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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名《郑羲碑》。刻于北魏宣武帝511年（永丰四年）。系崖刻，共有内容相同的上、下两碑。上碑在山东平度县天柱山，高3.3米，宽1.50米，碑文20行，每行40至50字不等，共计883字。下碑在掖县云峰山，碑高1.95米，宽3.37米，碑文楷书51行，行29字，计1243字。比上碑书写略晚，字亦较大，剥泐较少，因而比上碑更为著名。此碑为郑道昭书写，字体均为楷书，其结字宽博舒展，笔力雄强圆劲，有篆隶趣相附，为魏碑佳作之一。 《郑文公碑》上下两碑，碑文大体相同。郑道昭先于天柱山刻出《郑文公之碑》（碑身由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而成，竖式，无碑额，属摩崖类刻石。）后，发现掖县云峰山之东的寒洞山石质较佳，又再重刻，正书额题“荧阳郑文公下碑”七字。为区别二碑，称天柱山之碑为“上碑”，云峰山为“下碑”。 天柱山“上碑”，书风、内容与云峰山《郑文公下碑》相同，唯字数较少。字体略小于下碑，文字磨灭较甚。据方若《校碑随笔》载，碑文为20行，行50字，总计约1000字。下碑近年文物部门已筑亭保护。碑身高约 3米，宽 3米有余。字体较上碑略大，文字完好，几乎没有泐损。碑后有宋人秦岘等人于宋政和三年(1113)的观后题款 4行23字。二碑碑额正书2行7字“荥阳郑文公之碑”。碑首题“魏故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无撰书人姓名，但其内容为郑道昭赞颂其父郑羲之文，而且字体与郑道昭在云峰、天柱等山题诗、题名的风格如出一手，所以一般学者均认为该碑是郑道昭所书。 《郑文公碑》字体雄浑凝重，为书家所重。如包世臣、龚自珍都将它同南碑之冠的《瘗鹤铭》相提并论。欧阳辅评此碑说：“笔势纵横而无莽野狞恶之习，下碑尤瘦健绝伦。”叶昌炽更谓“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又说：“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康有为曾誉《郑文公》为“魏碑圆笔之极轨”。从拓本看，此碑用笔确很浑圆，但看原石，实方笔居多。给人以圆笔感觉是因为它属摩崖。 《郑文公上碑》字小，字多漫漶，难以辨识；《下碑》字大，且多完好，通常所谓《郑文公碑》一般即指《下碑》，为山中诸刻石之冠。碑文记述荥阳郑氏家族历史及郑羲生前事略，其书法谨严浑厚，刚劲秀美，堪称一代名作。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遵墓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由于石质坚硬，刻工精巧，虽距今一千多年，依然字迹清晰，点划棱角分明，全碑除残损几字外，余皆保存完好，堪称书苑奇葩。 郑昭道（公元455—516年）北魏书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人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尤佳。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名《郑羲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系崖刻，共有内容近同的上、下两碑。上碑在中国山东平度市天柱山，下碑在莱州市云峰山。下碑51行，每行23～29字，比上碑书写略晚，字亦较大，剥泐较少，因而比上碑更为著名。
《郑文公碑》肃穆庄重、气宇轩昂，自清代中叶以来即为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叶昌炽、康有为等所推重。此碑为郑道昭书写，结字宽博舒展，笔力雄强圆劲，字体近楷书，并有篆隶意趣相附，为魏碑佳作之一。
《郑文公上碑》字小，字多漫漶，难以辨识；《下碑》字大，且多完好，通常所谓《郑文公碑》一般即指《下碑》，为山中诸刻石之冠。碑文记述荥阳郑氏家族历史及郑羲生前事略，其书法谨严浑厚，刚劲秀美，堪称一代名作。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遵墓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清代文学家康有为称：“为魏碑圆笔之极轨。”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名《郑羲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系崖刻，共有内容近同的上、下两碑。上碑在中国山东平度市天柱山，下碑在莱州市云峰山。下碑51行，每行23～29字，比上碑书写略晚，字亦较大，剥泐较少，因而比上碑更为著名。 《郑文公碑（下碑）》肃穆庄重、气宇轩昂。康有为称：未看过此碑，不要说自己懂书法。此碑为郑道昭书写，结字宽博舒展，笔力雄强圆劲，字体近楷书，并有篆隶意趣相附，为魏碑佳作之一。 
康有为曾誉《郑文公》为“魏碑圆笔之极轨”。从拓本看，此碑的用笔确很浑圆，但看原石，实方笔居多。给人以圆笔感觉是因为它属摩崖。 郑道昭 《郑文公碑》释文： 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草。公讳羲，字幼麟，司州荧阳开封人也。肇洪源于有周，胙母弟以命氏。桓以亲贤司徒，武以善职，并歌缁衣之作，诵乎奕世，降逮于汉，郑君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创解诂以开经义，迹刊图史、美灼二书。德音云翻，硕响长烈。扬州以十策匡时，司空豫州以勋德著称。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真，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晋弗竟，君道陵夷，聪曜虔刘，避地冀方。隐括求全，静居自逸。属石氏勃兴，拨乱起正。徵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尚书，赠扬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后燕中山尹，太常卿，济南贞公。祖温，道协储端，燕太子瞻事。父晔（按魏书本传当为煜），仁结义徒，绩著寜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绵荣千载，联光百世。自非积德累仁，庆届无穷，其熟能传辉踵美，致如此之远哉？可谓身没而名不朽者也。公禀三灵之淑气，应五百之恒期，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弟端雅，慎言愍行。六籍孔精，百氏备究。八素(索)九丘，靡不昭达。至乎人伦礼式，阴阳律历，尤所留心。然高直沉默，耻为倾侧之行；不与俗和，绝于趣向之情。常慕晏平仲、东里子产之为人，自以为博物不如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和平中，举秀才，答策高弟，擢补中书博士，弥以方正自居，虽才望称官，而乃历载不迁，任清务简，遂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数卷（碑文作古写），莫不玄契圣理，超异恒懦。