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1960年4月前后，邓华上将接到了总政治部一位负责人的通知：“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你要转业到地方，是到经济部门还是省级行政部门，最后还没有定下来了。” 邓华听后长叹了一口气，询问这位同志：“可不可以让我去军事院校学习呢？” 总政的同志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这一年邓华50岁，但在这50年中，他有31年都是在军队中度过的，他对部队有感情，让他离开军队无异于要了他的命。 “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军队呢？”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邓华不言不语，不吃不喝，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除了睡大觉就是坐着发愣。两天后，邓华出来告诉夫人：“把我的所有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全部染成黑色！” 几天后，决定正式下达，邓华被安排在四川省担任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  林彪对邓华的“知遇之恩”邓华对于林彪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肯定林彪的军事才能和统帅能力，在林彪的指挥下，邓华立下了赫赫战功，最终位列开国上将之列，谈起邓华的军事生涯，无论如何绕不开林彪；另一方面，林彪又亲手把邓华赶出了军队，林彪曾说：“邓华是军中大患，此人不除，我寝食不安。” 曾几何时，林彪和邓华也是惺惺相惜的将帅，更具体地说，林彪对邓华至少有4次知遇之恩。 第一次是1937年8月，685团作为115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先遣队前往山西，在路上，团长黄永胜却和副团长（实际是政委）邓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时间闹得人尽皆知。 林彪师长在参加完洛川会议后，立刻从洛川出发追赶部队，在路上他听说了这件事。在和聂荣臻商量后，林彪决定让聂荣臻去做杨得志的工作，让他调到685团顶替黄永胜的团长，而邓华则继续担任副团长。 黄永胜和邓华长期不合，在长征路上两人就因为指挥权的问题发生过矛盾，作为军事主官的黄永胜觉得自己对部队有绝对的指挥权，但作为政委的邓华认为自己有党赋予的“最终决定权”，两人强硬的将军互不相让，从那时起两人的关系就很僵了。  这次，两人矛盾再起，为了开展工作，势必要调走一个人。一般来说，常见的做法是把“二把手”邓华撤掉，留用“一把手”黄永胜，但林彪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把“一把手”调走了，这代表着他完全站在邓华这一边。 但是，不是冤家不聚头，1944年，和黄永胜分开7年的邓华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机动旅（后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2旅）政委，而该旅的旅长正是黄永胜。和黄永胜在一起工作，对于邓华来说是痛苦的，是寄人篱下。 从苏联养病回国的林彪似乎明白邓华的苦闷，45年9月，林彪重返军队，去山东军区担任司令员，临行前他找到了邓华，要他和自己一同前往，邓华自然是欣然应允。半路上，他们又接到命令，不去山东了，去东北。据曾在邓华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在前往东北的路上，邓华是讲笑话最多的那个人。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之轻松。 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当时给了四野4个兵团的番号，即12兵团、13兵团、14兵团、15兵团。肖劲光、程子华、刘亚楼、邓华为这4个兵团的司令员。  肖劲光和程子华担任兵团司令员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刘亚楼凭借“林、罗、刘”的威名荣任兵团司令员也没有争议。但邓华就不一样了，在猛将如云的四野，邓华的44军既不像李天佑的33军那样勇冠三军，也不像韩先楚的40军那样迅猛如雷，甚至不如梁兴初的47军那样，在黑山阻击战中一战定乾坤。但林彪和四野司令部还是凭才选将，选择了邓华为四野的第四位兵团司令员。可见林彪对邓华的赏识和提拔。 林彪对邓华的第四次“知遇之恩”是在抗美援朝前夕，1950年7月，随着朝战的爆发，中央决定立刻以13兵团为基础组建东北边防军。当时程子华已经回了山西，出任山西省委书记等职，黄永胜接替了他的兵团司令员职务。 按理说，13兵团去东北，黄永胜应该是合适的人选，但林彪却给中央军委出主意，建议将13兵团的司令改为邓华，理由是“邓华在大兵团作战方面比黄永胜更出色”。中央军委采纳了林彪的建议，让邓华率领13兵团去了东北，让黄永胜带着15兵团去广东替防。  