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史话】邱老讲故事(二十二)：日军灭绝人寰扒堤放水制造霍乱大流行

原创 邱立双 方志清河

没有经过1943年大灾荒的人，很难想象当时老百姓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日军极端疯狂，逐步蚕食，炮楼林立，沟路成网，实行“囚笼”战术；1941、42两年连续大旱和虫灾，1943年持续大旱，小麦所收无几，秋季又是连续七天大雨成灾，家家户户房漏屋塌，随后又是洪水冲来。更恶毒的是日军灭绝人寰，在卫运河上游，扒开卫运河左堤，放水撒上霍乱菌，造成大片霍乱大流行，死人不计其数。

2010年6月19日，兼冀南党史研究室主任魏章部长，就1943年日军制造霍乱大流行问题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已查实，1943年秋初那场霍乱大流行是日军扒开卫运河大堤放水撒上霍乱菌制造的。

原河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原省委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兼冀南党史研究室主任魏章同志，建国前曾在冀南夏津二地委组织部当科长，家故城。当时我在二地委机关当警卫员，魏老知道我离休后举办“抗日战争图片展览”，因此给我写了这封信。

以下是两个日军对制造细菌战的忏悔录和供词。

日军参战士兵忏悔录记述：这次细菌战是日军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日军第一军医部部长石井四郎联合下令发起的。1943年8月下旬，日军航空兵、步骑兵沿卫运河向河中及沿周边地区水井、坑塘中撒放霍乱菌。随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中康下达掘河命令。而具体实施“冀南、鲁西细菌战”，决堤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十九师第五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四十四大队。这次决堤分路进行，共决卫运河堤五处（日军具体执行部队略）。临清大桥附近；卫运河弯曲处西大堤；临清南小焦庄附近的卫运河西岸；临清尖冢东南卫运河拐弯处北堤；南馆陶东北5.5公里的拐弯处将杜里卜村南的北堤；临清河小焦庄附近的花园村决溃卫运河左岸河堤。

日军战犯供词：日军将卫运河决堤后，冀南有清河、威县、武城、故城、德县、景县、南馆陶、临清等8个县受灾，受灾面积875平方千米，有22.75万平民在细菌战中死亡。此次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的5次细菌战中规模最大、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细菌战。

刘双庙当时是个仅有70余户的小村。前些年我一次回家，与退休干部刘东岭（大我两岁）、刘东才二人谈起刘双庙往事，三人在谈到民国三十二年大灾荒，随后谈起那场霍乱大流行，搬着指头算了算那场大霍乱，一时间还能记起姓名的，五天曾死过8人。当时是缺医少药或说是无医无药，人死的都很惨，上吐下泄，只知道要水喝，水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喝的多排的多，时间不长人死了！我的婶母就是死于这场霍乱大流行。

当时我父亲任抗日村长，不论黑天或白天都很忙。首先是千方百计给本村病人请医生。父亲和杨儒林针灸先生杨汉三相识，杨先生又是刘双庙闺女女婿，我父亲不管黑天或白天紧紧盯着杨先生。杨汉三是个有名的针灸先生，他除了治疗本村病人外，周围村都盯着请杨先生。当时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针灸是治疗霍乱病的唯一疗法。如果不是我父亲紧紧盯着请求这位针灸名医，刘双庙在这场大霍乱流行中，死人可能还会更多。

原卫生局局长杨景磐同志，油坊镇柳林村人，其父亲杨纪舒是有名的中医先生。在1943年日军制造的那场霍乱大流行中，由于杨先生的及时治疗，柳林村及周围村庄群众大大减少了死亡。一次我和景磐同志谈起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那场霍乱大流行，景磐同志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七二年春他来县政府工作时，认识了在政府大院打扫卫生的许家那农民许保收，原来保收是景磐堂表姐的三儿子。景磐的堂表姐比景磐年长三十多岁，景磐特意去许家那看望。其表姐夫妇是老烈属，其长子许保堂在抗战中牺牲了。表姐夫许相荣对景磐说，民国三十二年大灾荒，又有日本鬼子不断扫荡，秋天又闹霍乱病，我这个胡同里一天抬出去好几个（死人），你表姐也发了病，跟死去的一样的症状，我一看慌了，认为没救了，起早去黄金庄集上买点东西准备她的后事，正巧碰上舅舅（指景磐同志的父亲杨纪舒先生）来赶黄金庄集，舅舅一听，在市场收税桌上借了纸笔，开了药方，嘱咐我不要赶集了，快去药铺抓中药，如果她自己不会喝，就撬开舌头灌下去，两个时辰后再服第二副，服三副药就差不多会好了。许相荣对景磐说，结果三副药就好了，你姐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在当时我们缺医少药，也可以说是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对付那次霍乱大流行，实在是非常艰难。全县只有油坊、黄金庄、谢炉、王官庄这几个大集镇有中药铺，甚至十里八村也没有一个农民中医先生。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依靠针炙和中草药来对付霍乱大流行。虽然我县的民间中医先生们挽救了许多患上霍乱病人的生命，但是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和没有能够救治过来而死于霍乱病的患者还是多数。

