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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渡江战役准备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随部队转移到南京以北的全椒县孙家岗，这是一个不大的镇子，因为解放了，群众喜气洋洋的。1948年的春节，我们在孙家岗度过，部队安排指战员到澡堂洗了澡，虽然条件简陋，但毕竞是第一次进澡堂洗上热水澡。 节日的食品供应虽不十分丰富，但节日气氛挺热闹的，当地群众纷纷来到部队，放鞭炮，演凤阳花鼓戏，庆贺节日，祝贺胜利。节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我们8纵改为26军，我们23师68团改为77师230团。华东野战军共有4个兵团，16个军，我所在部队为8兵团，辖20、24、25、26四个军。 1948年11月，我任8纵23师68团1营教导员，后为26军77师230团1营教导员。 部队整编结束后，26军的任务是主攻浦口，我们部队边训练，边准备，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上下船、水网地和滩头攻击，城镇作战等，政治工作，主要是形势任务教育和诉苦教育，当时部队补充了大批解放兵。1949年3月，我和部队移驻扬州城南，继续进行训练，做好渡江的准备。 二、瓜洲战斗 1949年3月，我们部队正在紧张地准备渡江作战任务，某日早饭后，突然接到上级歼灭瓜洲之敌的作战任务。 瓜洲在扬州以南，长江北岸的一个葫芦状的半岛，和陆地连接的通道很窄，里边有八几个村庄，其中有一个镇子。 瓜洲原来是我军234团驻守，最近几天被敌海陆空配合下侵占。现在是伪江苏省敌保安团驻防，这个部队战斗力比较强，他们侵占该岛的目的性很强，就是破坏我军渡江准备工作，迟滞我军渡江时间。这是敌人的妄想，敌人送上门来，我们岂能不收。 我们230团的任务是，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歼灭守敌，收复该岛。我们营主攻，2、3营为第二梯队。 团长沈萍亲自到我们1营指挥战斗，营长带2、3连和机枪连从正面攻击，我带1连夺取码头，堵住敌人逃路，以求全歼。他们为右路，我为左路，齐头并进。沈团长跟2连行动，作战刚开始，团长就负伤，不能随我们行动了。 开始，我带领部队打得很顺利，但困难的是，只知道码头在岛的东边，但码头具体位置不详。我们攻进去以后，迅速占领瓜洲岛东端， 码头在我们北边还是南边？不清楚。 1连连长王泽玉、指导员董子文都是既勇敢又有经验的连队干部，我命令他们尽快抓到俘虏，查明码头具体位置。 当晚，天很黑，又有雾。敌人从西面挾击我们。在长江里的敌人海军舰艇，用舰炮不断向我们射击。 不一会，敌俘虏抓到了，查明码头位置后，我组织部队向码头发起进攻，我们一边用迫击炮向码头轰击，一边向码头进攻。敌人拼命阻击，两次反冲锋都被我们击退，我们很快占领码头，敌团长刚上船就被我们未毙。 敌舰炮猛烈轰击我们，敌步兵拼命向我们进攻，敌人又想夺回码头，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情况异常紧张。 我对部队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码头就是胜利。我和1连连长、指导员组织部队奋力阻击三面向我们进攻的敌人。 不久，1营长带领部队从西边打过来，敌人受到两面夾击，退路已断，很快我们被消灭。战斗进行了3个多小时，全歼守敌，我营俘敌800多人。2、3营刚投入战斗，守敌就被我们全歼。我们一边打扫战场，一边等231团来接防。 天亮以前，我们打扫完战场，交完防务返回驻地。瓜洲村里可能还有敌散兵，由接防部队继续清查。 瓜洲守敌全是日式装备，步枪、轻重机枪都是崭新的，大部份还没有开箱，九门金陵造迫击炮全是新的，我们还微获大批短枪。 团部通知我们，抓获的俘虏，会划船的人和台湾人都要尽快送到团部，其余人员凡适合补充部队的就补充部队，否则就教育释放。 我们营伤亡百余人，缺额全由俘虏兵补齐，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除我营留用外，多余的全部上缴。 瓜洲战斗结束后，我们按计划继续做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父亲经常对我说，解放战争，我军兵员补充，很多来自之国民党俘虏兵，俘虏兵多出身农民，他们经过我军教育，转变思想，与人民为伍，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军队/刘卫平）。 三、雄伟的渡江战役 1949年3月3日，我们230团从安徽临淮关地区出发，奉命进至安徽全椒地区，进行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发动了渡江战役。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1日黄昏，我跟随部队由江苏镇江京口渡地区起渡，在祝家港、大港一线渡江登陆。登陆后，我们部队追歼敌人，我们77师共歼敌6000余名，俘敌1万余名。 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军妄图凭险固守，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幻想，宣告了蒋家王朝末日的到来。 四、解放上海战役（一） 渡江战役后，77师进行休整，为解放上海作好战前准备。 1、追击逃敌 渡江以后，我们230团1营在江苏镇江城里稍事休息后，便投入了消灭敌人的战斗，向东南方向追击逃敌。 