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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除办事处方面外，尚有刘少文和潘汉年两个系统，张唯一同志主要是协助潘汉年的工作，有时也协助刘少文同志的工作。另外有龚饮冰、吴成芳等同志，他们则分属于以上两系统，其中吴成芳系统曾交给我去联系过，吴的方面有陈来生、王月英两夫妇，他们的工作很有成绩，曾多次送来重要军事情报，还策反过几架飞机起义。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工务局长的赵祖康先生，就是同陈来生、王月英同志有联系的。在解放上海之际，赵祖康经上海党同意，出任国民党市政府代理市长，并动员许多技术人员，不要随蒋军逃亡，还设法保护公用器材及设备等不受破坏，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由王、陈夫妇在白色恐怖极度严重的年代，费尽心机，保存了党中央在上海时的档案文件，直到解放后，安全地交给上海市委接收，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我考虑到陈、王所联系的这些关系重要，也曾派陈蕙瑛同志去联系过，因我需经常去找陈蕙瑛的丈夫李正文同志，便于直接找我处理。 上海局也搞情报工作，如中统在浦东的一个区长刘玉昆（即刘友谅），就是上海地下党派进去的；军统里面，上海局也派人进去。如原北方党组织派往汪伪特工系统工作而做到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同志，乘国民党戴笠特工系统同汪伪系统合流之际，乘机打入军统上海站任组长，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因机事不密，引起军统怀疑，但又证据不足，而被军统控以汉奸罪，予以逮捕。在中统、军统系统中也曾有些特务被我们拉过来，供给我们情报。 1948年7月，在上海局系统下，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以我为书记，委员有王锡珍（即陈约珥）、李正文、田云樵等同志，由张朝杰、叶佩仪夫妇在辣斐德路（吕班路）485弄l 1号租一公寓并装有电话，作为策反委员会的聚会点和联络点，在这个机关负责交通技术工作的有刘毓兰（王锡珍同志的爱人）。这个机关的支部书记是陈蕙瑛，成员有张朝杰、叶佩仪、张朝素（田云樵同志当时的爱人）。策反工作主要是通过我党各方面的关系，在国民党内开展内线关系，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关系，工作都是比较成功的。 (1)段伯宇同志，是经过搞军运工作的王兴纲同志派到国民党军队工作，后晋升为蒋军少将，并在蒋的陆军大学学习过，做过蒋的侍从参谋。因战争环境关系，他和我们原来的系统联络不便，以致失掉了联系，他到处找党，后经过段在复旦当助教@的表弟温尚煜的关系，找到了党。段所联系的一些人，都是蒋的亲信，包括贾亦斌。贾一直递升到蒋介石的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第一总队总队长（原局长为蒋经国，蒋保贾继任）。预备干部训练团共有一万人、枪，是蒋经国预备以这些为本钱，用以取代蒋军老一代军人，把国民党军控制在蒋家父子手里，而且企图在长江以南作为编练三十个新军干部之用，以图垂死挣扎。这时，贾亦斌经段伯宇同志介绍同我们取得联系，他要求率部起义。我们考虑，要是把蒋经国嫡系的这些干部拖过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时也难以消化，不如在蒋的京沪命脉地区，来一次部队起义，可以起到动摇蒋的总基地的作用；或使这支嫡系队伍拖垮，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后贾亦斌率部起义，由于随即遭到蒋军多方堵截而失败，但已起到了震撼京沪杭总后方的作用。 (2)经过段、贾的关系，又把蒋介石的一个伞兵团（团长刘农唆）搞过来了（当时蒋只有三个伞兵团）。 (3)蒋介石的后勤总司令部的上海港口副司令段仲宇（伯宇之弟）也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愿意为我党所用，并协助掩护地下电台之转移。蒋的伞兵团起义时，由段仲宇同志派运输船送伞兵团到连运港附近的解放区。 (4)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舰起义。这个工作，开始是南京市委方面陈修良和史永同志等领导下的王琪同志（被重庆号开除的下级军官）搞的，后来交给上海党继续搞，上海党派王锡珍同志去接头，有关情况，曾多次向我汇报。当决定起义时，我们还来不及向党中央请示，策反就成功。当时在王琪策动下的起义小组成员之一、少尉莫香传牺牲了；还有几个水兵也参加了策动。在重庆号上还有一个毕重远（脱党党员），当时在舰上图书室工作，据说起义时他也一起参加。但在起义后，通过清理队伍等工作，把这批策动起义的人，包括王琪都打倒了，毕自命为起义的策动人，史永同志、陈修良同志始终没有承认过。