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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有不少从外国流传来的文献，这些书上稀奇古怪的文字形状给唐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最终会感到习惯并接受。 外来文字确实是怪异之物，而那隐藏在难以理解的形状之后的、容易引发人们联想的各种各样古怪离奇的理念甚至恐怖可怕的符咒，给唐朝人留下的印象就更要深刻得多。  这并不是说，在唐朝本土就没有特殊的字体，除了古老的、世人皆知的“篆书”以及字形方正的“楷书”之外，唐朝还有诸如“虎爪书”“倒薤书”“日书”“月书”“风书”“虫食叶书”以及其他大量早已从外国引进的书体——像“胡书”“天竺书”等就属于此类[1]。但是据段成式记载，西域当时行用的书写文字有六十四种之多，而段成式所具列的，或者说唐朝那些务新求奇的人所见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段成式记载的西域书体主要“主要有“驴唇书”“大秦（即罗马）书”“驮乘书”“起尸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2]。  佉卢文 用来书写这几种文字的纸，在唐朝人的眼中同样也是很稀奇的。唐朝本土出产的纸是用大麻纤维、葛以及楮，甚至是用竹浆、黄檀浆制作的；这些纸被染成了各种不同的颜色（有一种薄而起皱的金黄色的纸，就是唐朝最美丽的纸中的一种），有时还在纸里添加香料。将制成的纸张首尾连在一起，就成了长长的卷子；卷束在带有水晶圆顶的檀木卷轴上的卷子，可能是最上乘的卷子（虽然九世纪时也有折叠装的书籍，到了十世纪时又有了线装的书籍）。但是最典雅的书籍是写在绵帛上的，这种方法古时就已使用，因而有悠久的历史[3]。 “尽管唐朝本土出产的纸的质量非常精良，但是我们发现唐朝人也大量地使用了外国来的纸。唐朝诗人经常提到的有“蛮笺”；高丽进贡的纸卷；日本制作的一种“松皮纸”；来自唐朝南方的一种带有“鱼子纹”的白纸；还有一种用水苔制成的“斜纹纸”；等等[4]。 制作这些纸的技艺，最初肯定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因而这些纸即便带有异国色彩，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虽然从公元前二世纪起，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羊皮纸或相当于羊皮纸的书写材料，但是羊皮纸是否从遥远的西方传到了唐朝，我们还无法断定。  羊皮纸 据汉代伟大的旅行家张骞记载，安西“画革旁行以为书记”[5]，而且中世纪时的于阗也确实是以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的[6]，以斯坦因的发掘文物为证明，也就是说中国人也用过羊皮纸。但是这种书写材料并没有在内陆引起多少注意。在唐朝文献中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另一种外国的书写材料，“这种书写材料对唐朝诗人的想象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材料就是扇叶树头榈，即生长在南亚的扇叶棕榈的树叶[7]。 在唐代，这种书写材料仅仅是以其梵文的读音“贝多”（pattra，树叶）知名[8]。根据唐朝正史记载，天竺人“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9]。  段成式正确地记载了贝多的梵文语源，将这种材料描述为摩揭陀国——或许是因为制作棕榈叶书是这里的一项重要的工业——的一种常青树。段成式还特别指出，如果精心保管的话，写在扇叶树头榈上的经文甚至可以保留五六百年的时间[10]。 居住在唐朝京师里的居民，还可以见到长有这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树叶的贝多树。种植在一所被称为“兴善寺”的佛教寺院里。兴善寺以其宏伟庄严的建筑著称于世，它被誉为长安城里最大的寺院，而且还收藏着其他许多为人所称道的珍宝——例如于阗玉像、绘画大师吴道子画的壁画，而兴善寺的古松尤其是人们珍爱的神物，每当大旱时，人们都要从这棵古松上取下一根枝条，然后将它刻成龙形来求雨[11]。九世纪末年，诗人张乔曾经写过一首诗，赞颂兴善寺那株备受尊崇的贝多树[12]。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长安的气候环境中，这棵贝多树居然存活了那么多年。  