13兵团的战斗力在四野名列前茅，38军、39军、40军、42军都是出名了的铁血部队。进入朝鲜后，彭老总建议，为了方便指挥，应该将13兵团司令部和志愿军总部合并。于是，兵团司令邓华、兵团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一下子就成了志愿军的副司令，直接提拔了一个等级。邓华也因此成了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兼第一政委。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和彭老总合作无间，成了闪耀朝鲜战场的“双子星”。 1952年6月，彭老总回国，邓华代理了彭老总的总司令兼政委职务。1954年9月，邓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去掉了“代理”二字。邓华也是抗美援朝期间，唯一一位全程参战的志愿军首长。 “爱唱反调”的邓华如何引起林彪的注意？邓华虽然不是军事主官出身——他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长期担任政委职务，被毛主席称为“军中秀才”——但他在军事上是富有天才的。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三战四平，林彪命令李天佑纵队和邓华纵队负责围歼四平城中的陈明仁部，邓华到四平地区后，仔细估计了四平城内守敌的兵力，认为守敌并非林彪认为的“有战斗力之团只有4个”，而是有3万人之中。于是邓华向林彪一，应该再增加一个纵队围歼四平，可惜林彪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只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最终，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拿下四平。战后总结会上，林彪三次站起来检讨说：“四平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 在同年的秋季攻势中，东总要求邓华纵队向新民、黑山前进，以破路为主，打仗为辅，策应正面部队作战。但邓华却决心“变 次要方向为主要方向，积极作战”。  此战中，邓华纵队不仅按时完成了东总赋予的破路截击任务，还趁势解放了5城1镇，全歼国军3个师，调动了大批敌军。他灵活机动、积极求战、主动出击的精神得到了林彪的赞赏，东总为此两次通电嘉奖。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拉开序幕。林彪计划用4个纵队攻打锦州，7个纵队打援。邓华的作战任务是统一指挥两个纵队从南向北攻打锦州。按照一般的想法，邓华只需执行命令，负责好自己战役方向的任务就好了。但邓华作为一个胸中装着全局的人，不怕因为提反对意见让林彪不满，也不怕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经过慎重思考，给林彪建议应该增加两个纵队攻打锦州，林彪虽然没有回电邓华，但在后续部署中他还是增加了两个纵队用于攻锦。 辽沈战役胜利后，邓华作为44军军长开赴关内参加平津战役。按照中央军委原先的部署，我军应该先攻克塘沽，切断平津敌军的海上退路，然后再拿下唐山、天津等地。  东野收到命令后，决定让邓华统一指挥3个纵队外加一个师，负责进攻塘沽。 邓华在实地勘察时，发现塘沽是一马平川的盐滩地，敌人在这里设置了密集的防御工事，而我军没有任何物体可作为掩蔽，如果强行进攻，势必造成极大的伤亡。 经过反复的思考，邓华认为：塘沽地形不适宜强攻，敌人的军舰摆在海上，我军根本无法绕到敌后，彻底包围敌人。如果我军正面前推，付出巨大伤亡后，敌人依旧可以逃上军舰，从海上逃走。 思前想后，邓华认为，放弃进攻塘沽，转而进攻天津才是上上策。拿下天津便可以封锁平津，一样能完成中央的战略目标，而天津解放后，塘沽就成了一块孤立的阵地，很容易就能解决。  在这个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上，邓华再次唱了反调，不仅唱了林彪的反调，还唱了中央军委的反调。林彪随即派刘亚楼、萧克等人亲自到塘沽考察，最后中央军委和林彪都同意了邓华的建议，把夺取天津作为了平津战役的首要任务。 邓华作为一名战役指挥员，从关外战至关内，始终胸怀战略全局，反映出他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名将风范。 他的战略眼光也让他在名将如云的四野脱颖而出，得到了林彪的认同。这大概就是林彪在抗美援朝前建议以邓华取代黄永胜出战的原因。 邓华的晚年岁月：被贬四川17年后重回部队据《再谈林彪与邓华》一文记载，抗美援朝期间，有一次邓华回北京开会，林彪几次给邓华打电话，要邓华到自己家一趟，但邓华此次回国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一直拖到回朝鲜的那天才腾出空去见林彪。 林彪热情地接待了邓华，把他拉到一张朝鲜地图前圈圈点点，询问他美军的作战特点、武器装备情况等等，林彪的问题包罗万象，邓华一一为之解答。到最后，邓华因为担心自己赶不上火车多次抬腕看表，林彪看到之后很不高兴，问邓华有什么事，邓华回答：“彭总那里还在等我，我下午的火车……” 林彪听后脸色立刻就不高兴了，他将手一摊说：“你走，走……”  邓华离开后，林彪愤怒地掀翻了桌子。 