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我军部队在行军途中，我见到沿途尽是敌人丢弃的汽车、坦克和大炮，国民党军队的一片尸体倒在路旁，敌伤兵南去北来，散兵游勇到处可见，山上、坡里，到处响着冷枪。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残兵败将狼狈逃窜的景像可想而知。 我们追到下午五六点钟，接到了停止向东南追击敌人的通知，改向苏州方向前进。 我们追击到苏州，这一天，打了几仗，但不激烈，没打大仗，只俘敌1000多人。总之，我们往苏州去的路上，没有打什么像样的仗，只是俘虏收集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散兵。 2、入城教育 到达苏州，战斗结束。我们驻在苏州城郊的农村里。不久，部队就接到了解放上海的任务。战前，部队主要进行了入城纪律政策教育。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在入城政策上、纪律上要求严格是必要的。部队进行的入城教育，内容之多，要求之严，教育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江南江北，城市乡村，风俗习惯差别甚大，不搞好教育，进城后我们部队弄不好要出乱子、出洋相的。 3、攻取外围碉堡 1949年5月11日，上海战役开始了，我们先打昆山守敌。 我们部队沿南京至上海的铁路线，由西向东打，打到昆山县以东，南翔一带，遭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 敌人在上海外围构筑了钢筋水泥防御体系，加之又是水网地区，我们是第一次消灭在这种环境下的敌人，即江南水乡，守在钢筋水泥防御工事里面的敌人，自然是需要有一个摸索、适应过程的。 当时，我们没有装甲部队配合，破甲武器不多。部队第一次在江南水乡地区作战，有些不适应，战斗刚开始时，打得并不顺利，感到有些困难。只是小打摸索经验，五、六天以后，我摸索出一些规律。 一是小群攻击动作。对付守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成连成营硬攻是不行的，必须三、五个人为一组，在火力配合下，逐个的攻取敌人的碉堡。因为敌人的碉堡甚密，人数不多，但火力很强，大部队上去会增加伤亡。 二是先肃清工事外围的敌人。敌人在碉堡外，挖了战壕和散兵坑，派出少量的人员掩护、保护调堡。不肃清碉堡外围的敌人，拿下碉堡是很困难的。我们先从工事外围入手，逐步消灭敌人。 三是集中优势火力封锁敌碉堡射孔。敌人钢筋水泥碉堡非常坚固，但非常害怕我军打进子弹去。一颗子弹射进去，在碉堡里边跳好几次，在这个小小的几个人的空间里，就会造成伤亡。所以，只要把外围肃清，查明碉堡射孔位置，集中火力封锁射击口，敌人为避免射进去子弹造成伤亡，就会把射孔暂时堵上，这时，我军单兵带上手榴弹，迅速接近碉堡，我军火力一停，待敌人取下射孔塞子，观察情况，准备射击之时，我军战士立刻用手榴弹投进射击口，将敌人消灭，碉堡即可拿下。 我们采用这样的方法，一个连队一夜之间可以攻取十几个碉堡，几十个碉堡，不仅加快了我军进攻节奏，而且减少了我军伤亡。 五、解放上海战役（二） 4、三连受挫 胜败乃兵家常事识，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我们也受到一些挫折。 一天夜里，我们营摧毁敌军30多个碉堡，歼敌1个营的大部，俘敌副营长等300多人。我们继续攻击敌人时，正前方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坝挡住了去路，坝高有五米左右，坝上敌人构筑了钢筋水泥工事，易守难攻。看来，要想突破这座大坝，消灭大坝上的敌人，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和营长确定，部队停止前进，暂时把部队撤到敌大坝火力有效打击范围以外，明天择机攻击大坝上的敌人。 但是，我们报告团部后，团里只同意停止攻击，但不同意撤退，并命令我们拿出1个连就地构筑工事坚守，以便明晚继续攻击。 接到团部命令，我们再次进行研究，认为不撤出部队，这样做付出得代价太大。敌人居高，我们临下。敌人在高处构筑了工事，并构成轻重兵器火力网，我们在低洼处构筑临时性木质工事，很容易遭受敌人炮击，造成部队大量伤亡。如果敌人白天组织进攻，我们将难以招架。我们仍建议暂时撤出部队为好。 我们商定，由高营长亲自找团长反映我们营的意见，但团长仍然不同意，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我们部队明晚战斗接近敌人的伤亡，理由已经说清除了，意见不能再提了。我们只好研究如何执行好团部命令。 我们确定，由3连乘夜黑就地构筑工事坚守，由2连帮忙3连构筑事，3连天亮以前撤出去。组织1连、重机枪连、团配属迫击炮连作好掩护的准备。尽骨作了这样的安排，但我仍然担心吊胆，生怕出事。 天亮了，3连工事全部暴露，敌人开始用炮火摧毁我们的工事。我们报告团部后，没来及吃早饭，就到前边阵地上了。 面对敌人，我们的轻重兵器火力压不住敌人，尤其是敌人在大坝工事里的炮兵，摧毁我们的土木工事太容易了，几乎是一炮一个，我们很着急，命令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向敌人猛烈射击，但无济于事。 敌人炮火不断袭来，把3连工事几乎全部摧毁。我们建议团部撤出3连。团长认为撤出会造成更多的伤亡，尽量坚守。和团长的话还没讲完，敌人在密集火为掩护下，有1个营的兵力向3连发起攻击。这时团长才同意3连撤出至安全地带，但为时已晚，3连巳伤亡30余人，4人被俘。 5、团长政委作了自我批评 3连撤出后，我和营长立即赶到3连，整顿组织，进行教育，做好晚上继续战斗的准备工作。 下午，我和营长去团部开会，我们汇报了情况后，就3连受损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团长没有全部接受。