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是历来红学的热点，胡适在《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梳理过较有影响的三种观点：一为高鹗续书说；二者为无名氏续，高鹗、程伟元删定整理；三则认为是曹公遗稿补订①。高鹗续书说，以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为代表，胡适最早在《红楼梦考证》引俞樾《小浮梅闲话》中记张问陶诗及注，其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并认为“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②。张庆善以孤证为论，否定此说③。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次修订后的《红楼梦》校注版调整署名，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引发较大关注。现当代研究里，或从文意、修辞、内容、艺术境界等方面分析，或开始利用信息检索分析的技术手段(如深圳大学《红楼梦》电脑多功能检索系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计算机用字测定)并得出推测结论，但由于缺乏实证，出土与传世文献的支持互证力度不足，《红楼梦》作者之疑，依旧存在。在《红楼梦》涉医内容中，关于病机认识、阐释的方法与药物、方剂选用有相关资料可作为旁证，对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线索厘清有一定支撑作用。
一、涉医诊断概念对比下前后文本疑窦讨论 (一)“肺火”与“上炎”之混淆 第八十二回中记探春探黛玉之病，记： 湘云到底年轻，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来看。不看则已，看了唬的惊疑不止，说：“这是姐姐吐的?这还了得！”初时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没细看，此时见湘云这么说，回头看时，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见湘云冒失，连忙解说道：“这不过是肺火上炎，带出一半点来，也是常事。偏是云丫头，不拘什么，就这样蝎蝎整整的！”湘云红了脸，自悔失言。 从文本来看，黛玉因受梦魇之惊吓，扰动悲思，因而病情转重，咳疾再犯，出现咳血症状。探春与湘云二人前来潇湘馆探病，黛玉本多疑敏感，心想：“连老太太尚且如此，何况他们。况且我不请他们，他们还不来呢?”探春本也是极细腻之人，一春、一玉，微妙的探病氛围，被湘云的直爽口快打破，探春急为湘云遮掩，以“肺火上炎”来宽心黛玉病情，一为掠过湘云过失，二则以冀消缓部分黛玉的多心、猜忌。但探春所用“肺火上炎”一词，颇值得讨论。 古今中医药典籍诊断难以见到“肺火上炎”之字句，除开《症因脉治》中记衄病机“肺火上炎，泻白一物汤”④外,明清两代医籍再难明循此诊断。而其习用于医学病机表述应承《尚书·洪范》的五行性质定义：“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⑤原指火热之性质，趋于炎上升浮，在《黄帝内经》五行—藏象观建立以后，五脏中心之生理功能，被比较规范地约定至“火”之概念范围内。宋元以后，较为规范和常见的诊断为心火上炎，或从心肾相交的脏腑生理关系中，来阐明龙雷之火(相火、肾火)的上炎特征(但仍多通过心肾关系的基础做病机表述)，对于肺火，则有肺火上逆、日炽、肺热叶焦等，或分虚实，以灼络、伤津、阻碍宣降而言，较难见到肺火上炎的表述。 关于明清医著中以用上炎的表述，一种是肝肾下焦虚火上炎(龙雷之火)。如《医学人门·口舌唇》载：“口疮久不愈，服凉药反甚者，乃虚炎上攻。”⑥《外科精要·论痈疽发热属肾虚》第五十记载：“盖发背脑疽，皆由肾经湿热，虚火上炎，中传恶症。”⑦ 上选明代李梃之《医学入门》与陈自明的《外科精要》二书，其陈述病机中，一者是由心气被遏，寒化阴分，导致下焦火不藏，而炎上。后者则是实邪伤阴，阳亢不制。 此外，还有心火上炎的说法，例子如下： 《医学入门·脏腑条分》记载：“热则火炎，喜笑而口糜，目黄咽疮，甚则狂渴无汗流衄。”⑧ 《理虚元鉴·心肾不交论》记载：“其心肾不交，心火炎而乘金，天突急而作痒，咯不出，咽不下，喉中如有破絮粘塞之状，此劳嗽已成之症也。”⑨ 《痰火点雪·却病秘诀》记载：“以此为根地，根地否塞，则水火不能升降，心火炎炽，肾水枯竭，百病由此而生。”⑩ 《王旭高临证医案》记载：“虚劳门肾水不足，君火上炎，相火下炽。心中如燔，舌光如柿。”⑪ 《濒湖脉学·洪(阳)》记载：“寸洪心火上焦炎，肺脉洪时金不堪。”⑫ 上述皆为明代各门类的医学要论古籍，其中揭示上炎、炎炽的心火病机为心实火、心肾不交两种情况，在明代诊断学名著李时珍的《濒湖脉学》中，将肺脉洪大的火象寓意为“金不堪”，即中医药论述中所指的“肺为娇脏”，提示心火时才以“上焦炎”表述。此外，在肺火病机中，有实邪(六淫)所犯，有余脏火扰，譬如上炎之心火扰肺与上焦的宣降、肝火犯肺等，可以看出“肺火炎上”是不太规范。唯一可参的《症因脉治》其虽为明人所著，但成书于康熙四十五 年(1706)，且该书并非专论，仅在揭示衄病机中所用，余无可考，该书在其时代影响力极其有限，若说《红楼梦》诊断术语参考该著，似不太能通妥。