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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皇权 为了加强皇权，明太祖实施了几项影响深远的政策。 （一）废丞相 1. 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是明代初叶的一件大事，株连达四万余人。 胡惟庸最早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后来逐渐扩大到谋害大臣，结党谋叛，勾结南倭北虏等。其实，这些罪名大多是捏造的。胡惟庸虽然与刘基有旧恨，但他毒杀刘基是受明太祖指示所为。胡惟庸谋反的时间和地点根本经不起推敲，所谓通倭通虏更是“莫须有”的事。 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期，人民无法正常生产，粮食不足，很多人成为倭寇，严重侵扰中国。明朝希望日本政府能禁止倭寇，但日本国内却陷于南北分裂的对峙局面，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在北朝是征夷将军源义满，在南朝是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北朝虽愿和中国通商，解决它财政上的困难，南朝却以倭寇为利，不肯让北朝和明有任何外交关系。明朝对日本的多次外交努力均无效，不得不采取闭关自守的下策。于是，胡惟庸的头上又多了外交失败的罪名。 广东、福建地区的贫民和大地主也借着对外通商来生活或者发财。1523年，由于倭寇不断骚扰沿海，明朝政府封闭了市舶司，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这些人也变成了倭寇。因此，倭寇主要是日本海盗，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中国人。明朝官员朱纨坚决打击倭寇，杀掉了九十多个海盗头目，其中有日本人，有葡萄牙人，也有中国人。但他损害了沿海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最后不得不在“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情况下自杀了。直到1564年，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训练新军，采用新战法，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倭寇问题。 从胡惟庸个人来说，他本身是一个阴险专权的人，又是新兴的两淮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明太祖难以与之相容，又担心后世子孙难以驾驭功臣宿将。所以，明太祖施行了一系列的大屠杀，先是胡惟庸案，后有李善长案，蓝玉案。在经济上，明太祖及其部属大都出身卑贱，本来就对地主巨商不满，也需要不断通过迁徙富户和屡兴大狱的方式削夺其田产，以补明初连年用兵之需。同时，这样的高压政策也是在威慑知识分子，迫使其唯命是从。 胡惟庸案对明代所产生的最重大影响，莫过于废除丞相，取消中书省，分权于六部、五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这种把一切权力都揽在皇帝个人手中的高度集权的状况，是在明朝以前没有过的。而明太祖将一代功臣宿将诛杀殆尽，使建文靖难又无力应对，造成明成祖掌握了天下。 2. 成立内阁 明太祖高度集权，但不可能让皇帝一个人管尽所有的事情。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到二十一日，八天内他收的文件有一千六百六十六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情。他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多件事情。 最后，明太祖也只得找了一些有文才，能办事的官员到内阁来做机要秘书，帮他做事。为了勉励这些人，就给他们一个称号，叫作大学士。上面加上宫殿名称，如武英殿、文渊阁、东阁、文华殿等。到明成祖的时候，内阁已制度化，集中处理国家大事。内阁大学士虽然没有过去丞相的名称，但事实上等于宰相。 （二）郡国制 历代有郡县制和封建制，各有利弊。秦、汉、唐、宋的灭亡，没有强藩屏卫是许多原因中之一。周代封建藩国，则又枝强干弱，中央威令不施。明太祖折中了郡县制和封建制，仿效西汉初期的郡国制度，在富饶的东南设立国都，再封子弟防备东北。这在经济和军事上是一个比较完满的解决方案。 1. 建都南京 以往的朝代建都洛阳、开封、西安，但这些地方交通不便，粮食也供应不足。于是，明太祖建都南京，可利用原有的吴王宫殿，减少建造开支，更主要的原因是江苏、浙江、安徽的经济发达，又是粮食和棉花的产区，可以供养了中央政权的官员和军队。 2. 分封诸王守边 元顺帝虽然跑到了北方，还经常派遣军队往南打，要收复失地。建都在南京，难以防御蒙古，只能在北方驻重兵防守。为了防止将军叛变，控制边防军队，明太祖把自己的儿子封到沿边地区。燕王朱棣封在北京，宁王封在热河，晋王封在山西，秦王封在陕西，辽王封在辽东，代王封在大同，肃王封在甘肃。这些都叫作塞王。亲王除了指挥自己的军队之外，在接到皇帝的命令以后，还可以指挥当地的军队。 3. 迁都北京 明太祖虽然以南京作国都，可是为了控制北边，又嫌南京新宫风水不好，仍有迁都的想法，曾考虑过洛阳、长安或者北平作为新都。等到建文帝被推翻以后，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就是明成祖。他不放心把北方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别人，于是决定把都城迁到北京。 以北京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中心，可以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1449年也先和1550年俺答的两次进攻，都只能掳掠一番而退却了。否则，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除了北京，明朝政府在北方沿边一线设立了所谓“九边”，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这九个军事要塞。每一个军事中心都有很多军队，譬如明朝后期，光在蓟州这个地方就有十多万军队。 