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和营长据理力争。最后，团长、政委认识到决策部署有问题，造成3连不应有的损失，团长、政委向我们作了自我批评。 （父亲经常向我讲起这段故事，战争年代，不管是谁，只要是正确的，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会作出自我批评。尊重实事讲真话讲实话，是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讲假话讲虚话则会贻误战机，这是涉及人命关天的原则问题，不唯上只唯实，这是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 6、消灭大坝上的敌人 当天晚上，战斗打响，我们带领部队攻击大坝上的敌人。11点左右，攻取了大坝，歼敌200余人，同时救出我们4名被俘的同志。 我们利用俘虏的一位敌营长，展开政治攻势，敌600余人放下武器。攻占大坝后，当夜，我们继续向前进了十几公里。一路上，战斗打得非常顺利，我们只伤亡20余人。 我们前进突击，攻入敌人腹地，三面受敌，好在这个时候，敌人士气低落，只是缩在工事里，不敢出来和我们正面作战。 这种打法，持续了十几天，敌人几十公里的坚固的防御体系，已被我们打的枝离破碎。 针对这钟情况，上级决定采取大胆向敌纵深穿插，分割包围敌人的战法，以大量歼灭敌人，加快前进速度。 7、攻占洛阳桥 在攻打上海的战役中，部队主要采取向纵深穿插，分割包围敌人的战术，大量消灭敌人，加快解放上海的速度。 因为我们营攻打敌碉堡进展比较快，上级确定我团穿插分割歼敌，我营为尖刀营，任务是当夜攻占洛阳桥。 我和高营长带领1营，3营紧随后边，火速赶往洛阳桥，不料途中3营被敌人隔断，结果我们四面受敌。 好在敌人摸不清我军来了多少部队，只是躲在工事里打枪打炮，偶尔出来的敌军也是侦察性的小分队，和敌人交了几次火，我军伤亡不大。 由于地图不全、不准，又找不到向导，我们让副营长邵泽润带小分队去侦察寻找洛阳桥，个把小时后他们返回，说没找到洛阳桥。 此时，团部不停地催促，要尽快占领洛阳桥。 高营长很是着急，邵副营长一言不发，我打破沉默说：“我去找洛阳桥。”营长说我：“你不能去，我去。”我说：“别争了，军事指挥员不能离开部队，我去。”我和营长商量后，决定我带1个连和1个重机枪排，按方向继续寻找洛阳桥。 地图太老了，地貌变化很大，我们用手表、指北针作工具，按预测方向带领部队走了半个小时后，先头部队在一个村子的西南角和一股敌人遭遇，只打了十几分钟，敌人丢下两具尸体和几名伤兵逃跑了。经询问敌伤兵，我们方知已到达洛阳桥。 我们先派出一个排进村侦察，侦察分队返回后说，村子很大，但村里没有敌人。我们进村后，首先看了门牌标识，确实此地就是洛阳桥。 我们发报报告营长，并同时报告团部，我们已占领洛阳桥。团部命令我们在洛阳桥以东100米处，构筑对东边的防御工事，我观查了地形。村东是一片稻田地形，无法构筑工事，不适合防御。按指定地段向西300米处，有一条宽四五米，高五六米的由北向南的大土坝，把村子从三分之一处折断，我们决定在此构筑事防御。我正要向团部报告，不巧电台打坏了无法和团部通话。 为了争取时间，我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就在大坝构筑防御工事。重机枪排负责对空射击敌机，其他人员阵地防御敌步兵。 天亮以后，敌人约有300余人向我们发起进攻，还是老一套打法，先是炮击，敌机来转了一下，打了一阵枪即飞走了。因为是稻田地，加之敌人士气低落，敌人进攻的速度很慢，我们等待敌人进入火力打击有效范围内再开火。 连长王泽玉信心十足的说：“这种地形，别说来300多人，就是来3000也白搭，就是不打他，这个坝5分钟他也爬不上来。” 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我们打退，在我们阵地前敌人扔下七八十名死伤人员。 敌人又开始了炮击，我们进入隐蔽状态，等待敌人第二次进攻。 这时候，电台送来了，我向沈萍团长报告情况，还没等我说完，沈团长就火了，说我违反了命令，并且不容我分辨，一口咬定我不执行命令，打完仗要追究责任。正说着，敌人第二次进攻开始了。我说：“团长，敌人开始进攻了，我得参加战斗，有什么责任，打完仗由我完全承担，任凭你处置。” 敌人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进攻的人数比第一次多了一些，攻击面也比第一次大了点，炮火比第一次猛烈得多，飞机也来了几架，但只是在高空打枪，扔炸弹。敌人前进的速度比第一次还要慢，因为大坝对边是一片稻田，齐膝深的泥水，使敌人进攻和后退速度都不可能很快，伤员救护也很困难。 待敌人离我们阵地几十米时，我才命令开火， 我们手榴弹、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一经交火敌人就撤退了，又扔下一批死伤人员和武器， 伴随着敌人狠狈逃跑，战士们发出一阵阵胜利的笑声，齐声高喊：“蒋军官兵别跑，来呀。” 不一会，高营长气喘吁吁地带领部队赶来支援，我把情况向营长作了介绍，他立即和沈团长通话，说明在洛阳桥以西构筑阵地阻击敌人的理由，情况还未汇报完，他俩就争论起来，团长在话筒里说：不执行命令要杀头。营长说：我看你是主观主义。我接过话筒，压了压自己，说了几句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的情况后，我对团长讲，打完仗后，我们听从团首长处置。他要我们去指定地段防御，我说：这不可能。他说丢了洛阳桥，拿你示问。我说我愿接受军法处置。说完，我放下电话，带领部队继续投入战斗。 上午10点钟以后，敌人进行大规模收缩，团部命令我们原地待命。此时，敌机不来了，敌人的炮也不打了。我们组织少数人去阵地前沿稻田里搜集敌人丢下的武器。 