林彪是一个非常看重山头的人，对“你的人”，“我的人”分的非常清楚。戚本禹曾回忆说：“林彪的山头主义其实挺厉害的，部队里其他人受到冲击，他很少管。但是，谁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应。” 在林彪看来，邓华无论事情多么忙，都应该把他的事摆在第一位，但以邓华当时的身份、责任和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来看，他显然办不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理解成“林彪的人”或者“四野的人”，邓华就是邓华，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不会在自己名字前加上林彪的名字。 邓华没有想到，自己离开之后林彪会发那么大的火，更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会因为这件事离开他奉献了31年的部队。 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黄永胜声色俱厉地要求邓华交待自己的“罪行”，邓华无话可说，默默坐上了前往四川的火车。  邓华在四川担任的是主管农机工作的副省长，邓华对四川的同志坦言：“我在军队待了大半辈子，地方工作不熟，农业机械更是外行。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自当努力为之。” 这位从战场上走来的将军从此研究起了《农机手册》、《发动机构造原理》、《拖拉机的生产与维护保养》之类的书，这看起来多少有些无奈。 有人劝邓华，你担任的不过是个虚职，还是少管闲事，趁着这个机会养养身体吧。邓华却说：“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我拿着人民的钱，吃着人民的饭，就得为人民办事。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考虑。” 就这样，邓华在四川工作了17年，直到1977年八月才重返部队，担任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离开部队17年，这对一位视部队如生命的将军来说是怎样的一种苦涩啊。 为了庆祝自己重返部队，也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服务于部队，邓华在接到任命那天，向家人郑重宣布：“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我决定把烟戒掉，作为返回部队的一个断然措施——我这个老兵要作新传了。”  然而，邓华尽管满腔雄心壮志，打算着重新大干一场，但他这时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两年后，邓华因为病重离开了工作岗位，到了广州治疗休养。 期间，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正式恢复了邓华的名誉。邓华在并病床上听着儿子给自己念完通知，含泪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多想为党为军队再做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来不及了。” 当时邓华的肺气肿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在坚持撰写《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他还想把自己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和后来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一篇篇地写出来。他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谈到打仗：“我打了几十年的仗……将来打仗，我有我的想法，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流血的经验是有用的。” 在病床上，邓华念了一首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邓华自感时日无多，开始频繁梦见当年他打仗的场景，他不由地想起了陆游的这首诗。这一年，邓华68岁，陆游写这首七绝的时候也正好68岁。 邓华说：“陆游虽然是个文人，但他晚年退居故里，还在想着卫国戍边，还在梦里奋战沙场。他都如此，何况吾辈呢？” 妻子安慰他：“陆游活了85岁呢，你把身体养好，有仗给你打。” 他是多么地不想离开国家，多么的不想离开党，多么不想离开军队和人民啊，然而，疾病是无情的，它一点点夺走了邓华最后的精力。 1980年7月3日，一代名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邓华将军永远地离开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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