一条军舰上只有五百多人，两百多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起义决不会成功；如果当时是毕重远这几个人是主要领导者，那我们所交给起义者去山东解放区的接头暗号决不会被使用，而使用者又恰是我所交给的联络暗号，这就说明王琪等人这支力量当时是主要起作用的力量。 伞兵团和重庆号起义后去解放区，我们用秘密电台和解放区通讯，一时竟来不及，不得已就用我的真姓名作信号而联系上的。后来当我随四野大军去武汉．绕道经过济南时，遇见康生，他一听到我的姓名，顿时就连声说我“策反搞得很成功”。就是这个康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反咬一口，说我是特务，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可笑又可鄙。 (5)关于国民党海军灵甫号舰，该：舰刚有人同我们接上关系，还来不及起义，就被英国要回去了（因重庆号是英国赠给蒋方的，灵甫号是英国借给蒋方的，重庆号起义后，英国害怕灵甫号又被策反，就匆忙索还了）。重庆号和灵甫号失去之后，蒋方就无大的军舰作旗舰了，只好把长治号作旗舰，我们就对长治号开展策反。这项工作是由周克直接组织，王正协助进行的，通过陈健藩、何礼文两同志，找到该舰的枪炮长陈仁珊，从而建立关系。在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蒋邦调该舰去台湾。1949年9月该舰先调到舟山，后北上封锁吴淞口。陈仁珊同志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秘密组织了四十一个起义人员，三人一组，互不联系，这些小组统由核心小组领导，总负责人为陈仁珊。某晚该舰在吴淞口起义，当场打死反动军官十一名，胜利地将该舰开到上海。张爱萍司令为避免该舰遭敌机轰炸，自行沉没。后由江南造船厂修复，改名南昌号，为东海舰队旗舰。 在策反长治号的同对，周克同志还对敌运输船昆仑号也展开策反工作，曾将该舰沈舰长父子发展入党，后在吴淞口外举行起义，因工作基础薄弱，起义不幸失败，沈舰长父子惨遭杀害。还有对林遵的国民党长江舰队，进行过策反，在沪宁解放之际，曾带了十几条小舰过来。 (6)在此以前，我们曾策反国民党飞机起义，先后共计二十余架，有几架是经过南京市委方面史永同志搞的，一部分是经过策反委员会搜集了其他方面交来的关系，而努力促成。第一架起义的飞机为刘善本所驾驶（“文革”中，刘被整死），是通过上海局刘少文同志情报系统的电台和中央军委联系的，军委的复电还叫我们把刘的家属从上海送到解放区去。记得其中一架B24，是史永同志策动国民党空军上尉俞渤为首的五人（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在1948年11月（12月16日晚）起义，飞到石家庄降落；有几架的关系是陈来生、王月英夫妇交来的；其余的是哪些关系交来的，我就记不清楚了。在一个较短时期内，飞跑了二十多架，对国民党反动集团震动很大。他们防范加严，将稍有可疑的空勤人员都剥夺了驾驶权。但这些空勤人员为了立功，有的仍劫持中国民航机飞到解放区（飞到胶东解放区一架）；有的则劫持他人驾驶的飞机，如笕桥机场有两个被取消驾驶权的人，乘别人飞机停落该机场时，潜上飞机飞走，可是该机是来笕桥机场加油的，飞到空中时发现油箱存油很少，就在附近平原落下跑走了。弄得蒋军各机场人心惶惶，在机场停落的飞机，每夜都将油倒出，以免别人偷飞。后来整个民航系统也全部起义了。 (7)国民党海军部办公厅主任金声，通过宦乡同志的关系要求和我们联系，我们当即通知李正文同志前往，经过他的努力，发展了驻浦口的×××师师长李西开，我们派去了联络员。由于解放军行动迅速，联系不及时，李西开在睡梦中被俘；金声还介绍了国民党海军部的机要秘书游侠给李正文，因此，经过游不断及时提供海军情报，我们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的海军部署和作战计划。金声对我们的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 (8)当时最新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工兵第四团团长王海峤，由段伯宇和段仲宇两同志的介绍，我即通知李正文同志去领导。我们的方针是故意把铁甲车弄坏，堵住浙赣铁路，以使该团拖延执行撤退到台湾去的命令，而且堵塞了铁路，使国民党军队无法顺利向台湾撤退。拖延了几个月，蒋介石集团觉察到该团有问题，要逮捕王，王立即随同我们的联络员撤到香港去了，解放后回到上海。 (9)交通大学学生党员刘泉琪同志，把他的哥哥刘泉溪（国民党汤恩伯部队的作战科长）介绍给我们，我也是通知李正文同志去联系，刘泉溪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甚至汤恩伯的反共军事作战计划，我们都能及时知道。 (10)记得在淮海战役之前，蒋军驻防在××，有个姓×的师长（忘其名），要和我们联系，组织上派唐守愚同志前往，唐至该处时×已被撤职，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国民党首都的警卫师（九十七师）原图于南京解放前一个月起义，结果只师长王晏清等少数人进入解放区，起了一些政治瓦解作用。