下午5点左右，我们77师副师长岳峻和团长沈萍乘马飞驰到我们阵地，他们下马后，首先在阵地上用望远镜巡视了坝下战场情况， 岳副师长把望远镜递给警卫员，说你们1营打得很好。高营长接着说：团长要军法处置我们。岳副师长问是怎么回事？团长、营长各说一遍后，岳副师长查看了地图，说：“这是个误会，你们团长按地图部署是对的，你们按实际地形执行也是对的，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守住阵地，电台打坏了，无法请示，不怪你们”。”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面对师长的评判，我和营长与团长一笑了之。那个时候，上下级光明磊落，开诚布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任务，从来不影响我们的团结。 六、解放上海战役（三） 8、歼灭太平桥之敌 从洛阳桥战斗以后，我们解放上海作战进展比较快。 某日下午，我们奉命歼灭太平桥之敌，守军为敌青年军一个团，我们营为第一梯队。 当我们接近太平桥时，遭到敌人火力猛烈阻击，我营1连突击模范排从村西北角突破敌人防线，进村后被敌人围攻，人员大部份亡。另两个排进攻受阻挡在村外。 在1连进攻不利的情况下，我立即带领2连和1个重机枪排，去1连作战方向援助1连。 我们来到1连后，该连1排只有两人未负伤，所有轻伤员都在阵地坚守，阻击敌人。 我们马上加入对敌人的攻击。我组织部队压制敌人火力，掩护进攻部队向敌人进攻，并组织1排后送伤员，其他人继续坚守阵地。同时，组织5个排开始向村里进行强攻，敌碉堡群很快被我们拿下，打得的敌人一片混乱。 为了防止敌人逃跑，我带领部队乘胜追击，插到村西南角，沿村南边向东边包围敌人。前进途中，我们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位敌军官催促其部队到村南的一个广场集中。 我立即部署部队一边包围敌人，带领部队乘夜色悄悄逼近敌人，一边悄悄逼近那位敌军官。天很黑，枪炮声不断地回响，人来人往，敌军官还没有注意到我们时，1连王泽玉连长接近那名敌军官，用驳克枪顶住他的脊梁上，同时，我们营、连几名通讯员的枪口对准了敌军官周围的几个敌人。 我赶上去问那位军官：你是什么人？他颤颤兢兢地吱唔了一声，王泽玉连长把枪口又对准他的后背，我催他快说，他只好畏畏诺诺地承认他是个团长。我问他准备向哪里逃，他说向上海市里。 我命令敌军团长下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投降，并告诉他，你们已经被包围，逃不出去啦。放下武器保你生命安全。敌团长听后，乖乖地答应照办，我们把他和周围几个敌人的武器全部拿掉。 敌团长站在一处墙的拐角处，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放下武器。”而过来的敌人，只要听他说放下武器，就一声不响的把手中武器放下了，仿佛他们都知道，现在只有放下武器才有出路。 敌人一群一群的过来，缴械投降，1连李加友排长在一旁，不断用手指划着放下武器的敌人到西边空场上去集合。 等到村里边不再向外走人了，我问敌团长：你的部队都来了吗？他说：大约还差二三百人。正说着，高营长押着一部份敌人从东边过来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我们清点了下，通过喊话等政治攻势，共俘虏敌人1100多人，缴获了全部武器。武器虽然是国产货（除短枪），但都是新的。我们调换了部份武器，我们留下300多名俘虏兵补充部队，其余的俘虏兵和武器全部上交。我对押送俘虏的我军人员， 介绍了敌团长放武器没有抵抗，并让其他人员缴械的表现，敌团长向我们鞠了个躬，跟随俘虏队伍走了。 我们原地休息待命，部队补充调换了新的武器装备，调整建制，补充弹药，擦试武器装备，准备继续战斗。 我们还缴获了一批面粉和大米，管理员问营长是否给部队改善下伙食，营长说：“缴获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吃我们带的粮食。”司务长接上说：“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粮食了。”“那也不行'营长肯定地说。我也答复一粒不留全部上缴团部，部队吃自己带的粮食。 战争年代，部队的纪律是非常严厉的，指战员执行纪律绝不走样，执行纪律自觉坚定。 9、歼灭市区之敌 上海外围战斗结束后，我们在太平桥休息了一天，我真想好好睡一觉，我带领部队连续作战实在太累了。 此时，部队已经断粮了，我们营里几位同志商量，决定先用缴获敌人的面粉分给各连做饭，让战士们吃上饭。 因为和团部的电话尚未架通，派人请系恐怕耽误了部队吃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任务来了，有的连队头天晚上就没有吃上饭，抓紧让部队指战员吃上饭，说不定什么时间又要执行任务了。 吃过早饭，营部命令各连抓紧休息，我们几个人睡得正香的时候，值班通讯员把我叫起来了，说是电话架通了，团部找我讲话，我汇报完情况后，顺便说全营断粮只好吃了缴获面粉的事，团政委一听就火了，说我们违反了政策，我也不好说没违反，但认为情况有些特殊，得让部队吃上饭才能随时执行任务，听我说完，政委不再说什么了，我们放下了话筒。 晚上，刚睡了不大一会，我们营接到命令，轻装进入市区歼灭守敌。 当时，我们走的很急，一出门天就下起雨来。 这是1949年5月25日，华野所有的部队都接到了向市区发起总攻的命令。 我们77师230团迅速占领上海真如车站，切断敌人退路。 部队一进入市区，就听到了的枪声，我们开始了零零星星的战斗。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与敌人作战是第一次。”宜将胜勇追穷寇。”在市区里，国民党军队见到我军来了，不抵抗就跑了。但阻击我们的敌人，子弹多半从楼上射出来，但我们看不见人，我们既使上楼搜索也找不到人，不知道狡猾的敌人藏在哪里。 