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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有时钟的。 一些是显性的，写在条例里。比如6岁被准许上小学，最低12岁应开始承担刑事责任；而到了18岁，无论你是否准备好，你都将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个成年人。 一些是隐性的，写在人们心里。比如，35岁，是职场里一条隐秘的“分割线”；40岁，一个人该有稳定的事业以及婚姻；60岁，你应该退休照顾孙辈。 社会时钟是一个尺度，它在无形中用一种统一的规范丈量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脚本。社会的时钟无法框定个体的意志，在同一张表盘上，总有想要跳到刻度之外的人。 逆行者 “你家闺女现在在干吗？”电梯里，有人问道。 “准备考研呢。”母亲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张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垂头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说辞，实际上，她现在什么都没干。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或找到工作或继续深造，或积极考公务员或准备再次考研，只有张洋待在家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两棵柳树发呆。 “如果我说我就是想休息一下，你会信吗？” 张洋常觉得自己在跑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曾经，她以为高考是这场比赛的终点，但现在目的地变成了“一份好工作”。而未来，或许还有“美满的婚姻”“优秀的孩子”等各种标杆。在这场比赛中，人无法喘息，难以停下，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赶超。 “但如果我主动退出跑道呢？” 刚开始的确是快乐的。张洋把在大学期间想读的书挨个儿读完，买了一部新的游戏机，偶尔在父母查岗时假装学习。 但很快，快乐消失了。 9月，开学季到来。张洋的微信朋友圈突然被各种录取通知书刷屏，原来的同学去新学校读研，晒着新朋友和新生活。张洋突然感觉自己被落下了。她发现自己既不属于某所学校，也不属于某家公司，而成为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边缘人。 张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我不过就是想休息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为什么不能允许我做出第三种选择？” 陈深与张洋有相似的困惑。 研二那年，陈深自作主张选择了休学，原因是有严重的抑郁症和身体问题。 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晚上，父亲的情绪异常差，他问陈深：“为什么你要休学？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没有休学，有的人天资很差也没有休学，我周围从来没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学，为什么只有你坚持不下来？” 陈深被父亲的问话刺痛，觉得自己成了家族的耻辱。 她从小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听话、懂事、成绩优异。填报高考志愿时，陈深在父亲的安排下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父母对她未来的规划是一路升学到博士，最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陈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大一下学期，问题出现了，陈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陈深还是选择了坚持。大学4年，陈深几乎放弃了社交，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才能勉强维持不错的成绩。 但到了研究生阶段，原本靠努力就能取得好成绩的路数走不通了。每周的组会上，面对同门滔滔不绝的分享，陈深说不出一个字，时常被老师点名批评。同组的4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陈深听不懂，也插不上话，逐渐被同门疏远。 在巨大的落差感下，原本在本科期间便长久积压的抑郁情绪终于爆发。研一上半学期的期末考试周，陈深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后来被诊断出得了抑郁症。 休学的念头就在这时产生了。当陈深向父母谈起休学意愿时，他们回应道：“你现在休学可能会让亲戚朋友议论，你要再忍忍。而且你是我们的女儿，天资肯定很好，你不可以做这种事。” 陈深哽咽地说：“我对父母的愧疚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枷锁，同时也是社会强加给父母的枷锁。我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我为什么要背负丢人的枷锁？仅仅是因为我想换一条道路，或者想停下来歇一歇吗？为什么这会成为我的耻辱？” 代价与现实 比起观念的束缚，现实的压力要来得更为残酷一些。 休息9个月后，张洋开始感受到“越轨”的代价。 考研失败后，张洋开始寻找工作。理论上，张洋出身名校，在校期间成绩不错，也有过几段在大企业实习的经历，但她发现简历上近一年的“空窗期”抵消了她所有的优势。 错过应届生校招的她，只能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应聘者一同参与“社招”，而她显然没有任何优势。 愿意给她机会的小公司，却在面试时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简历上为什么有这么长一段'空窗期’？”刚开始，张洋会努力为自己编几个好听一些的理由。后来，张洋被反复的质疑问烦了，直接自暴自弃地说：“我就是不想一直这么'卷’，我想给自己放个假。”面试官沉默半晌，给了她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态度。”接着便再无下文。 