同策反委员会有关系的还有好几个国民党的军、师长，如驻××的国民党×××军军长×××部，驻××的×××军军长×××部，李正文同志曾以党代表的身份，正式同×谈过话，约定接受解放军总部指定的起义时间，因联系不及时，没来得及起义。驻扬中的四十一师刘卫和驻上海的青年军209师方懋锴，这些部队当时经段、贾介绍，都曾同我们有过联系，他们虽未起义成功，但在我们大军渡江时未坚决进行抵抗，自行瓦解了，这对我军作战也是有利的。还有××省保安司令×××、×××，也与李正文同志取得了联系，因起义未成，就不都讲了。国民党徐州绥靖区何基沣、张克陕同志酝酿率部起义，我们一面通知华东部队，一面也派人去联系，后来就听说华东军区已经派人同何、张联络并举行了起义，我们就未再派人去。 (11)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卜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风，胡再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帮助。 (12)通过策反工作，我们弄列国民党的绝密军事地图及重要文件多种。其中江阴要塞地图和蒋军在沪宁线的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派南京的朱启鸾、白沙两同志将沪宁、沪杭沿线蒋军军事部署图携至合肥，面交舒同同志转交刘邓大军渡江指挥部；派周克同志至苏北将江阴要塞和上海蒋军设防图面交三野前委粟裕同志。 (13)1949年1月，蒋军在上海江湾有个很大的军火库突然爆炸，炸声和大火持续了几天。这是周克布置周沙尘同志，通过他的外甥赵聚能同志（江湾军火库修械上士）去干的，他把导火引线通到大库的炮弹房引起爆炸，波及全库，使蒋帮遭到很大损失，社会上为之哗然。蒋军后勤部门的头头，害怕其上级追究责任，瞒上欺下地在报纸上把它说成是“事故”。这次爆破很成功，由于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赵聚能同志在引起爆炸之初即安然脱身，掩护在杨孟良同志处，后由组织上派张惠卿同志把赵护送到浦东游击队工作。 (14)电影《战上海》中所说的那个“刘义”即刘昌义，事前同我们也有接触的。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已进入上海中心地区，国民党残余部队尚死守苏州河以北地区顽抗，田云樵同志当即派王中民（是策反过来的工作关系）冒险过苏州河，找伪51军军长王秉钺，已同王接上关系，候王中民到51军军部。恰在这时，王秉钺负伤离开，这时已由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代军长，王中民也认识刘昌义，即策反刘阵前起义，刘接受了，即约刘过河与我解放军前线指挥员聂凤智同志见面，刘接受陈毅同志的命令：统率所有残余部队集结，放下武器，听候处理。使上海没受大的战斗损失，完整的被接管了。 1949年3月间，刘晓同志忽从香港派人来沪通知我，说中央要刘晓、钱瑛和我速到北平，并谓他们在香港等我。于是我将未了的工作移交沙文汉同志负责（在此以前，我短期离沪时间，也曾将有些工作交沙暂管，个别关系则交唐守愚同志代为联系），便于4月上旬到香港。刘、钱已先我北上，于是我和李正文、谢寿天等同志随即到了北平，向中央城工部（当时刚改名统一战线工作部）报到。5月初，刘晓同志等一行随三野大军渡江南下，接管上海，我与钱瑛同志则随四野大军南下到武汉，从此分配在中南局工作。 以上讲的是我接触到的一个侧面，不是全貌，且事隔三十多年，可能记忆有误，或有不够详尽之处。脱稿后曾送给刘晓同志看过，他认为大体上是这样；也曾送给其他有关同志如张承宗、梅益、方行、王辛南、唐守愚、周克、丁瑜、段伯宇、田云樵、贾亦斌、万景光、陆志仁、史永、韩述之、李正文、陆象贤等同志校正，并参照他们所提意见作了修订。为力求翔实起见，希知情的同志们指正。可惜有关的同志，如刘长胜、钱瑛、姚溱、谢寿天、张纪元等同志在十年内乱中含愤离开人世，刘少文同志则被整得失掉记忆，沙文汉同志早已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中默默死去，无法求得他们的校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已先后得到昭雪。在这一段生动的历史中任何反动力量都无法将他们的名字勾掉。他们对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些先烈！ 注：有些文章中说是同济大学的学生。 浏览：72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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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新用户99826EF1 > 《张执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