我们行军在大街小巷，经常遭到楼上敌人的射击，部队只好小心翼翼沿着大街小巷，边搜索边战斗边前进。 5月27日早晨，我们进入上海市区的时候，天气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眼睛无法睁开，视线很差，我们只能是听到枪声就去包围搜索，没有枪声再继续前进。 当时，沿街两旁店铺的市民，热情地招呼我们部队进屋里避雨，我和部队都一再谢绝，因为上级规定不能到商店中去避雨，以免影响人家的生意。 我们打到榆林区，已是中午时分，榆林区敌军见我军来了，就四处乱跑，大有兵败如山倒之势。 我们营进入市区先后抓到俘虏300多人，缴获敌人几百条枪。 5月27日中午，我们冒雨正在榆林区行进中，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下车来，向我们传达了粟裕副司令员的命令，敌人已经投降，上海解放了，市区防卫由兄弟部队接管，我们部队撤出市区。 上海战役，进入市区后没打什么大仗，我只是觉着就抓到几百名俘虏，缴获了几百条枪，战斗就结束了，胜利来得有些太快了。 经请示团部，我们撤至上海郊区农村驻防整顿。 这个时候，雨也停了，营长指着我的胸前说：“你负伤了。”我突然想起，我的那个小本子，掏出来一看，已变成一个红色纸浆，我顺便把它扔进黄浦江。这场雨，让我一件很宝贵的纪念品，一个三分之二写了字，安丘战饭负伤被血染红了的小本子，被雨水毁坏了。平常我总是用一块小雨布包着放在我的皮套包里。 这次战斗前，我从皮套包里取出来，借着室内灯光，看看右手伤战前写的字。看完后我就顺手放在上衣胸前口袋里，因出发进市区仓促，忘了放进皮套包里。我们出门时下起了雨，进入市区后又淋了半天大雨，这个小本子已被泡成了纸浆。 这是我最珍贵的纪念品被毁坏了，上边有我右手伤残留下的字迹没有了。安丘战役受伤住院，我的经治医生要留作纪念，我都未舍得。一急之下，我把它扔进黄浦江，出手之后我又后悔，留着晒干，也许还能辩认出些字迹。 （父亲几次和我说起小本子这件事，他过去每次打仗，都用一块小雨布把本子包好，一直珍藏。这次解放上海市区的一次战斗，因出发仓促，忘了包好，在战斗中让雨水淋了，父亲一气之下扔了，甚为可惜。因为父亲右手伤残前写的字，就在这个小本子上，他没有保留住伤残前的字迹。而我能看到的，只是父亲伤残右手留下的字迹。/刘卫平） 10、遵守纪律，不侵占群众利益 上海解放后，接管部队有条不紊地的进入警备区域巡逻，严格执行《约法八章》和《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我军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露宿街头，坚持不入民宅。 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市区作战时，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打得眼晴睁不开了，路旁店铺的市民热情招呼我和战士们进去躲躲雨水，但没有一个人进去，因为部队入城有规定，不准进入市民家中。 还有，部队打进上海市区获胜后，根据命令向郊区换防，部队向外撤走时，巳是下午一点多，大家口干舌燥的，我们想弄点水让战士们喝。我们知道，部队走了这么多路，大半天没吃没喝，我的口也干得难受。 我们找到了一个像货栈样的大院子，经过交涉，主人同意用他的自来水。各连借了水捅接上水，我们和主人在那里计量，但当时没有统一货币，无法结帐。主人说，这点水不值几个钱，不计帐了。我们坚持一定要算帐。经计算共计需要支付五六斤大米，我们打了欠条，留下地址，我们便离开了。 回到驻地，我们派人带上大米去结了帐。主人为此，专门派人来部队表示感谢。并说，解放军喝点水，还如此重视，专门来结帐，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只有你们解放军才能做到。要是国民党军队要水喝，放慢了我们还要挨打。 （面对这支服从号令、从严执纪如铁的军队，连美国合众社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军纪优良，得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的，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这种严格执行纪律的行为，在解放上海的部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此在上海市民中，塑造了人民军队爱人民、为人民的光辉形象。） 11、参加了上海入城仪式 上海解放了，我们在郊区休整了两天，便参加了进驻上海的入城仪式。 参加入城的部队中，有步兵、炮兵、坦克兵等，我和营长骑着军马，排在全营前边，部队精神抖擞，浩浩荡荡，整齐划一。我们是从南京西路进入市区的。 部队所到之处，上海市民满面笑容，喜气洋洋，许多工人、学生、市民把花束、锦旗献给部队，把彩绸束到火炮、坦克上，热烈欢呼上海解放。 进入市区的晚上，我们在苏州河北，河南路上露宿。许多市民和商铺主人，或请我们去他们那里住宿，或给我们送来席子、铺盖等物，非常热情，但我们只能谢绝。 “天翻地覆慨而慷”，上海这个大城市，是在我的亲身参加和亲眼见证下获得解放的，我在上海战役中荣立了三等功。 七、警备上海与解放台湾练兵 1、部队任务发生了变化 1949年5月底，我们1营进至上海市区执行警备任务，重点任务是同敌特作斗争，恢复生产，维持社会秩序。 我们组织工作队走上街头，向广大群众阐述我党的城市政策，动员工人上班，学生上课，在很短时间内，城市生产生活秩序井然有序了。实践证明，部队由乡村进入大城市，发生了很大转折，大城市里许多东西，见所未所见，部队的任务由打仗转化为保卫和建设城市，的确对部队带来许多不适。但我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事实证明，在和平时期，我军很快适应了新的挑战。