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这个人物，不但引起了诗人的共鸣，也打动了戏剧家的心弦。到了13世纪，戏剧家便让王昭君披着诗的美装，并且让她踏着诗人替他铺设的轨道走上舞台，当然，把诗人的情调塑造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形象而在王昭君这个人物身上打上封建道德和大民族主义的烙印，戏剧家们在艺术的创造方面发挥了最大的智慧，而且在思想感情方面和写作的动机方面都贯彻着自己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意图。保存到现在的最早的一个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剧本是元代戏剧家马致远的《汉宫秋》，在这个剧本中的王昭君就是为汉元帝流着眼泪的一个姑娘。在此以后，明清两代的戏剧家也写了王昭君的戏。在明代，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无名氏的《和戎记》，还有另外一个无名氏的《青昉记》。在清代，有周文泉的《琵琶语》，还有京剧中的《汉明妃》。所有这些戏剧中的王昭君就都是流着眼泪的。
在这些戏剧中，应该提出来说一说的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作为13世纪的戏剧家所写的一个剧本《汉宫秋》未可厚非，因为在这个剧本中，作者反对了妥协投降和不抵抗主义，谴责了那些在外来侵略面前被吓倒的满朝文武,甚至也讽刺了皇帝。但是马致远究竟是13世纪的一个戏剧家，而且生活在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他不可能没有大民族主义情感和封建贞操观念。
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作者把匈奴呼韩邪单于放在敌人的地位，让他以一个好战的粗野的酋长以压倒的威力和汉王朝对立，并通过匈奴人的战争威胁,替整个的戏剧投下了民族仇恨的阴影。然后把王昭君连同她的皇帝陛下和整个汉王朝放在战争威胁的前面，或者说，放在民族屈辱的面前,迫使汉王朝不得不让王昭君出塞和亲来承担这个民族屈辱。作者的民族情感是浓厚的，他甚至不允许王昭君穿着汉家的衣服走到匈奴去。只是由于作者生活在蒙古王朝的统下，他才不得不违背他的民族情感，让这个戏剧以匈奴人的胜利而结束。
在反对妥协投降和不抵抗主义的问题上，作者也和诗人一样从小路溜走了。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作者把画师毛延寿刻画成为一个贪污、卑鄙、奸佞和背叛民族国家的败类。宣称这个画师是造成灾难的祸首，把一切责任都归到他的身上，而把汉元帝说成是一个“愁花病酒”的多情的皇帝。作者就用这样的虚构，把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的责任，从皇帝身上转移到画师身上。皇帝得到了宽恕，而画师却问了斩刑。
由于把问题转向贪污，作者就把悲剧的冲突降低到一个宫廷画师的阴谋和背叛，好像历史就是按照一个画师的贪欲而进行的。这样就抽出了昭君出塞这个事件的政治内容和历史意义。在肯定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屈辱的前提之下，出现在《汉宫秋》这个剧本中的王昭君，只能是一个悲剧人物。从王昭君个人的遭遇来说，她的确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使她成为悲剧人物的不是和亲，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迫害。封建专制主义把她从温暖的家庭带到冷酷的宫廷，又从冷酷的宫廷带到沙漠的边缘，最后死在匈奴人的帐幕。可以说，王昭君是一个被封建专制主义磨成粉碎的姑娘。如果要把王昭君写成一个悲剧人物，那就应该把汉元帝写成她的敌人，并且通过对汉元帝的控诉来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然而由干时代和阶级性的限制，作者不但没有把汉元帝写成她的敌人，反而把汉元帝写成她的情人，并且用粉红色的幕布掩盖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人身的野蛮凌辱和迫害。在作者看来，好像把成千少女禁闭在与世隔绝的高墙之中，让她们望着“无风竹影”“有月窗纱”而流出眼泪，然后从她们饱受精神折磨的痛苦心灵中去吸收快乐，这是一个封建专制皇帝的“温情”，作者就用这样的“温情”磨掉了一个民间少女性格上的尖锐棱角。让她驯服地接受封建专制主义的蹂躏，让她把这种蹂躏当作皇帝的“恩宠’来欢迎,并且让她向着她的敌人“迎头儿称妾身，满口儿呼陛下”。
