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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359旅堪称威名赫赫，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挺进华北血搏日寇，也曾编为“南下支队”纵横大江南北数千里。至于该旅的军事主官，历史爱好者们大多熟悉的是王震旅长，而实际上，359旅的首任旅长是开国上将陈伯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是陈伯钧将军率领359旅驰骋抗日疆场呢？  （陈伯钧） 1937年8月，陕北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红二方面军为主体组建了第120师，其中以二方面军所属之红六军团、以及红军总部特务团的第一营，合编为第120师第359旅，下辖第717团和第718团共5000余人。 按照改编原则，原红六军团长陈伯钧，正式出任359旅旅长一职，而军团政委王震则担任副旅长。359旅除留下第718团纳入留守兵团外，旅主力应全部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为安排留守部队和筹措粮秣，旅长陈伯钧并未第一时间随队出发，而是由副旅长王震率部东进。 第359旅改编之前的驻地，位于陕北洛川县，陈伯钧在这里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天气渐冷，全旅几千人的冬装还没有弄齐，如果再加上运往前线的时间，那简直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所以陈伯钧很是着急。 1937年10月17日这天，经过陈伯钧的反复争取，八路军总部终于同意给359旅拨发一笔款项，用于购买制作冬装的原料，陈伯钧大喜，当即命令旅部会计老袁同志，抓紧搭车去延安领回款项，然而就在这一天，出了事情。  （王震夫妇） 一、陈伯钧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井冈” 开国上将陈伯钧，四川达县人，北伐时期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六期的武汉分校，入第一大队学习，徐向前、陈毅、罗瑞卿、程子华等开国将帅，都曾在该校任职或就读，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陈伯钧于1927年5月正式入党。 南昌起义爆发前，陈伯钧在第二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任职，这支部队基本是由我党掌握的，因此该团准备从武汉登船，开往南昌参加起义，不料中途被张发奎的反动军队扣留缴械，陈毅、陈伯钧等人寻隙逃脱。 两个人踏上了不同的征途，陈毅随后追上了南昌起义部队，遂与朱德、王尔琢率起义军余部坚持斗争，一路历经艰险，发动湘南起义后前往井冈山；而陈伯钧没有这么幸运，辗转寻找到组织后，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更早一步上了井冈山。 这绝对是殊途同归了，所以陈伯钧经历了三湾改编等系列事件，到两支队伍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时，陈毅担任军政治部主任，陈伯钧则担任红31团的一营一连连长，当时跟“101”的职级是相同的。  （红军时期的陈伯钧） 作为一名参加秋收起义的“老井冈”，又是黄埔科班出身，因此陈伯钧深受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加之英勇善战，因此红军时期的职务晋升很快： 1929年5月：任赣西红军第三纵队参谋长 1930年1月：任红6军第一纵队参谋长 1930年7月：任红20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政委 1930年11月：任红3军之红7师师长 1932年7月：任红15军军长 1932年10月：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长征开始后，陈伯钧调任作战部队军事主官，担任红五军团所辖的红13师师长，该军团总共下辖两个师，另一个师便是大家熟悉的“绝命后卫师”，即陈树湘担任师长的红34师。 红五军团是整个红一方面军的后卫，一路上自然恶战硬仗不断，尤其是湘江血战中，陈伯钧指挥果敢，终于将红13师和大批掉队人员带过了湘江，功勋卓著。  （佩戴红军勋章） 扎西整编后，陈伯钧复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交流干部，陈伯钧调任四方面军红9军参谋长，期间与张某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难免遭到打击报复，被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1936年7月间，贺老总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同时决定组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担任总指挥，原红六军团长萧克晋升副总指挥，经贺龙和弼时同志的力争，陈伯钧终于接任了红六军团长的职务。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际，毛主席欣闻陈伯钧已在六军团担任军团长，特意派人送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有“为红军庆得干才”的评价，喜爱与信赖之心跃然纸上，这一年，陈伯钧军团长年仅27岁。 红军稍后改编为八路军时，各级干部都要降职参与整编：方面军首长担任八路军的师级干部、军团（或军）首长担任八路军的旅级干部，师级首长担任八路军的团级干部，因此陈伯钧顺理成章，出任120师359旅旅长。  （抗战时期） 二、“旅长打人”事件直接惊动中央 说回1937年10月17日的这天，陈伯钧旅长安排完会计老袁去延安的事情，马上又召开旅部后勤工作会议，布置冬装采购等事宜。 结果这边会议刚刚开始，就听到院子里面吵吵嚷嚷的声音，陈伯钧很不高兴，一边说“什么人在吵架”？一边怒气冲冲走到院子里，准备批评下影响会议的同志。 原来是老袁在跟一个司机争吵，看见旅长走出来了，老袁委屈地告状说：“我要去延安领款，正好他们的车去那边，我要搭车，他们不光不让搭，还骂人”！ 停在旅部院子里的这辆卡车，并不属于359旅系统，而是军委直属之摩托学校的。该校成立于1937年6月，校址在延安东关飞机场，是我军第一所培养汽车、装甲车技术干部的学校，可以理解为我军第一所“特种兵学校”。  摩托学校的学员，一部分是从延安步校抽调而来，还有30多人是从苏联学习坦克、炮兵技术后归来的，最初的装备只有三辆轿车和二辆苏制卡车，所以呢学员普遍都比较傲，当年汽车也确实是稀罕物。 也就是说，跟老袁争吵的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卡车司机，而是摩托学校的一名学员，此人不仅心高气傲，并且大有可能是留苏归来的，总之并不认识大名鼎鼎的陈旅长，说话也确实很冲。 陈伯钧问这名学员：“为什么不让搭车”？ 学员反唇相讥：“凭什么让他搭车，他算老几”？ 陈伯钧强压火气：“你知道他去干什么的吗”？ 学员继续对付：“他干什么我管不着，他干什么关我屁事”！ 陈伯钧大怒：“你说什么”？ 学员犹不知厉害：“这关你什么屁事”？  （延安时期的卡车） 陈伯钧忍无可忍，上去就抽了摩托学校学员一记耳光，左右连忙劝阻，这才制止了事态进一步升级。那名学员被打得晕头转向，当然委屈的不行，风风火火赶回延安，到了校部就把陈伯钧给告了。 陈伯钧冷静下来以后，也颇为后悔，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他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如实记录和反思：“因摩托学校的司机不载袁会计上延安领公款，还蛮横无理取闹，我劝告无效，气急之下打了司机一个嘴巴，真是鲁莽不该”！ 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旅长打人”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在延安也闹得沸沸扬扬，影响非常之坏。 