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这几方面都做得的很好。 2、李政委帮助我们解难题 上海解放以后，部队进入和平时期，我们营在上海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在我们军李耀文政委的指导和帮助下，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9年7月，我们部队驻防在上海闸北区。有一天，我从连队返回营部，在接近营部驻地时，听到街上行人议论纷纷，说是解放军打伤了人。当时，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事情很可能就出现在我们营，我怀着惴惴不安的的心情，急匆匆赶回了营部。 我一进营部，高营长就焦急的说，咱们营一位新兵枪支走火，误伤了南洋女子中学的一名女学生。我听到后犹如晴天霹雷，一瞬间有些茫无所从。因为当时部队担负着警备上海和维持社会秩序等任务，部队分布得很广很散，不好管理，就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我经过思考，告诫自己越是遇到困难越要沉着冷静。 我询问高营长得知，这位新兵是过长江前刚入伍的新战士。出事时，他在西藏北路站岗，他非常喜爱他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枪。 这天下小雨，过路的人给他的三八大盖枪溅上些泥土，他拉开枪栓擦枪，不料来了一辆救护车，边走边叫，这位新战士没见过救护车，有些慌张，急忙推上枪栓，把枪往肩上一扛，枪就走火了，打伤了正放学回家的南洋女子中学学生杨瑞华。另外子弹打到地上，溅起的沥清渣擦伤了7个人，虽然他们抹点红药水就走了，可也得算是伤者。 杨瑞华已有副营长和卫生所长送到广慈医院抢救去了，医院诊断为腹部贯通枪伤，我们请求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院方要50银元的押金，我们立刻派人送到，留给医院50银元押金。 我正和营长交谈中，营部书记急忙赶来，说是军政委李耀文来电话，高营长对我说，他去医院看看受伤的学生，便急匆匆的走了。 我怀着畏惧和愧疚的心情，快步走到电话机旁，喘着粗气拿起电话说：“我是刘乃晏，请政委指示。”“你不要太紧张，要冷静考虑如何做好工作'李政委用平和的语气安抚我，我回答'是。” 李政委向我问明情况后，对我说：“你们要充分认识这起事故给伤者及其家庭造成的痛苦和损失，认清它给我军带来的不良影响。” 我赶紧说：“我们没有做好工作，给一一”，我的话还没说完，李政委接着说：“现在先不要说这些了，你们要知道，上海是大城市，文化发达，信息传播很快，现在有些人还不了解我们，你们要做好工作，防止被动。”我边记在本上边回答'是。” 李政委又说：“你们首先要做好伤者及其家庭的工作，诚恳地向人家赔礼道歉，讲明事故的性质和我们的态度，伤者的医疗和生活费用，由我们全部承担。要虚心听取人家的批评意见。要经常去医院看望，安慰伤者，去时要带些礼物。二是做好医院的工作，请他们尽力抢救和治疗伤者，费用由我们全部支付。三是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搞好部队的管理教育，坚决杜绝事故的再次发生。”我边回答边快速记录，生怕漏掉什么。 李政委最后略微提高声音说：“刘乃晏同志，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挽回不良影响。”我回答：“我们一定要按照首长指示，做好工作，挽回影响。”放下话筒，李政委的声音仍然在我耳边回响着。 按照李政委的指示，我组织有关力量，使各项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伤者及其家人看到解放军这么诚恳热心，把伤者视为亲人抢救治疗，和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感动得说，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解放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打伤了人及时进行抢救慰问。要是国民党军队打伤了人，他们不但不管，还会找你麻烦的。 不久，伤者痊愈出院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深深体会到李政委指示的重要性和时效性，李政委不仅指明了工作要点、方法和步骤，还提升了我们做好工作的信心，给人以力量。要不是李政委的告诫，当时我都不懂得去医院看病人还要带礼物。 李政委工作那么忙，全军几十个营级单位，为这一件事，亲自给我一个营教导员打电话作指示，为基层干部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体现了李政委对下级的关心爱护。多年来，我一直心存对首长的感激。 3、走火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走火打伤中学生的那位新战士，当场就被抓起来，关进禁闭室。 我和营长写了检讨报告送到团部。这份检讨报告整整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我文化低，第一次写这样的东西真难啊。 不久，九兵团政治部主办的《长江日报》，用醒目的标题和字体，刊登了我和营长，团政委和团长的书面检讨。我看着这份报纸，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当天这顿饭也吃不下去，我们营的战士枪走火伤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不久，从布告上看到九兵团判处走火者死刑。