“肺火炎上”无论从文意习惯还是诊断术语中都较少提及。 若回到文本描述，解释为探春急为湘云失言而未细择言论描述，也不太妥当，探春说道：“这不过是肺火上炎，带出一半点来，也是常事。”用了“不过是”“常事”二词，从文义来看，显然在修饰“肺火上炎”这个术语时，认为是习语，普遍知晓并通用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如此。若解释为探春不甚通文辞，不甚熟悉医道，似也不成立，正册判词中早有“才自清明志自高”的评价，其在省亲大典上作诗，格调出于姊妹之上，并组织成立海棠诗社，几次诗会中，探春之作，皆讨得众人赞赏。另贾府四春，探春独以书法为长。这些皆不可谓探春寡才少见，况庶出的探春，见识抱负皆不俗，心思敏捷、细腻，凡人情世故皆工于用语，以此种种而言，若“肺火上炎”专为探春而设，难以置信，更似作者医药知识稍欠缺、不谨之故。 冯玉荣在分析明清儒医“正典化”与“大众化”趋势时》认为：“明清儒医对医学经典的探讨，虽未像理学一样建构一个新的医学体系，但医宗的编纂推动医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使之超越门户，扩散至一般医者甚至民众。”⑬可知，颇通医理的明清儒士、知识分子，尤其重视“正典”“持故”思潮治学方法下，对诊断术语有明显不准确应用的情况在《红楼梦》中出现，可堪思考。 (二)“缠经”亦显不羁，似未可立足 一〇二回中贾珍的夫人尤氏患病时： 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车，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里走过去了，觉得凄凉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发热，扎挣一两天，竟躺倒了。日间的发烧犹可夜里身热异常，便谕语绵绵。贾珍连忙请了大夫看视。说感冒起的，如今缠经入了足阳明胃经，所以谕语不清，如有所见，有了大秽即可身安，尤氏服了两剂，并不稍减，更加发起狂来。 在以伤寒热病六经传变次第的论述时，其中尤氏的病由太阳经外感到阳明经传变时，用“缠经”一词，经考除《红楼》中应用外，余未见古今医籍使用，而原本伤寒自汉时起，皆用“传经”“过经”以示病理变化，如“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颇欲吐，若燥烦脉数，急者，为传也。”⑭此处或可疑为民间俗语中，作者习用的概念，但综前八十回中内容来看，却非如此。 第六十三、六十四回中，好求仙道之贾敬服食丹药离世后，贾母参加葬礼感风寒而病，如此记述对贾母的病情诊断： 贾珍因贾母才回家来，未得歇息，坐在此间，看着未免要伤心，遂再三求贾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劝。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至夜间便觉头问目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至三更天，些须发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药调理。 第六十四回中用“发散得快，未曾传经，发了点汗，脉静身凉”这四个词汇来描述贾母风寒外感治疗，极其精练规范，且有出处。例如“脉静身凉”与“未曾传经”对应《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⑮,那么贾母什么时候解的呢? 作者用“三更天”，三更天正是子时，中医认为阳气在子时“一阳来复”，适应于阳回表实而自解的伤寒病机认识规律。可见曹雪芹对中医药内容的书写应用，留心经典，征引有方。 对比第六十四回论述与一〇二回描写，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点：第六十四回很规范标准地用“传经”的概念（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一〇二回则用了极其不规范，且难觅准确出处的“缠经”概念，可见从写作习惯中，医学术语应用，前后差异甚大。第六十四回描写贾母疾病，规范应用伤寒的常规概念，难以挑剔瑕疵，后者则径直言“入了足阳明胃经”，关于伤寒六经传变，所谓伤寒六经之阳明是否为“足阳明胃经”，至明清伤寒医派中，仍是争议概念（足阳明胃经是中医经络概念，而传经之阳明则是伤寒经别概念，二者的统一性在明清仍为中医药经典研究的争议内容，参看前八十回之稳妥准确的医学术语、名词应用，便知后四十回医学内容粗糙，不羁)。可以推测，或后四十回作者以《素问·热论》之六经热病论述归纳(“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也。”⑯)，而前八十回中，则更贴近原本伤寒六经的表述。
