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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代人反复地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提取所谓的生命真谛，恰恰是反映了在这个欲望高涨而铺满灵魂废墟的时代，是如何荒唐地在影像中以猎奇的心态假装高傲。二十三年前电影【一一】诞生的时候，它像把手术刀剖开人生掏出肝脏，而后知后觉地，这些历经年岁风干的生命体悟，搭配逐渐糟糕的人文环境，不断回望杨德昌就如同喝下陈酿的酒，酒醒过后，依然是混沌的人生。  台北 这座城市 杨德昌导演的电影喜欢聚焦在家庭与都市，在关系中疏离，在疏离中修补，在构建家庭人际关系的时候，台北作为承载生活的城市，在他的镜头下，忧郁地走进了我们的印象中。在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时常提起故土，因乡村文学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丈量其距离，考验我们的痛苦容忍程度。恰巧，我最近在寻找城市文学的轨迹，发现在我书单中出现最多次的城市正是台北——一座素未谋面却又倍感亲切的城市。 电影是弥补文学对城市理解的一个存在，光怪陆离的街道与人们的情感交错，导演们制造了一个哲学的空间，将它们规整，有序地剖析出悲伤的根源。杨德昌的故事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与我们一样是台北“局外人”，留美多年的他，很果断地切断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生活状态，找出我们无法看到的另一半，把疑问留给了观众。 他不以历史的角度看城市，而是在城市人的生活中看历史。在【海滩的一天】，台北人的过去不断在传统中国文化与当时已是国际大都会的台北城市之间抽离，根深蒂固的婚姻思维刻在父辈那里，女性的独立主义则反叛地呈现出一种释怀与倔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台北的过去在日治时代留下的房子，在日式文化的烙印中，他们的思维习惯以及青少年的行为皆表现出一种向要冲破桎梏的压抑。最终，城市在电影【一一】完成了现代化的变迁，到如今长达40年的跨世纪社会面貌景象，台北从日治文化中渐渐脱离，有了自己的精神指引。 杨德昌与侯孝贤，蔡明亮，王童等掀起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导演们就像一块块拼图那样，找回过去丢失的台北样貌，不断黏合外省人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让这片土地超越了历史的想象，平凡生活中的晦涩情感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不需要完整，这样破碎的裂缝，让这里的人可以勇敢自由地悲伤，愤怒，喜悦，也造就了他们的艺术创作多样性。  家庭的人际关系 【一一】是一部可以跨越任何时代的电影，从一场婚礼开始到一场葬礼结束，所有人的一生都浓缩在这短短的173分钟。“一一”的英文名字是A One and A Two，一个两个无尽的延续，折射出来的是人生过程中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它也可以是一个累积，随时光堆叠的经历，一步一步地理解生命。 生命的偶然同聚在一个屋檐下，却又各怀心事无法言说，注重家庭完整的中国文化，在根深蒂固的思维中，我们都履行着各自身份的职责，因此责任变成一个无形的框架，尊重与遵守也变得异常地困难。 小孩子洋洋单纯直率，他知道婆婆听不到，所以他沉默；女儿婷婷彷徨，在青春期里寻找着为什么想的和世界不一样的答案；妈妈烦扰，中年妇女没办法解决家庭的困境选择逃离，得到的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事实；NJ为难，夹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两难，出口竟是情感的背叛。人生不同年龄的状态，在一个家庭关系中尽显，或许我们的痛苦就是必须遵守某一种关系的守则而欺骗自己，生活虚无从头降落，我们的心不知道为何如此沉重。 我们每年反复地在一个日子提起杨德昌，到底是在怀念什么？我想是因为他带走了一个电影时代的真实，而留下了依然如省略号那样的日子，他的电影是影像城市文学，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自然流动的人生，还有晦涩难懂的心事，每一个角色都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我们，我们看到了自己，却也无法好好过完一生的事实。  和许多文学作品一样，我们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去解读杨德昌的电影，利用个人意识去重构一个你心中的杨德昌。不管那些台词说出了怎样的大道理，或一些细节隐喻了什么样的历史，或是要塑造怎样的悲剧，我们首先要明白，这都只是一部分，任何一个作品都无需为没有提到某一些东西而被批评。 我在杨德昌的电影中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影子，挣扎的生活之下人类精神的独立性，保留自主意识，去面对精神的危机。这样的独立性并不是建立在世俗的道德之下的，是一种处世态度的塑造，在反复的质问中抛弃旁人的劝解，成为自己的心理导师。 他生前的荣耀困在了台北这座城市，在离去之后，人们才懊恼错过了太多。这个月（2023年7月22日—10月22日），在台北，即将举办「一一重构：杨德昌」回顾影展杨德昌导演回顾影展。16年后，这座城市终于重构他的电影精神世界，这个影展由「理性的灵魂：再见杨德昌」、「杨德昌的十大电影」、「特别放映」三大单元组成，第一次如此完整地介绍他，回忆他。 在离开后，他成了这个地方的回忆，不再是局外人，而遥远的我们，依然还是那个角色，带着更多的渴望，站在千里之外遥望，遥望一个世纪的没落，一座城市的变迁，一个两个到无限，我的灵魂已漫游千遍。 · end · 图丨网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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