我和营长等人难过极了。由于我们管理工作没跟上，使一个战士就这样丧生了。我们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这位战士的亲人。 他才十八岁，入伍一个多月，虽然是在刚解放的大城市犯了错误，但毕竟是过失犯罪。 为此事，团、师、军开会，我们成了挨批评的“典型”。一次，我们从团部刚开会回到营里，营长有些不耐烦地说：“批了快一个月了，还批，还有没有完？”我说：“伙计，别着急，在没有新的事例代替以前，这件事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还得准备再挨一段时间的批评。” 后来，在伤者家长带头请求下，走火的战士由死刑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 这位战士被摘掉胸前的解放军标志，在部队伙房挑水劳动。这位来自农村的老实战士，个头不高，但健壮憨厚。后来，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4、为解放台湾作准备 1949年8月，我们部队奉命解除上海警备和看管物资的任务后，移驻大场飞机场，即马桥营房。 我们进行了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从1949年9月16日起，26军全军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训练，我们进行了海洋知识、水陆作战技战术学习训练，干部战士吃了不少苦，有的还染上血吸虫病。 在14个月的军政训练中，我们部队提高了渡海作战能力，为解放台湾作好了充分地准备。 在上海一年多，这是解放以来，在准备打仗解放台湾的背景下，第一次过上了没有战争硝烟，没有枪声炮声的和平生活。 1950年3月，我们奉命配合兄弟部队做好进攻舟山群岛的准备，当时连每个部队的任务都区分好了，解放舟山是为解放台湾开辟前进道路。5月21日，舟山敌人逃跑了，随之我们部队解除了进攻舟山的作战任务。 5、又到团政治处 1949年12月，我奉命调到26军77师230团任政治处副主任，原副主任去231团任政治处主任，230团政治处领导中没有主任，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任命，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很茫然。 因为我很留恋1营，觉着在这个营工作刚得心应手的时候，在这个营和战友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却又把我调走。同时，我对怎么做好政治处副主任工作心中没有底，况且没有主任。 但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愉快的服从安排来到团政治处。 政治处有组织、宣传、保卫、秘书股，工作人员有十几个人。机关工作，除了自己干以外，还要如何使机关的人员按照分工自觉地行动起来，做好全团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我的难题。所以，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紧张，我也格外地忙碌。 在上海期间，我们部队由大场移防吴淞口，我住在盛酱园临街的楼上，后又搬到奉贤县三官塘。 6、第一次见报 从1948年开始，我就开始学写文章。部队进行“三查”、“三整'，我写了一篇以整改为内容的文章，当时八纵《战旗报》给我刊登了。 文章不算长，但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第一次写文章投稿竞然发表了。 7、用知识提高自己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处于战争分裂的国家转为和平统一的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成为首要任务。 战争年代，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新中国。和平年代要学习经济和文化，努力建设新中国。 渡江后我们进驻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解放台湾的训练、教育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紧张，部队驻地还搬家三次，但和过去相比，我觉着是我自入伍以来，工作生活最稳定最有规律时间最长的一年，因此，我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学习，用知识武装头脑，提高自己。 1950年春天，我住在吴淞口“万盛酱园”，第一次从一位学生那里，看到一本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小册子，我如获至宝，可惜人家只准我看两三天，我借来阅读了三天，收获很大，从此，我开始接触语法和标点符号方面的知识。 在上海的一年里，我抓紧时间阅读了《政治经济学》（苏列昂捷夫著）和《中国近代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理论、历史书籍，第一次知道并记住了鸦片战争始于1840年。过去我只是看些工作、教育方面的小册子，从此，我对理论书籍产生了兴趣。 我的警卫员伊培根同志是位中学生。1950年夏天，我们团驻防贤奉具三关塘的一所中学里，我这才知道有算术这门课程，于是我请小伊教我学习算术。可惜好景不长，学习算术时间没有多久，因为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学习便中断了。 