二、脉理病机论看前后涉医内容差距 前八十回遗憾未明确提及肺火诊断和病机表述，但以第十回张太医给秦可卿看病的医案和脉理分析而言，曹雪芹对于医术非一般世家子弟或知识分子那样，兴趣消遣，是确有深研的，且中医药专业的术语、名词内容运用皆有出处，如： 由张太医的脉理分析来看，左右三部取法宗自《脉经》以来的诊断传统，如《脉经·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逆顺第七》中定义：“心部在左手关前寸口是也…肝部在左手关上是也…肺部在右手关前寸口是也…脾部在右手关上是也。”⑰而左寸沉数：沉主气弱（心气不足），数主火旺（为结阳）；左关沉伏：沉主肝血亏乏（经血匮源），伏主肝经结气（为结阴）；右关虚而无神：虚主脾弱（血少），无神主胃气亏（不思饮食）。张太医在分析时，看似单独罗列，其实将以上病机要素以藏象观念统筹纳入秦可卿病情症状考虑，从中医诊断学的角度来看，所有之症状与所应知病机、脉理并非首言，逻辑严密。在解释病因的时候，概括“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以肝木旺脾土弱的五行五脏生克乘侮规律来解释，对于月信病状也颇符合。张仲景之《金匮要略》中训：“见肝之病，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唯治肝也。”⑱以治肝知实脾，来断中上工，其征引分析，皆有明确出处。 反观后四十回的另一脉案，王医诊断黛玉的疾病，黛玉时已咯血甚多，病情渐笃,（王医）说道： 六脉皆弦,因平日郁结所致。 这病时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衰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不知是否? 从中医理法来讲，气郁，更易关弦，六脉皆弦，除气郁外，更可主痛症、精亏、虚劳、寒伤等等，若凭此论，而能断后面诸症状，实有医理上牵强之处。续看王医之详论： 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养心脾。 六脉弦尺，为积郁，关脉独洪—肝邪偏旺，认为势必“上侵”脾土。此处还有一问题即肝木相乘克伐脾土，自古以来无论医家还是对医有所涉猎的知识分子，必不以“上侵”来言肝木与脾土的乘侮关系，肝木对脾土的影响，有过旺相乘，或横克，用“上侵”确不符合中医药五脏理论治则表述的规范。引明清医籍两例： 《王旭高临证医案》记载：“肝木乘中，则腹胀。”⑲ 《本草丛新》记载：“如单胀而不肿者、名蛊胀、为木横克土、难治。”⑳ 在解释肝与肺的关系时，则言“胜所不胜”（即相侮)的道理，然后言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这里并无必然逻辑，由肝旺犯肺的典型木火刑金的表述来看，虽无大过，但不甚严谨，不足以解释病机，后有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皆不了了之之论。 故而在前八十回中几近精微、专业的医学描述到后四十回中脉理、病机论述的逻辑粗糙，不难想见，对藏象五行与诊断、脉理极其熟悉的曹雪芹，怎得到后文中概念频错，“肺火上炎”与“上侵”脾土，是一个实据，而其他的病机论述从理论角度分析逻辑与功底水准，实很难断定《红楼梦》前后内容出自一人。
三、方药应用的文献分析与作者问题征疑 前八十回与后文作者在涉医内容写作上，就涉医诊断概念与脉理病机分析方法存在明显差异，关于高鹗著后四十回的命题，可就涉医治疗中方药应用的相关情况，继续展开讨论。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先生发表《高鹤生卒年考实》，较为清晰地初步论证了高鹗生平相关问题，90年代光之先生就《考实》的内容进一步补充材料，撰文《关于高鹗生平新考证》㉑较为详实可信地对生卒年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引高鹗诗文与《内阁杂档》互参相证，基本上确定高鹗“生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㉒的考证是准确的。关于卒年，依觉罗增龄《月小山房遗稿》序，确定其下限为嘉庆二十一年三月(1816)，又从高鹗送别觉罗华龄时间、地点诗考，确定其于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卒㉓。 （一)“黑逍遥散”之出处与征引 在《红楼梦》通行本，即众所认为的高鹗续本中的第八十三回治黛玉疾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王太医治疗方剂采用“黑逍遥散”，且嘱咐鳖血制柴胡： 姑拟黑消遥以开其先，复用归肺固金以继其后。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又将七味药与引子写了。贾琏拿来看时，问道：“血势上冲，柴胡使得么?”王大夫笑道：“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血所忌。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宜少阳甲胆之气。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邪火。所以《内经》说：'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鳖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刘’的法子。” “黑逍遥散”的方剂最早由清朝医籍载录，目前中医学科相关学术文章皆以《医略六书·女科指要》为其方剂出处，如单秀华所撰《黑逍遥散临床新用》㉔、赵琳所撰《逍遥散加减异病同治验案3则》等㉕。 《医略六书》为清代名医徐灵胎所著，现有版本为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赵翰香居铅印本，刊于1903年。