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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今天早上我想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尽管我可能已经思考很多很多年了。我认为有两种合理的翻译方式：一种是字面上的翻译，另一种是重新创作。悖论是——当然，“悖论”的意思是看似谬误实则正确——如果你想标新立异，譬如说，如果你想让读者大吃一惊，你可以按字面意思翻译。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阿拉伯语我一窍不通，但我知道有一本书叫做《一千零一夜》。让·安托万·加朗翻译成法语时，他把这本书翻译成Les Mille et une Nuits。伯顿船长翻译了该书，很有名，他直译了书名。他遵循原文的阿拉伯语单词顺序，将书名译为《一千夜和一夜之书》(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因此他创作了一些在原文中没有的东西。对于懂阿拉伯语的人来说，这个书名一点也不古怪；这是正常的表达方式。但在英语中，听起来很古怪；就此例而言，字面翻译达到了某种美。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不是逐字地字面翻译，译者想在原文基础上重新创作。我想你们都知道关于科学的那句拉丁语句子，“Ars longa，vita brevis”（拉丁文）。乔叟把这一句译成英语时，没有写“艺术长久，生命短暂”，这样会索然无味，而是翻译成：“生命如此短暂，艺术的学习如此漫长。”(The lyf so short,the craft so long to lerne.）在翻译过程中，他加了“学习”一词，赋予了原文中所没有的一种令人神往的音乐感。 我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相当不错的翻译范例。再举一个例子，用英语你们说“Good morning”，而我们用西班牙语说“Buenos días”，直译是“白天好”，白天是复数。从字面上翻译这句西班牙语，可能会产生某种异国情调或某种美。当然，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们想怎么做。如果我可以谈论自己的作品，如果我的表达方式或多或少比较直白，那么译者就有权重新组织语言。 Q:我想知道，你们俩一起将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时，如果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有了新的想法，你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去重写吗？ 迪·乔瓦尼：我们有时会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恰当的单词或短语，这时我们也许会改进原文。还有，由于英语的性质，在翻译中我们需要更实际、更具体、更确切的表达，就有可能去改进原文。但是这些都不是重写，我们不重写原文。 Q:你们一起合作时，坚持原文有困难吗？有没有新的影响掺和进来？ 迪·乔瓦尼：不，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博尔赫斯：我们一起工作时，不会感到我们是两个人。我们两个头脑目标一致。 迪·乔瓦尼：还有，博尔赫斯写得很好，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在做什么，因此没有什么会吸引我去写一个不同的故事。坚持他的原文是一种乐趣。 Q:博尔赫斯看来英语很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需要一个译者？ 博尔赫斯：没有，没有。我太尊重英语了，不敢冒昧自己翻译。 迪·乔瓦尼：有他在场，让我对他的英语说长道短可有点难。但既然这是一个研讨会，我就说吧。 博尔赫斯：你太犹犹豫豫了。 迪·乔瓦尼：博尔赫斯的英语口语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写的时候却很僵硬，很正式。话说回来，我们不都有这种倾向吗？ 博尔赫斯：我敢说，我们都想成为约翰逊博士（英国诗人、评论家、词典编纂者）。 迪·乔瓦尼：另外，博尔赫斯的英语是从一位英国老太太那儿学的，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就离开了英国。博尔赫斯是在本世纪初，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学的，也就是她离开英国三十多年后。 博尔赫斯：很自然，我挺老派的；我完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 迪·乔瓦尼：我嘲笑他那口爱德华时代的英语，但是过去三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让他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 当然，他不翻译自己的作品也有实际原因。翻译一事，就博尔赫斯本人而言，他不想，也不感兴趣。他也没有时间，更不用说失明所造成的障碍。让我再说一句，我那时每天都在博尔赫斯身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确定他的英语我哪一些可以用，哪一些必须舍弃。例如，有时就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像“方向”（direction）这样的词，他会犹豫不决，他不相信这是一个常用词。在英语中，我们可以发挥动名词结构的优势，而我不得不去说服他这一点。动名词结构在西班牙语中的功能完全不同，博尔赫斯讨厌使用动名词结构。 Q:你们如何看待现代主义？你们关心语言的纯洁性吗？ 博尔赫斯：如果我能用十八世纪的英语写，那么我一定会发挥出色。但我不能。一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成为艾迪生或约翰逊。 迪·乔瓦尼：他生活在当代。他是现代人，由不得他自己。 博尔赫斯：我不知道做一个现代人是否重要。迪·乔瓦尼：但你是现代人，对此你无能为力。博尔赫斯：是的，我想我无可奈何。 迪·乔瓦尼：不管怎样，博尔赫斯新的短篇小说，都是以五六十年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背景。 博尔赫斯：是的，这对我来说更容易。总有人告诉我说，人们不这样说话，也不那样说话。