抗美援朝结束，从朝鲜回国以后，我又开始了语法和数学的自修。看了朱德熙和吕书湘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其实当时我应当从语法的基础知识学起，当时不懂得这一点。数学，我自修到小学算术。 1958年，《解放军报》用了我四篇稿件，其中一篇是头版头条，年终获得26军33师通讯报道二等奖。可惜，以后由于我身体不好，工作紧张，经常住院，写稿子没有坚持下来。 “学而知浅。”我本来是可以学得更好一些的，因为主客观原因学得不够理想，总觉得我掌握的文化知识，可以应付工作了，因为开展工作，讲课稿、讲话稿都是我自己写，加之年龄逐渐大了，记忆力差了，所以，文化学习的意愿，不如过去那么迫切了。 但不管怎么说，渴望学习，特别是正规系统的学习，一直是我的愿望。建国初期，部队组织大批干部轮换学习文化，我要求去，上级领导总是说，你有文化，现在轮不到你。几次学习机会都不让我去。 1963年8月，我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系统学习了一年半，终于满足了求知若渴的愿望。 八、77师是我战斗成长起来的老部队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对敌斗争和部队发展情况，1945年11月，以山东军区警备2旅为基础组建鲁中军区第9师。鲁中军区4师、9师和鲁中警备旅，于1947年1月组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 我生长在沂蒙山区，一参军就在鲁中军区警备2旅部队前身，部队几次改编，先后为鲁中军区9师、8纵23师、26军77师。但无论怎么改编，我一直就在这支英雄的部队成长战斗，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全过程。 解放战争中，我先后任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 1949年2月，第8纵队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兵团第26军。这支部队号称“鲁中雄师”，在解放战争中，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打了不少大仗、硬仗，立下了不少战功，成为华东野战军五大主力之一。 （完） （本文作者刘卫平根据其父亲刘乃晏回忆录整理） 刘乃晏同志，1924年6月26日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 1940年8月参加革命, 1940年8月入伍, 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公务员、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二营五连战士、副班长、班长、文化教员、副指导员，鲁中军区费东独立营宣教干事，鲁中军区警备2旅4团2营5连指导员(费东独立营编为该团2营)，鲁中军区9师26团2营5连指导员，华东军区8纵23师68团迫击炮连指导员，8纵23师68团直属队政治协理员，3月任该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8纵23师68团1营教导员，华东军区26军77师230团政治处主任，华东军区26军78师坦克团政委，26军33师98团政治部政委，26军33师政治部副主任，26军77师副政委、26军77师政委, 26军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 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因战受伤评为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通令嘉奖三次，被授予抗美援朝纪念章、自由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刘乃晏16岁时参加八路军，参加了数次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先后参加了大顶山、观上、五彩山战斗数十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刘乃晏先后参加了鲁中围歼五洪九的战斗，淄博保卫战，章丘文祖战斗、攻克安邱战斗，孟良崮战役、菏泽土山集、沙土集战役、许昌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乃晏奉命入朝作战，任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政治处主任，先后参加了二次战役、四次战役、三十八天阻击战、平津淮狙击战役。 从朝鲜回国后，刘乃晏历任团政委、师副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他恪尽职守，作风务实，经常走基层、下部队,为部队建设殚精竭虑，做出了突出贡献。 离休后，他始终以一名老党员、老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革命意志不褪、精神不减，继续发挥余热，为军队建设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先后被全军、济南军区、济南军区联勤部表彰为先进离休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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