两天后的10月19日，359旅旅部接到上级通知，着旅长陈伯钧马上到延安杨家岭报到，毛主席要亲自与之谈话，陈伯钧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八路军战士们） 三、陈伯钧错失奔赴前线的机会 毛主席见到老部下后，对陈伯钧打人一事给予了严厉批评，同时决定陈伯钧暂缓出发奔赴前线，而是安排到党校学习，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认为此事发生的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 张闻天同志也批评陈伯钧说，作为八路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轻率动手打人是“军阀思想”，总之陈伯钧挨了好一顿批。实话实说，在战争年代的部队里，这样的事并不是个例，上级批评教育一番也就是了。 那为什么毛主席和中央对陈伯钧的处理如此之重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发生在抗战后方，在延安造成了较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毛主席之前曾经力保过陈伯钧一次了，某种意义上，严肃处理其实是爱护。 那还是井冈山时期的1928年3月，陈伯钧时任红军干部教导大队副大队长，而大队长是黄埔四期的吕赤同志，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的干部、陈伯钧秋收起义的战友，也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骨干，黄埔四期是什么概念？读者心里自然有数。  （和毛主席在一起） 陈伯钧和吕赤的关系很好，两个人还是四川老乡，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在之前的战斗中，陈伯钧曾缴获了一支老旧的手枪，很是爱不释手，吕赤说这枪已经不行了，基本是块废铁，然而陈伯钧不信邪，一直不断的加以修理。 这天终于修好了，陈伯钧高兴地找到老战友，开玩笑地用枪对准吕赤的头说：“要不要检验一下，看它是不是块废铁”？（所以部队后来有传统，哪怕是空枪也不可以指向战友）。 说时迟那时快，陈伯钧并没有用力扣动扳机，然而枪却响了，原来里面有一颗没有退净的子弹，这么近的距离不用说，吕赤同志当场牺牲，陈伯钧当时也吓呆了，随即被关押起来。 对于吕赤同志遭此不幸，指战员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枪毙陈伯钧，以慰吕赤同志在天之灵，当然，事情如何处理最终还要毛主席来定夺，毛主席思考良久后沉痛地说：  “如今已经死了一个黄埔生，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名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有些同志不满意这样处理，毛主席只好补充道： “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就这样，陈伯钧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却总算保住了性命，能够继续为革命做贡献。 数十年以后的1955年，大授衔完毕后陈伯钧回到家里，曾把上将军衔的证书摆在桌上，深情地对家人说：“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开枪走火，吕赤同志也应该是上将”！ 换句话说，毛主席已经宽恕和挽救过陈伯钧一次，并且是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如今陈伯钧再出现“打人事件”，而不做严肃处理的话，就有特别照顾“老井冈”之嫌了，对维护团结和革命大局都非常不利！  （陈伯钧上将） 四、解放战争时期终于领兵上战场 对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陈伯钧表示完全接受，心甘情愿地前往党校报到。既然陈伯钧已不能赶赴前线，经八路军总部研究决定，原副旅长王震正式接任359旅旅长职务，指挥部队抗击日寇。 1938年6月，陈伯钧在党校学习完毕，再被安排到延安抗大担任训练部部长，年底调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主要负责培养军政干部，却始终未能再上前线，唯一的一次参战，是1939年9月，率领抗大二分校的学员们，参加了120师的陈庄战斗。 1942年初，经毛主席提议，陈伯钧被任命为延安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不久转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副旅长兼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虽然重获军职，却明显降了半格。 足以说明那次“打人事件”，对陈伯钧的军旅生涯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他尽管是359旅的首任旅长，历史爱好者们却可以发现，陈伯钧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存在感貌似很低。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陈伯钧的职务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副参谋长，联防军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分别是贺老总和徐帅，统一指挥八路军第120师（兼晋绥军区）和留守兵团的各部队。 日本宣布投降后，1945年10月间，陈伯钧奉命率800多精干指战员，护送1300余名出关干部的家属，千里迢迢赶赴东北，并胜利完成了任务。次年初，担任军事调处热河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负责停战谈判的工作。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陈伯钧历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东北民主联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笔者前一篇关于六纵的文章中有提及）、合江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主要还是在后方工作，直到1948年5月，才调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 （在东北） 辽沈战役期间，陈伯钧协助肖劲光司令员，实施了围困长春和进军沈阳的作战，全军统一序列后，陈伯钧出任第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第45军军长，参与了四野入关和南下的全部作战，曾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50年底，陈伯钧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训练部副部长，不久升任副院长，全面协助刘帅的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伯钧将军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即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从1933年起到1950年的17年里，他写下了4000多篇日记，成为后世研究军史的珍贵资料。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6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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