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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最应该平反的“奸臣”5

 钟家台 2023-07-13 发布于湖北

他曾大权独揽七八年,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个儿子都考上进士,但除了一个入朝当校书郎的低级官员,其他三子都在州县为官,没有一个显达。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徇私的奸臣吗?

他终生信奉、发扬和改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却在另一名变法派领袖蔡卞极力推行王安石个人崇拜的时候,头脑清醒地站出来反对搞偶像崇拜,说自己不曾唤王安石作“真人、至人、圣人”。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谄媚的奸臣吗?

章惇剧照

他为官清廉,据说死后家贫难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连诬陷他的人,都不敢说他贪污受贿。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贪污的奸臣吗?

他坚守国土,寸土不让,在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换和平的时候,他怒不可遏,说提议的人“可斩”。在他掌握朝政后,他强势地断绝了给西夏的岁赐,并积极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卖国的奸臣吗?

不徇私,不贪污,不谄媚,不卖国,作为一个奸臣,他章惇到底图什么?难道,作为一个奸臣,他图的是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和有胆气吗?

4、如上所述,正史中关于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断定通通不成立。

按照宋朝的历史现实,《宋史》(虽是元朝官修,但采用的底本均为宋人所作)将章惇列入《奸臣传》,基本理由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入《奸臣传》一样,都是基于他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史书写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证之一,就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所谓“秕政”,是写史者对王安石新法的蔑称。

近代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变法,才得到了较为公平的评价。但在此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因为变乱祖宗家法、着重理财而一直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后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讲求“道德治国”,而鄙薄“技术治国”,对于强调法律、财务、经济等实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没有好感。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传统史书,于是更容易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变法,归咎于主张和支持变法之人。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危机,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并确定由谁来承担历史罪责。

宋高宗替父兄开脱历史罪责,将国事危亡由蔡京祸国,上推至王安石变法,让一群推行变法的“误国奸臣”来承担骂名。这样,赵家人是没有过错的,有过错的是底下的奸臣。

时人杨时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这说明,南宋人批评蔡京误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认为变法乱了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难,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历史学者方志远曾指出,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所谓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传》,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做派太正,写史者也怕引起非议。但王安石以下,蔡确、吕惠卿、章惇等人,要么做派有问题,要么名声不太显,拿来欺负一下,让他们为北宋亡国顶罪,那是最好不过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变法派的连带结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坛上基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因此被史书描述成忠奸对立的道德之争。

当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历史事实便进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时期,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对变法派的清洗和贬谪,从本质上来说,跟后来宋哲宗亲政时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清洗和贬谪是一模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血腥和无情。在这场轮回反复的斗争中,双方都犯了错误,应该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谴责。

说起来,司马光报复心强,打击面太大,而且犯错在先,理应受到更严厉的批判。章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宽恕政敌,虽做了一些努力,仍无法摆脱党争报复的心魔,但他的罪恶绝不比司马光犯下的更重。

正如梁启超所说:“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若要赞美,双方应一起赞美;若要谴责,双方应一起谴责。这是对等的。

可是,在经过忠奸对立的道德书写之后,司马光的睚眦必报、冥顽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对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样做法,却被当成了奸臣对忠臣的谗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坛的党同伐异,但也反对将司马光与章惇的同类做法区别对待,至少,他们都不是完人,在报复政敌方面应各打五十大板。

更为悲剧的是,无论身前死后,在争夺道德高地的斗争中,向来耿介、从不投机的章惇始终处于下风。他不仅被元祐党人当作“奸臣”,还被以新党自居的徽宗朝权相蔡京当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党籍碑》。最后,更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

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真实状况与身后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从未获理解的人,确实是悲剧中的悲剧。因此,有历史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

说起来,作为章惇的老朋友,苏轼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生前虽然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而章惇,或许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求取历史的公正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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