作者也没有忘记保卫封建道德是他的责任。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昭君怀着对汉元帝割不断的恩爱，对画师毛延寿刻骨的仇恨和对匈奴人最大的敌意，走上一去不复返的征途，就在征途上，在作者认为不可逾越的道德防线上,用自杀结束了她的生命。“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这就是她给汉朝皇帝的遗嘱。实际上还没有等到来生，作者就迫使王昭君这个从门口赶出去的姑娘，又从窗户里飞回来，来安慰这个在成千宫女环绕之中而感到寂寞的皇帝。
皇帝是情种，画师是败类，王昭君是封建专制主义最驯服的奴才，匈奴人是汉王朝最凶恶的敌人，而昭君出塞则是中国历史上涂不掉的屈辱的印记，这就是《汉宫秋》的全部内容，也是明清两代戏剧家所写的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剧本的蓝本。如果说明清两代戏剧家所写的昭君出塞的剧本也有一些新的创造，那就是用更多的虚构来填补皇帝的遗恨。
在清人所写的《琵琶语》中，作者甚至乞灵于圣母，由圣母派遣东方朔和青鸟使者运用陈平秘计把王昭君从匈奴人手中抢救出来，然后让她白日飞升。显然，《琵琶语》的作者已经翱翔于云雾之中，但是当戏剧家从空中跌到地下的时候，就会发现王昭君还是留在人间，留在匈奴人的帐幕中。应该让王昭君从天国回到人间，从道德领域回到历史领域，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只要把昭君出塞这个事件放在历史领域之内就会发现，把昭君出塞说成是民族国家的屈辱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在公元前二世纪,匈奴人的确曾经一度成为汉王朝的威胁，但是就在这个世纪最后三十年的一连串战争中，匈奴人遭受了汉武帝的沉重的反击，已经一蹶不振。跟着汉王朝有计划地建立了沿长城的要塞体系，特别是在河西走廓地带巩固地占领了阵地以后，匈奴人就再不成为汉王朝的威胁了。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上半期,这个曾经号令蒙古草原的匈奴人便进入了他历史上严重的危机时代。频繁的战争与普遍的灾荒使匈奴人的社会经济陷于破产。这时的匈奴已经丧失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物质条件，以致使汉王朝可以放心大胆撤退他驻扎在长城以外第一线的要塞驻军。
战争与灾荒不久就导致匈奴部落贵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到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五单于争立，匈奴分裂为南北。为了对抗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北匈奴，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倒向汉朝。甘露元年(前51)呼韩邪单千首次入朝,黄龙元年(前49)二次人朝,竟宁元年(前33)三次人朝。王昭君就是呼韩邪单于三次人朝时随同呼韩邪单于出塞的。这时距匈奴的衰落已经有半个世纪，距匈奴的分裂也有二十五年，距呼韩邪单于首次人朝已经有十八年，距呼韩邪单于二次入朝也有十六年了。
从呼韩邪单于首次人朝以后，匈奴已经变成了汉王朝的藩属，一直到呼韩邪二次人朝时，守卫着他的帐幕的还是汉王朝的军队。到呼韩邪单于三次人朝时，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北匈奴也被汉王朝消灭了。这时汉王朝的势力已经跨过阴山,横绝大漠,远远地伸出了万里长城之外。王昭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出塞和亲的。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匈奴人还有什么力量威胁汉王朝，使汉王朝接受屈辱呢?
固然，写历史剧不像写历史教科书，每一件事都要力求准确;但既然是历史剧,在主要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总的历史形势、历史倾向上，应该符合于历史真实。昭君出塞是不是民族国家的屈辱，这个问题，攸关着戏剧家对待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态度，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最好符合于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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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 || 古代诗人眼中的王昭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