王珂也有相似的经历。 在决定去哈佛大学读研之前，王珂曾用两年的时间为自己谋求新的职业道路，她投出了将近250封简历，面试过千奇百怪的公司，但最终的收获寥寥无几。 还有职场对女性的年龄歧视。王珂曾亲耳听到公司里的招聘者评价某位候选者：“这个人刚结婚，招进来后肯定是要生小孩的，不要。”这位招聘者也是女性。 那些毫无压力跳出束缚的人，背后通常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或者没有养家重担却有一群支持他们选择的亲友。他们有“勇敢的资本”。 但更多人可能像王磊一样。王磊40岁，想辞职读研，但他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最为现实的问题是，生计如何解决？作为一名背着房贷、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性，王磊没办法抛下赡养家庭的责任，只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这太自私了”。硕士毕业之后，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资源的中年人，他又该如何重归社会，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王磊曾尝试性地在各大招聘平台投递简历，但最终结果是，现阶段的他只能拥有3类工作：需要远离家庭的驻外工作、保险销售以及催债人员。而这些工作并不符合王磊对自己的期待。 “40岁的悲哀就是丧失了可能性。丧失了工作的可能性，丧失了生活的可能性。除了中彩票、撞大运，剩下的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是的，那个黑，就是我们常说的死亡。”王磊在个人主页里写道。 理想世界 为什么“逆社会时钟”会如此困难？“社会时钟”又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应该选择打破它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彧研究“时间社会学”，在他看来，“社会时钟”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核心的原因。 其一，现代国家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目标导向下，人力变成了一种资源，而生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过程，因而对每个人的生命时间进行统一管理，便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 其二，如何对有限的物质资源进行适当分配是国家管理要务，而时间就成为一个有效的筛选标准。比如“教育时间”就是一种典型的机制，它规定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完成相应的内容，然后在每个时间点用考试做分割，以此来对人力质量进行排序。“教育的理念本应让学生学会做事情，但今天的教育进度不是按照学习成效，而是按照时间来推进的，然后再用时间当门槛，把在有限时间内学不会的人淘汰掉。这其实和教育理念相互矛盾。”郑作彧曾在德国读书，在德国，上大学之后便不再设有学习的时间限制，毕业的时间取决于你什么时候修够相应的学分、学会所有的专业技能。这或许为消解“社会时钟”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但中国的情况显然更为复杂。中国在短短40年间完成了欧美200多年的发展任务，这同时也导致不同世代的问题与观念叠加在一起。比如在上一辈眼里，25岁是一个适婚年龄。但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很多人走出校门时可能已超过25岁。中国又是一个“家本位”的国家，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有极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这就导致年轻人既要面对他们自己的时代问题，又要面对上一辈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冲突与束缚便由此诞生。 而职场对于员工的年龄限制则是一种发展陷阱。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领域尚是空白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考虑年龄问题。但在一个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此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需要更为标准化的人力，而愿意顺应“社会时钟”的人，相对而言会更为标准化。因此，当一个领域开始使用年龄做门槛时，也就意味着该领域会越来越被既得利益者霸占，而这也恰是它陷入发展陷阱的开始。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打破这一切呢？ 答案或许有些悲观。郑作彧提出过一个观点：“没有人可以拥有时间。”意即“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必然是因为他背后有直接或间接的资源支持他”。而一名“逆社会时钟者”通常需要面对来自观念与现实的多维压力，这远不是空喊几个“勇敢做自己”的口号便能改变的事情。 从长远来看，答案又或许是乐观的。郑作彧很喜欢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一句话：“唯有绝望才能拯救我们。”他指出，当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觉得很难做自己时，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下一辈能够有更多的自主空间。而国家发展的平稳化，也使得世代与世代之间的距离拉宽，我们不再需要像从前一样在浓缩的时间里同时解决几代人的问题。因而当时间的轮转把我们这一辈变成“上一辈”时，我们或许可以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社会。 （摘自《中国青年报》2023年3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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