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还在读高二的张培础因为绘画特长被上海美专破格录取，成了同级里最小的一个。但因为时代原因，两年之后，他就结束了这短暂的大学生涯，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可能用常规的眼光看，这对他的绘画生涯是一种损失，但实际上之后六年的军旅生涯，加上转业后成为水手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反而促成了他艺术风格的形成。1964年，张培础的中国画作品《毛著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入选解放军第三届美展，获优秀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刊入画集，同时入选的还有他的另一幅作品《瞄得准，打得狠》。一人两幅作品入选全军美展，这是非常难得的殊荣，“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坚定了我要一辈子画画的决心”。
《毛著随身带，有空学起来》
《闪光》
1973年，张培础以一幅反映航标工灯标工作的《闪光》入选全国美展，在国内颇具影响。原来，从部队复原后，张培础被分到了上海航道局，成为一名挖泥船上的水手。崭新的生活图景给他带来了全新的创作激情，“因为绘画特长，我经常参与航道局的宣传海报工作，于是主动申请去各个岗位体验生活、观察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了艺术和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闪光》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当我亲眼看到航标工爬高为灯标换蓄电池、灯标重新亮起的那一幕，我是真的觉得充满了感动和澎湃之情的，由此而来的创作欲望，让我很快完成了《闪光》”。大约就从这时候开始，张培础将眼光投入到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创新，更是一种挑战。“中国画，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鸟鱼虫，其实都是有固定的模式的。”在张培础看来，很多人画水墨人物，都会选择古代仕女或者少数民族，因为中国画天然地适合画这种宽袍大袖、长线条，而一旦画到现代人物、时尚女郎，水墨的表现力反而会成为一种局限。“衣服的皱褶，短袖短裤短线条，都打断了水墨的流畅”，但张培础却认为，“我明明生活在大上海，我身边这么多现代人，我画人物为什么一定只能古代人或者少数民族呢”。在他看来，自己周围的朋友、老师、学生，或风雅睿智，或青春靓丽，都各有风格，“这些都是生活，而艺术不正应该源于生活么？”诚然，画山水都爱崇山峻岭、小桥流水，高楼大厦则较难入画。用写意水墨画当代人物，这对张培础也是种挑战。而张培础的对策就是，笔墨语言出自传统水墨，但他从不为固有的绘画技巧或绘画材料所束缚。“古人的用色其实是受当时的工艺技术所限，大约也就赭石、花青、藤黄这四五个常用色，但是我们现在明明已经有那么丰富的颜色可用了，为什么不与时俱进呢？”所以，张培础经常会利用西洋的水粉水彩颜料的特性，让自己的画面色彩更饱满丰富。而他对人物肌理的笔触也有自己的见解，“很多人，包括一些画家，对中国画的理解，都是觉得它就适合表现平面，唐宋元明清，那么多大师名作，哪有什么光部、暗部、受光、背光的说法呢？但我是画现代人物，加上本身也能画几笔西洋画，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用中国画的笔墨技法来体现光感呢？”在张培础看来，“笔墨当随时代”，中西绘画交融的本质是用中国的笔墨来表达现代的审美精神。就这样，张培础既借力“他山之石”，也雕琢传统“美玉”，把西洋绘画与传统水墨融合，既保留了水墨写意的轻松恣意，也不排斥明暗光影的客观存在。在他的笔下，水墨与光影，色彩与留白，这些原本属于不同画系的技法与表现，因为画家本心的融会贯通，而神奇地展现出协调之美。更有甚者，他的水墨人物，把人体的结构、变动熔化在用笔中，产生的线面充满了灵动和抒情，展现了人的活力。他善于利用生宣纸的特点，特别在“用水”上，通过水破墨或者墨冲水，不仅丰富了水墨层次，同时产生一种淡逸的天然之趣。他的水墨人物姿态，或思绪、或悠闲、或茫然、或幽然、或灵动、或凝视，高度概括反映了都市人的各种形态，具有时代特征，产生了经久耐看的魅力。几十年来，除了专注于绘画创作外，张培础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教学之中，对学生既严格又放松，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个性，画出自己的风格。2003年，张培础临近退休时，和学生们举办了一个展览，想到因为跟水墨有缘，就叫“水墨缘”师生展。展览后，很多毕业了的学生希望有一个能长期交流的平台，张培础便设立了“水墨缘”工作室，二十年来从原来二三十人已发展到现在的六七十人。此外，每周三，张培础与老朋友王劼音、丁荣魁、凌启宁、奚阿兴、罗步臻、陈谷长等画家都会来到画室聚会，一起画水墨画，一起切磋交流，形成了“水墨星期三”沙龙。张培础感慨说：“退休下来近二十年，也许是我绘画生涯中最自在的时候。”
《水墨缘七友图》
绘画对于张培础来说，是十分快乐的事，“一定要画自己喜欢的、有感觉的”，因此，在海派都市水墨人物的实践之路上，张培础走得既坚定又乐观：“因为我也想看一看，中国画在表现现实的内容、表现都市时尚的主题上，究竟能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