老伴王金香原籍是老城里南关村人，因为日军于1941年7月，在老城里南关城门洞上修了炮楼，南关村没法住了，才迁往外祖父门王化庄，她们一家和舅舅一家一块生活。1943年霍乱大流行，她们全家共有三人得了霍乱病，都是请本村针灸先生庄治风进行针灸治疗，庄先生不叫病人喝水，结果她和她母亲二人得救，其舅母去世，年仅28岁。

我父亲忙的第二件事就是发丧埋坟。当时青壮年劳力，绝大部份外逃，在家的多是些老弱病残，再加上家家户户断顿绝粮，有些人饿的连路都走不动了，哪还有力气去“抬尸埋坟”，也有的人在埋别人的路上，他也倒下去了！刘双庙这个不大的村子，死人这么集中，“刨坟挖坑，抬尸埋坟”就成了大事。由于日军的入侵，连年的自然灾害，造成村民逃荒要饭，妻离子散，家里死了人已经没有条件发丧出殡，也谈不上买什么棺材，只能用旧棉被裹一裹，用门板抬到坟地埋下就不错了。还好刘双庙村历来就有个好村风，那就是：尊老爱幼，相互关爱，办事心齐。丧主买不起棺材砌茅坑，好听点叫砖坟，这是刘双庙一件新事，就是用旧砖，哪怕是拆掉门台也为死者砌“砖坟”。死者下坑后，围着死者身边条砖上砌，用几根木棍横称，随砌随向内收缩，最后用横条砖封顶。这种“砖坟”省钱省工省料，给活着的人是个很好的精神安慰。

我父亲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刘双庙乡亲待我们一家恩情深厚，我们代代不能忘了家乡人。从实践看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抗日时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父亲不顾个人安危，义务当了抗日村长。以炸馓子做挂面为生的小生意不干了，忙着村里事。一家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为了多为乡亲出点力，父亲还学会了半撇子瓦木工，为各小户家修房盖屋，他手拿一把瓦刀和水平尺，义务帮工差不多跑遍全村。在此次霍乱大流行中，我父亲这个半撇子瓦工还真用上了，他除了求医和安排死者发丧外，埋坟砌“砖坟”也总是少不了他。我父亲除了到家找口吃的东西外，忙的黑天白天回不了家。当时我们一家，由原来五口，我的兄长外逃，母亲于春初去世，一家只剩下父亲、弟弟我们三人，我成了这个家庭的小“主妇”。父亲天天吃不了什么东西我清楚，可是父亲每次回到家，想找点吃的东西，又有什么可吃呢！一次我听说蒺藜能吃，当时大片荒地是蒺藜，我把蒺藜洗洗晒干，在碾子上压了压，蒸成窝窝，一吃非常苦，没法吃。一天我买了2斤老韭菜，因为六月里臭韭烂金长（俗称根达菜）这个季节韭菜最便宜。洗净切段放在清水锅里，又放了一点盐煮了煮，等父亲好长时间没回来，待我父亲回家后，煮的韭菜都凉了，我说：“爹，我煮的韭菜都凉了，我再给你热热”。父亲说：“不用了”。爹吃了一碗清水煮韭菜，马上又走了。看着父亲出门的身影，我落下了眼泪，心在想：“爹，今后我们有了粮食，一定做一顿净米净面的饭，让您吃一顿饱饭。等我长大了，小日本被打跑了，我挣了钱一定好好孝敬您”！还好，父亲在这次大霍乱流行中，他接触那么多病人和死者，没有被感染。我年近九旬，人越老越推不开回忆往事，每当回忆起父母亲受的苦难，总是久久难以放下，对父母的欠终生难忘。

1943年大灾荒，在天灾敌祸、敌祸天灾双重袭击下，因饥饿而死及霍乱而死的人不计其数。“野草满院生，灶房断炊烟，无村不带孝，处处有哭声。”这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

邱立双简介 ：1930年4月，邱立双出生在清河县谢炉镇刘双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成为当地抗日小交通员，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邱立双历任清河县团县委书记，南宫三合一大县团委副书记，邯郸热电厂汽机分厂党支部书记，清河县县委宣传部长等职。1991年离休。主要事迹：新中国成立后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曾任清河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指挥长，带领数万民工奔赴海河一线，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一干就是十余载…… 离休后，不忘革命本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自费数十万元举办“抗日战争图片展览”展，20多年来风雨无阻，先后巡回展出500余场，行程2000余公里，观众达20万人次。

原标题：《【清河史话】邱老讲故事(二十二)：日军灭绝人寰扒堤放水制造霍乱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