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编修探微》 ——第一部分：中国古代方志的编纂 （二）古代志书体例的发展和演变根据目前的材料来看，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志，要算《禹贡》。《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据一些学者和专家们的考证，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禹贡》记述了全国的区划（或者说是自然区划），将全国分为冀
、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在各州之下，记载了该州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由于《禹贡》这本书是按照地域记述一个
地方的山川、物产等内容的，因此就地方志书的体例来说，它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基础。后世的地方志书，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即地域或方域）来
记述本地区的自然概况和历史事实的。也有一些学者和志书的编者，认为《周礼·职方》也是志书的起始。关于《周礼》（又叫《周官》）一书的真
伪，仍然是学术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建国以后修订本）中认为：《周礼》是战国时期儒者采编的一部有条理的官
制汇编，《周礼》一书不是全伪，也不是全真。《周礼·职方》是写周官中的一个职能机构，其本身并不是志书。但是《周礼·职方》也按地域，记
述了山川、贡赋等内容，它也把全国分为九州（与《禹贡》中的九州稍有差异） ，记述了各州的情况，这与《禹贡》的体例，有共同之处。所以，
后人把《禹贡》和《周礼·职方》的这种体例，作为地方志书的最早形式（体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与《禹贡》
、《周官》“所记相埒” ，“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禹贡》和《周礼·职方》。视为古代地志中的
“大较”者。可见，《禹贡》和《周礼·职方》的体例（记事的体裁与形式），对地方志书体例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禹贡》到两汉、魏晋及南北
朝时期的地志、地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地方志书体例的发展，也是非常缓慢的。这个时期地志和地记体例的全貌，由于原书已经湮没，
仅能从后人的著述或辑佚本中窥其梗概，基本上是仿照《禹贡》《汉书·地理志》的体例编纂的。图经是我国古代方志的一个重要形式。隋唐时期的
图经，一般说来，是从古图经和地记发展而来的。元人戴良认为：“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记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
见重修《琴川志·序》）。这种图记，大抵是图经、地记一类的作品。什么是图经呢？图，是指地图；经，是指文字说明。图经，开始时以图为主，
以经为辅。到了隋唐时期，图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小，而文字说明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图经的一个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从现存的唐代《沙州图
经》和《西州图经》等残卷来看，唐代图经的体例、类目，已经有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古迹、歌谣等项。当代方志学家朱士嘉先
生认为，唐代的图经，“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体例，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志了”（见《中国地方志浅说》，载《文献》1979年
第一期），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禹贡》到两汉、魏晋及南北朝的地记，其体例、类目主要偏重记述“地”的方面的内容，而图经则从详于地理逐
步发展演变到记述社会历史（如官署、学校、歌谣等）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和演变。过去，有人还不承认“图经”是古代方志，这是不
符合志书（体例）发展演变历史实际的。到了宋代，地方志书的体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宋时期，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增添了职官、人物、
姓氏、艺文等方面的内容，使方志的体例、类目进一步完备起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
。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因此，从方志的体例上说，《太平寰宇记》一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把过去的方志体
例，归纳综合，融会贯通，使方志的体例较前代更为系统和完备。乐史《太平寰宇记》在方志体例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宋代
方志体例发展演变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仿照“纪传体”史书的体裁来编纂志书。景定《建康志》就有图、表、志、传等体，使方志成为近于纪传
体的史书。这是与宋代一些志书的编者，把方志视为“史”分不开的。元、明、清时期的志书，则更多地袭用纪传体（当然也有某些发展与变化）
。宋代方志体例的发展和演变，值得指出的还有：志书体例已经有繁体和简体之分，通纪和断代（续志）之分。繁体志书的类目，为施宿的嘉泰《会
稽志》，其门类不用以纲统目，而以细目并列标题，竟有一百一十七目。简体志书，如常棠的《澉水志》，全书只有八卷，十五门类并列，叙述简赅
。宋代的志书，徐了贯古通今的“通纪”体外，也有以断代为书的“续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所记述的年代，从祥符至元丰年间，共约七
十年左右的史事。宋代志书的体例，也还有创新的方面。这对后世志书体例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高似孙的《剡录》，首作“县纪年”，记述一
县的史事。这是后世方志中大事记之滥觞。陈公亮的《严州图经》，首载帝王的诏书；景定的《严州续志》，卷首即记载了“立太子诏”等。这为后
世地方志书尊崇封建帝王开了先河。凌万顷、边实的《玉峰志》 ，已有编志的“凡例”。这对以后志书体例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宋
代志书在类目名称和排列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元代志书的体例，基本上承袭宋代。从现存的元代志书来看，在体例、类目上，也反映了元蒙