而徐为康熙三十二年生人，卒于乾隆三十六年，一生以隐居、行医、讲学、著书为业，自号徊溪，寄情山水，游历和活动范围主要在南方各地。其著《医略六书》时，应为暮年，且其时并未刊印流通的记载。高鹗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后开始编订《红楼梦》，并于乾隆五十七（1792)二月十三日付梓。若续本内容中出现的“黑逍遥散”以《医略六书》为出处，存在时间冲突。浙江中医药大学徐荣斋在《徐徊溪〈医略六书〉辨析》中认为包括《医略六书》《内经要略》《药性总论》在内的徐灵胎六书皆后人所伪㉖,若从此说，则能参考《医略六书》可能性更低。 就此为慎，再考证黑逍遥散出处，可追溯三书： 《医宗己任编》记载：“上方加熟地名黑逍遥散，加丹皮山栀名加味逍遥散。”㉗ 《医级》记载：“黑逍遥散治肾水不足，肝胆挟邪，郁火寒热之候。”㉘ 《成方切用》记载：“此则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亦从古作述之大凡，如东垣之补中益气，比积术万全无弊矣。然岂可谓积木之谬，而禁不用哉? 加熟地，名黑逍遥散。”㉙ 《医宗己任编》作者为高鼓峰，杨乘六编辑，但杨乘六生卒年目前不详，大致估算多可能为清中期。《医级》为清代董西园（魏如) 撰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方切用》刊于1761年。 而此三书成书皆与高鹗编书的时间相近。 (二)鳖血制胡小议 若前“黑逍遥散”为一疑窦，从王太医的药性描述中可进一步关注鳖血拌柴胡的方法使用： 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血所忌。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阳甲胆之气。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邪火。 鳖血拌柴胡的药用法，并非自古有之，其用法理论基础于清代温病医家对“柴胡劫肝阴”的认同，并促使了此说风行，以叶天士、王士雄的医著论述影响较大。 叶天士在《三时伏气外感篇》中记：“若幼科庸俗,但以小柴胡去参，或香蕾、葛根之属，不知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致变屡矣。”㉚王士雄于《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中记：“柴、葛之弊二语，见林北海《重刊张司农治暑全书》，叶氏引用，原非杜撰。”㉛ 叶虽认同引用林北海书论及该说，不过在用药上，也仅限于慎用柴胡，多以柔肝(乌梅、芍药、钩藤、鳖甲等)来论治相关肝气不利病机，用柴胡亦多用醋制，一者起引经之效，二者酸收制柴胡升散过度。这在前八十回的第十回张太医治疗秦可卿所开方剂中有记载：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土炒云苓三钱 熟地四钱 归身二钱 酒洗白芍二钱 炒川芎钱半 黄芪三钱 香附米二钱 制醋柴胡八分 怀山药二钱 炒真阿胶二钱（蛤粉炒) 延胡索钱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 醋制柴胡明清甚为流行，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以制醋柴胡用于“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有据可考，甚为妥当。但鳖血柴胡却不然,不仅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没有出现记载,甚至可能晚于高鹗生活年代。 叶耀辉等人在《鳖血柴胡的研究进展》中研究考证关于鳖血柴胡的记载,最早可能就要追溯到清乾隆、嘉庆年间。㉜陈修园说:“至于柴胡…浙省、江苏每用必以鳖血拌蒸(炒)最多不过二钱。”㉝《(十药神书）注解》中在“唐字沉香消化丸 ”下按：“鳖血柴胡…之类，曰我是叶天士一派，与恒法不同…何若辈仅于《临症指南》中，食其糟粕，而伪托之也耶?”㉞《长沙方歌括》为最早记载鳖血柴胡药物应用的医籍，其成书于1803年，《长沙方歌括》成书距离高鹗逝世年份时间极近，不仅曹雪芹不可能在创作时引用发挥，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 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之间编订《红楼梦》的时候，也不太可能参考医书创作发挥“鳖血柴胡”的用法。 从《长沙方歌括》的记载可知，浙江、江苏每用必以鳖血拌蒸(炒)最多不过二钱。可见在医书收录之前，鳖血拌柴胡可能已在江浙民间习为用药之风。但与前八十回曹雪芹撰写内容的“醋柴胡”相对照，医药内容似乎不太可能出自曹雪芹手笔。由此可以推断程甲本的底稿，即程伟元积数年之功，殷勤收罗的30余卷残本手稿，或非曹之残稿? 同时，可以推测鳖血拌柴胡的江南用药风气兴起时间不会过早。高鹗出生于关外，前半生寓居京城，主要活动范围都集中在北方地区㉟。嘉庆十四年(1809)，由侍读考选都察院江南道监察御史，方有可能熟悉江、浙地区生活、民俗情况。故对高鹗续作问题，有待明清所遗医著资料的进一步挖掘、考证和支撑，可保持关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