九边和北京屯有大量的军队，所需要的粮食仅靠本地就不够了，必须要通过漕运从南边运粮食。明清把东南地区的粮食集中在南京，通过运河北上，一年的运量就有三四百万石粮食。为了保护这条运输线的安全，明朝政府专门建立一个机构，派了十几万军队保护运河沿线。 南京则改为陪都，除了没有皇帝，由皇帝的亲信做守备之外，其他各种组织机构与北京一样。不过陪都的六部没有实权，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首部办。南京的这些官清闲得很，大都是些政治上不得志的人，有的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事。在南方搞一套机构的目的是保护运河交通线，加强对南方人民的统治，便于就近镇压南方人民的反抗。 （三）建立恐怖统治 1. 设立锦衣卫和东、西厂 锦衣卫和东、西厂，明人合称为厂卫。锦衣卫是外廷的侦察机关，东、西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锦衣卫也在其侦察之下。历代都有这样制造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在汉有“诏狱”和“大谁何”，在唐有“丽景门”和“不良人”，在宋有“诏狱”和“内军巡院”，在明有“锦衣卫”和“东西厂”，在袁世凯时代则有“侦缉队”。 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主要职务是“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专替皇帝侦察不忠于帝室的和叛逆者，其权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曾一度取消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到了成祖篡逆得位，不仅恢复锦衣卫的职权，又建立了一个最高的侦察机关叫东厂。 东厂的淫威，试举一例。天启年间，有四个平民半夜在密室喝酒谈心。酒酣耳热后，其中一人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听了不敢出声。这人还未骂完，就连同其他人一起被捉去，在魏忠贤面前被剥了皮。他那同伴的三人虽然领到一点赏钱生还，却也吓得魂不附体，差一点变成疯子。 靖难兵起时，宦官狗儿、郑和等立下军功，受到明太祖的宠幸，得以委任。于是，宦官逐渐掌握了司法权、兵权以及内阁的权力，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阉人政治。 2. 廷杖 和厂卫互相表里的一件恶政是廷杖，锦衣卫始自明太祖，东厂为明成祖所创设，廷杖却是抄袭元朝的。 在元朝以前，三公坐而论道，和皇帝是师友，宋朝也只是臣僚在殿廷没有坐处而已。蒙古人则不同，臣僚挨打是家常便饭，甚至中书省的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明太祖虽然恢复“汉官之威仪”，摒弃胡俗胡化，却继承了杖责大臣这种惩罚手段。 廷杖之外，还有立枷。诏狱、廷杖、立枷之下，士大夫不但可杀，而且可辱，君臣间的距离愈来愈远。 3. 专制教育 为了控制臣民的思想，明太祖在教育上也有专制措施。 他建立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教育贵族官僚子弟，教材主要是明太祖自己写的《大诰》。功课的主要内容是列举他所杀的人的罪状，教人民守本分、纳田租、出夫役，替朝廷当差的训话。国子监对学生的管制极端严格，不准有政治批评和组织结社的行为，应该遵承师训，循规蹈矩。如有违反，必加以严惩，如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袅首示众。 后来，由于在各个大案中株连致死的官僚太多等原因，国子监的招生和出路越来越不理想，科举成了主流。 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考生在考场上也遍尝辛苦。考场的环境简陋和规矩严苛，考生不得不忍受酷热严寒，也不敢喝水，打哈欠，连大小便都不得自由。座位局促，品质低劣，写出来的字也是歪歪扭扭的。明末艾南英《天佣子文集》有一篇文章专讲考举人时的苦处。 虽然上考场如此辛苦，人们还是抢着去考试，就是为了做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得以跃升。即使中不了进士，没有做官，光是秀才、举人，也就享有许多特权了，主要是免除差役、免除赋税钱粮、可以养奴婢、享受法律的优待、依法得到礼遇。明、清两代的知识分子，成为秀才、举人、进士之后，获得了种种特权，便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了。所以，吴晗不赞成把秀才也算为庶民，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祖宗之法不可变 明太祖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地位的、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有很多缺点，做了不少坏事。比如，他定了一些制度，不许后代改变，并写成一本书叫《皇明祖训》。 他规定了分封亲王的土地和粮食数量。过了一百多年，皇族人口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就不能负担了。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有十几万人，这些人一不能做官，二不能种地，三不能搞手工业，四不许做生意，只能由国家供养。 明太祖的制度又因为明成祖的篡位而发扬光大。明成祖深恐其他藩王也有样学样，同样采取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其中就包括减少供给宗藩的粮食，加剧了贵族的贫困。为了彰显起兵在于拥护祖训，明成祖恢复了建文帝更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使《祖训》成为明朝一代治国的的金规玉律。 像锦衣卫和廷杖制这种明代最大的弊政，之后的君主明知残酷不合理，为了维系个人的威权，又因为是祖制，仍不敢废。英宗以来的君主多不理政事，宦官正好利用这制度来树威擅权，排斥异己。所谓的祖制，一直到亡国，才终于寿终正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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