统治的时代特点。明、清时期的方志体例，那就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演变。明代的方志体例，有沿袭宋、元方志体例的一面，也有发展和演变的一面。
明代的繁体志书，大多分为类目两级，即在大类之下，再分若干细目，最繁的志书有一百余细目。有的志书单是“人物”一类，就细分为十七目，这
未免过于繁琐。简体志书，其类目一般比较简明，有些是十分简略的。如洪武年间的《无锡县志》只分为邑里、山川、事物、词章四类，一类为一卷
。唐枢的《湖州府志》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门。个别的志书，也有以简志命名的，如黄润玉的《宁波府简要志》 。明代志书体例的发展和演变
，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志书中订有“凡例”，已经较为普遍。永乐十六年，朝廷曾颁发了纂修志书的“凡例”，对志书类目的设置及其要求
，均作出具体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凡例”也起到了统一志书体例的作用。而明代志书中的“凡例”，对于志书体例的发展，又有着一定的
促进作用。第二，志书的体例，仿纪传史体的日益增多，纪、表、志、传等体，已很普遍。在志书中，也有仿编史体的，如颜木的《随志》等。但它
对后世志书体例的影响不大。第三，设立了记述“旧志”（编纂始末）的类目，记述和保存了前人修志的原序，或者记述了本地志书编纂的原委和始
末。如万历《绍兴府志》，末为《序志》一卷，凡绍兴地方的志书，均一一考其“源流得失”，这对于学术研究是很有益处的，也对后世的修志事业
起了较大的影响。第四，在人物体例上，创立了贬例。康海的《武功县志》，记述人物，有褒有贬。万历时的《广东通志》，专设“罪放”、“贪酷
”二门，以示讥贬。这种志体，改变了以往志书中对于人物只褒不贬的做法，在体例上也有所发展。明代地方志书的体例，也有很大的弱点，主要在
一些类目名称上，往往好古，或者不恰当地标新立异。如志书中有“笄祎”、“清閟”等令人难以理解的类目，有的甚至把“沿革”故意改为“考易
”等。这是明代志书体例上比较明显的弱点。清代初期的志书体例，基本上沿袭前代。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清廷下令全国各地纂修志书
，要求按照《河南通志》的体例（“款式” ）纂修，即采用不分层次、不作门类并列的体例。这是清王朝第一次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统一全国志
书的体例。所以，当时的省志体例，大多数趋于一致，有一些县志的体例，也有仿照省志体例的。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由于不少著名的学者，积极
参与了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在志书的体例上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见解，并且比较广泛地开展了学术上的讨论。因此，地方志书也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发
展和演变。清代志书的体例，除了通纪与断代、繁体与简体的分别外，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仿图经体和史体。仿图经体的志书（有人把它叫做旧体）
，体同图经，注重历史沿革和地理方面的内容，以戴东原等人为代表，坚持地方志书应以古今沿革为主。戴东原提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
见《戴东原集·应州续志·序》）。他对于志体还提出“修志不贵古雅，宜从世俗，绝不宜人，亦无一定义例”的看法。戴东原的这一看法显然有一
定的片面性，因为至迟在宋代，志书已经有一定的义例，志书的编者就很注意义例了。所以，否认志书的一定义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史书体可
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其中以纪传体为主（被后人称为新体）。以章学诚等人为代表，认为地方志书是“一方之全史”，主张志书的体例应仿照“正
史”（纪传体）的体例。章学诚提出一部志书，应设立“四体”，即立“纪”以纪录“皇恩庆典”；立“表”（谱）以列画“官师除授”；立“考”
以编著“典籍法制”；立“传”以撰写“人物名宦”。后来，他又根据地方志书本身发展的特点，创立了“三书”体例，写了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议
》、“掌故”和“文徵”，以“志”来记述事、物和人。这是志书的主体，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以“掌故”来汇录官府的典章制度、档案史料，以
“文徵”来汇录奏议、诗词等。“掌故”和“文徵”是志书的两翼，是史料汇编，以保存地方文献。章氏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指出：“凡欲纪一方
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 、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
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在“三书”之外，另设立《丛谈》，收录“三书”以外的材料，犹如一般志书的“杂记”。章氏在志书的具体类目
上，也有所创新。如设立了“政略”一体；在列传上设立了“阙访列传”和“前志列传”。地方志书设立阙访，对于保存和考证史事是有好处的。至
于“前志列传”，则是记述前代修志的始末（或摘要记述志书的序例），以明志书的渊源，这是很好的主张和见解。章学诚在志书的体例上，还有一
个重要的主张，即方志必须辨体。省志、府志和县志，它们的体例不同，类目也有所不同，不能随便“分合”为书。这就是说，不能把几个县志，随
便凑合起来而为府志，也不能把府志分散而为县志（见《方志辨体》）。这种主张是很有见识的。章学诚关于地方志书体例的主张，有不少的精辟见
解，颇受后人的称赞。叶廷琯在《吹网录》中赞誉章氏的志书体例是“思精体大，深得史裁。”寿鹏飞也认为：“方志体例之严，始于实斋章氏”（
见《方志通义》） 。章学诚的志例主张，对于后世志书体例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余绍宋主编的《龙游县志》，是一部著名的县志
，并受到著名学者梁启超的称赞。《龙游县志》的体例，就是仿照了章氏的志书体例，并有所发展。方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其体例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总体上看，前期的志书较接近于地理书，注重记述地理方面的内容，多以《禹贡》、《周官》为其模式。后期的方志（主要是宋元以后）体例，更多的是近于纪传体的史书，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形式（体例）发展缓慢，某些方面，拘泥于形式，或多或少的影响到方志的形成。因此，地方志书体例的发展也是缓慢的。地方志书体例在长期的缓慢的发展史中，逐渐形成了方志本身所具有的体系（形式），这是方志区别于其它史书、地理书的一个标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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