兴善寺那株备受尊崇的贝多树 “用裁成合适形状的棕榈叶做成的书叫作“ollahs”，这种书在唐朝人中间又叫“梵夹”[13]，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因为这种书是用两块木板相夹，然后再用绳子捆扎起来的[14]。从前往天竺的唐朝取经人积极地搜集贝叶经这一点来看，这种书在唐朝并非罕见之物，而在唐朝的各大寺院里，更是可以轻易地见到梵夹；日本和尚圆仁就注意到，在五台山有一部梵夹装的《法华经》[15]。在一些较为世俗的环境中，也可以见到这种书：例如笃信佛教的唐懿宗“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16]。天宝五载（746），师子国王尸罗迷伽派遣婆罗门僧阿目佉拔折罗前来长安，献“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17]。  贝叶书 “贝叶书之所以特别受到唐朝人的尊崇，是因为它通常都是用一种“书辞颇类浮图语”的文字写成的，而贞观廿年（646）在俱兰国王写给唐朝的一封信中使用的文字，就与这种文字类似[18]。从这些神秘的树叶中，唐朝诗人们在语词方面发现了绝妙的外来意象，这种意象常常被用来烘托诗歌中的佛教的气氛。李商隐在《题僧壁》这首诗中写道：“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19]诗中用“贝多”借指佛典。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以“贝多”与“旃檀”作为对文，则更加生动地烘托出了浓郁的宗教气氛。下文是皮日休对一所庭园寺院的描写：” “小殿熏陆香，古经贝多纸[20]。 馥郁的乳香与婆娑的棕榈使人闻到了温暖的西域气息，我们仿佛已经身临其境。 ———————— [1] 《酉阳杂俎》卷11，第85页。 [2] 《酉阳杂俎》卷11，第86页。毫无疑问，这些奇异的名称反映了通过考古得知的许多中亚文字。例如冯加班就曾经提出过由高昌突厥人所用过的文字。见冯加班（1961）。 [3] 石田干之助（1948），第117～125页；翟理斯（1957），第Ⅹ～Ⅻ。特别请参考贾德（1955）。唐朝使用的纸大多都是由浙江诸州制作的——虽然也有一些例外，像成都出产的白麻纸等。见《唐六典》卷22，第18～19页。译按，据《唐六典》原文，贡纸为益州之大、小黄白麻纸，杭、婺、衢、越等州之上细黄白状纸，宣、衢等州之案纸、次纸，蒲州之细薄白纸。所列贡纸府州有八，其中杭、婺、越、衢等四州在今浙江，均州在今湖北，宣州在今安徽，益府在四川，“在山西。姑录之以供参考。 [4] 《负喧杂录》（《涵芬楼说郛》，卷18=10册），第9页。译按，原文作“唐中国纸未备，多取于外夷，故唐人诗中多用'蛮笺’字，亦有谓也。高丽岁贡蛮纸，书卷多用为衬；日本国出松皮纸；又，南蕃出香皮纸，色白，纹如鱼子；又，苔纸以水苔为之，名侧理纸”。则高丽所贡为“蛮纸”，而不是“纸卷”，疑作者此处误。 [5] 《史记》卷123，第0267页。 [6] 斯坦因（1907），第347页。 [7] 学名叫“Borassus flabellifera（或“B.flabelliformis”）。 [8] 唐朝通行的还有一种在语源上错误的译法，即仅仅将“pattra”的第一个音节译出。而第二个音节则是由“tāra”（棕榈树）译出的。参见戴密微（1929），第90页。 [9] 《旧唐书》卷198，第3613页。 “[10] 《酉阳杂俎》卷18，第150页。 [11] 平冈武夫（1956）引《两京城坊考》卷2，第5页；《长安志》卷7，第8～9页。 [12] 张乔《兴善寺贝多树》，《全唐诗》第10函，第1册，卷2，第1页。 “[13] “梵”字可能是“Braman”，甚至可能就是“Sanskrit”的译音，这个字特别被用来指语言、文字以及佛教的经书。 [14] 见李贺《送沈亚之歌》，《李长贺歌诗》卷1，第8～19页，王琦注。现代制作这种书的步骤如下：先将树叶的中脉去除，而后将去除了中脉的一堆半片树叶压平，裁去边缘的部分；这样就成了页张。此后再将这些页张用沙磨光，用铁笔将内容写在磨光的页张上，再用力将煤烟擦进去，这样就会显露出写在上面的内容。这种方法可能是一种很古老的方法。参见斯凯勒（1908），第281～283页。关于“Ollahs”的研究，见玉尔和伯内尔（1903），第485页。 [15] 赖世和（19555），第235页。 [16] 《资治通鉴》卷250，第10页。 [17] 《册府元龟》卷971，第15页；《唐会要》卷100，第1793页，烈维（1900），第417页。 [18] 《新唐书》卷221下，第4154页。 [19] 李商隐《题僧壁》，《全唐诗》第8函，第9册，卷1，第2页。 [20] 皮日休《孤园寺》，《全唐诗》第9函，第9册，卷3，第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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