但是，如果我专门写六十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完全知道当时人们是怎么说话的或者说些什么。只有少数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而他们也差不多把这些全忘了。 迪·乔瓦尼：现代主义的问题压根就没有出现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我是说总体而言，不仅仅针对这些新的故事。他的散文有一种永恒的品质。作为一名作家，他关心语言的纯洁性——非常关心。我们在翻译中不知不觉地遵循这种关切。偶尔也会冒出一些与现代主义相反的东西——古词古语。我们更有可能遇到后者。有一个小故事，题为《两个国王和两个迷宫》。我们故意赋予它一种古老的风格。正如博尔赫斯后来所描述的，我们想让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一千零一夜》中被莱恩或伯顿忽略的一页”。在翻译这个故事时，我潜心研究伯顿。“啊，时间之王，世纪的精华和大成！”我想我当时是从伯顿的译本中直接照搬过来的，这也正是博尔赫斯的初衷。 Q:那么对话呢？你是如何让源于五十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对话被当代读者所接受的？ 迪·乔瓦尼：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翻译问题都是不可能回答的，除非我们面前摆着字词，能够具体地对待。所有的情况都是不同的。首先，整个翻译是凭听觉完成的，没有条条框框。 博尔赫斯：我们如果不加区别，一概而论，反而什么也干不了。 Q: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说吧。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有时会介绍一些按字面翻译的十九世纪写的文字，因此听起来早已过时。凭着迪·乔瓦尼的听觉，过时的文字可以避免吗？ 博尔赫斯：我们是在朝着英语口语的方向努力。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努力模仿口语。我们确实尽量避免书面英语，书面英语是完全不同的。 迪·乔瓦尼：我认为最容易翻译的是对话，因为对话不能按字面来翻译。你必须先在头脑里说出原文，然后想一想：“我用英语怎么说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对话的翻译始终是意译，很少有例外。当然，博尔赫斯的故事中对话少得可怜，这点是出了名的。你们常常读到的不是对话，而是叙述者用第一人称口述一个故事。《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小人》和《胡安·穆拉尼亚》都是采用这种形式。这里的问题是让整个叙述听起来像在说话，但是没有对话——换句话，我应该说，是独白。在叙述的同时，你应该暗示这是口语。这是个诀窍。但这主要是一个写作问题，完完全全不是翻译问题。 Q:我只是想说一些关于用现代英语写作的问题。我在翻译《格林童话》，我的想法是用绝对现代的英语写，尽可能避免使用俚语，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俚语会破坏这种感觉。 迪·乔瓦尼：你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你所要翻译的内容，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我最近读了《格林童话》的现代译本，但是我觉得不忍卒读，因为它没有给我想要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孩读童话的那种兴奋感觉，重新捕获那种经历的感觉。我没有体验到所有古老的味道。 Q:我想请你再多谈谈艾迪生、斯威夫特和斯梯尔。当你聆听今天的英语时，与这些十八世纪的大师相比，你会觉得失去了什么吗？ 博尔赫斯：人们认为十八世纪更加文明。那时人们所具有的讽刺能力、某种飘逸的笔触，我们似乎已经失去。 迪·乔瓦尼：但是十八世纪的散文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就像我们的散文是我们时代的反映。我认为谈论优劣得失没有任何意义。 博尔赫斯：我记得乔治·摩尔说过，如果让他翻译左拉的《小酒店》，他就会避免所有的俚语，因为俚语始终属于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他说他会尝试用十八世纪的英语来翻译。我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太聪明，或者是想耍小聪明。就我自己而言，我会尝试一种纯粹的、不带任何色彩的十八世纪英语。 迪·乔瓦尼：我已经听你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博尔赫斯。你真的赞同这一点吗？你老是举这个例子。我自己对此是强烈反对的。 博尔赫斯：我认为俚语带有特定的地方色彩。如果你在研究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俚语写的文字，譬如说，想把它翻译成美国流氓使用的俚语，你所得到的效果会大相径庭。 迪·乔瓦尼：在《玫瑰角的汉子》这篇小说中，我们曾试过一次，结果不太理想。一些评论家认为译文听起来像达蒙·鲁尼恩（美国记者、短篇小说家）和牛仔俚语的结合。我打算淡化文中的俚语，重新翻译，将小说的新译文编入《恶棍列传》中。我将按照博尔赫斯的建议去做，更加不带色彩，尽管我原则上是反对的。我认为一个翻译高手可以把故事转换成同等的美国俚语。 博尔赫斯：对译者来说，这篇小说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当时发表的时候，并不把它看作写实作品。我的原意是带舞台色彩的。我想让角色像戏剧演员一样说话。但是不知怎样，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写实的故事。从那时起，我一直想说服人们，写实根本不是我真正的目的。 迪·乔瓦尼：我们翻译那个故事的时候…… 博尔赫斯：这么多东西不得不去掉，难免惭愧而脸红。 迪·乔瓦尼：……我们想法掩盖文中的许多不足之处。 博尔赫斯：我们同时感到惭愧，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Q:如果作者不坐在你身边，你打算承认这些不足之处吗？ 博尔赫斯：你应该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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