴过目，认为逐邱时机业已成熟，可由周来发动。邱被逐后，要戴事前准备妥人，保举通过继任人物。把这一支精锐的新式武装部队，转归特务处掌握，对今后工作更为有利。这是一举而两全的善策，要戴笠考虑他的意见，并同情和支持他。戴与邱本来无甚芥蒂，但由于邱曾藐视戴笠为后期同辈，戴也不是不知道的；同时戴之心病，也急于想抓一支武装力量在手，对自己工作发展有利，现在有此机会，岂肯轻易放过。因此戴笠是完全同意周伟龙建议的，要周慎重处理，相机进行，俾戴可以从旁协助，不致功亏一篑。这是周、戴两人密谋的结果。周得到戴之全力支持后，遂乘机飞回汉口，一面嘱其助手继续广事搜集邱之材料，整理成册，作充分之准备，一面自信戴可能保已继任兹职。于是周伟龙敢于不顾一切向邱开基开刀：首先利用情报组长的职权、身份，将所有情报材料汇订成册，专案反映。初时，并无动静。周恐邱在侍从室多年，同僚熟人很多，怕有人见到这些材料，会被抽去，反而坏事。嗣又汇呈特务处托戴笠转递，亦无下文。最后，周遂决意飞京亲自将全卷面呈蒋介石，并陈述利害，愿在京待罪请命。这样才通了天。蒋虽面现不愉之色，但又不得不问，于是蒋遂下手令，将邱开基免职，着侍从室电令邱来京听候处分。邱抵京后，即交由军法处侦讯，经邱与周对质后，邱开基终于免职，后还受到禁锢的处分。当时武汉报上刊载邱开基已被免职的消息后，一时武汉人心为之大快，因而又出现了一首歌谣，仍令儿童们改口唱着，歌谣云：“邱开基，鸿运终，偏偏遇着周伟龙”，以泄余愤。从歌谣中可以说明，武汉市民憎恨邱开基之情绪已达极点，把平时郁积的愤慨，完全从内心中流露了出来。但亦有过分抬高周伟龙之处，其实这一幕丑剧是有不可告人之隐衷存在着的。周之逐邱，并不是周之为人还稍有一点正义感，想为武汉人民除害，而是周别有用心，适逢时会，想攫取这一支武装部队为己有。于是假公济私，通过戴笠之支持与共谋，而搞出来的一个狗咬狗的内哄阴谋。可是邱开基虽已被逐，但周的阴谋并未得逞，蒋介石对这一支缉私武装部队并未放松控制，邱免职后，蒋随即另派黄埔三期学生沈开樾前往接充。戴笠亦来不及进言保卒，周费尽心计，仍然落空。后来复兴社之骨干中，如邓文仪辈，颇不满周之自相残杀行为，对周颇有烦言。周亦认为事与愿违，今后恐与已不利，因而再也不愿重返汉口徒找人忌。但戴笠认为周为公为私，不无可取，因而遂调升周为华东区上海区区长之职，以示安慰；另方面亦可以平先期同辈之物议。这一幕三凶暗斗，就是这样而告结束。当然外界是不会明白其中真相的，因而始终成为不堪告人的一件秘密。 （1964年）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