又作《孔颜诔》、《灵岩颂》及诸赋咏诏策，辞清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见陟，迁中书侍郎，又假员外散骑常侍。阳武子南使宋国，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酒行乐作，均谓公曰：“乐其何如？”公曰：“哀楚有馀，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矣，而能久于！”均嘿然而罢。移年而萧氏灭宋。虽延陵之观昔诗，郑公之听宋乐，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协皇华，原斯光，迁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惟允，国之律令，是所议定。公长子懿、邕（雍）容和令，器望兼资。早综铨衡，能声徽著。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学明，才冠秘颖。研图注篆，超侍紫幄。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后年不盈纪，懿给事黄门侍郎，太常卿，使持节督齐州诸军事，平东将军，齐州刺史。道昭，秘书丞，中书侍郎，司徒谘议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司州大中正，使持节督光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光州刺史。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先时假公太常卿，荧阳侯，诣长安拜燕宣王庙。还，解太常，其给事中，中书令，侯如故。纵容凤闱，动斯可则。冠婚丧祭之礼，书疏报问之式之制矣，民行矣，虽位未槐鼎而仁重有馀太和初除使持节安东将军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南阳公德政宽明化先仁惠 严之治穆如清风桑有敬让之高朝市无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专於鲁矣。太和中，徵秘书监。春秋六十有七，寝疾于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国秀之永沉，哀道宗之长没。皇上振悼，痛百常往，遣使，策赠有加，谥曰文，祭以太牢，以太和十七年四月廿四日，归葬乎荧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於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而作颂曰 爰鉴往纪，稽览前徽，有贤有圣，靡弗应时。繇实契姒，旦亦协姬，於穆郑公，诞应期。伊昔桓武，并美司徒；恭维我君，世监秘书。三坟克阐，五典允敷(17)，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德秀时哲，望高世族。灼灼独明，亭亭孤 。式胄三雍(18)，邹风(19)再烛。作岳河兖，泽移草木。庆灵长发,继叶传光。君既挺发，胤亦含章。文义袭轨，朱绂相望。刊石铭德，与日永扬。 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於此刊之。 《郑文公碑》集众体之长，有篆书的笔法，隶书的体势，行书的纵逸风姿，又有楷书的端庄。其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印象，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笔感受。方圆兼备，变化多端，雍容大雅。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 此碑雄浑凝重，为书家所重。如包世臣、龚自珍都将它同南碑之冠的《瘗鹤铭》相提并论。欧阳辅评此碑说：“笔势纵横而无莽野狞恶之习，下碑尤瘦健绝伦。”叶昌炽更谓“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又说：“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近人祝嘉先生的评价是：“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钟致帅《雪轩书品》中说“云峰魏碑，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不失为一代名作，无愧于千古佳品。”《郑文公碑》正是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笔势尚有隶意，也出现了楷书笔法。清代包世臣谓此碑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有“云鹤海鸥之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而康有为在看过“郑文公碑”后说，如果谁没有见过此碑，就没有资格谈论书法。在清代，已成为“碑学”魏碑体不可多得的珍宝。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同是摩崖山书，风格相似，可谓南北双星。清人龚自珍诗云：“欲与此铭（指《瘗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史称北魏书法为民间书法，若以名而论，当推郑道昭父子为一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王右军。 康有为曾誉《郑文公》为“魏碑圆笔之极轨”。从拓本看，此碑的用笔确很浑圆，但看原石，实方笔居多。给人以圆笔感觉是因为它属摩崖。
在中国碑刻艺术史上，由同一批故吏在同一年为同一位碑主两次刊铭立碑，这是绝无仅有的，此碑就是《郑文公碑》。《郑文公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五一一），又称《郑羲碑》。历史上，最早著录《郑文公碑》的是北宋赵明诚（一〇八一至一一二九）。他于《金石录》卷第二十一云： 右后魏《郑羲碑》。《魏史·列传》与此碑皆云：“羲，荥阳开封人。”碑又云：“归葬于荥阳石门东十三里三皇山之阳。”而碑乃在今莱州南山上，磨崖刻之。盖道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传》云：“羲卒，尚书奏谥曰宣。诏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改谥为文灵。”今碑首题曰“荥阳郑文公之碑”，其末又云“加谥曰文”。《传》载赐谥诏书甚详，不应差误，而碑当时所立，必不敢讳其一字，皆莫可知也已。
△ 仰望天柱山《郑文公碑》上碑 又云：“右《郑羲上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界中，遂模得之。羲之卒，葬荥阳，其子道昭永平中为光州刺史，为其父磨崖石刻二碑焉。 据上述记载可知，赵明诚在出守莱州时，他曾与僚属多次徘徊于《郑文公碑》之下，其从碑文得知尚存上碑于天柱山之阳，进而派人访求和摹拓，想必这也是此碑最早的拓本了。虽然赵明诚没有直接言及刻有二碑的原因，但据碑文可知，“以石好，故于此刊之。”原因就是这么简单，郑羲（四二五至四九二）故吏们的“任性”程度可见一斑。
△《郑文公碑》下碑 《郑文公碑》，全称《荥阳郑文公之碑》，名虽曰“碑”，其实这是两通近于碑形的摩崖刻石，亦称“摩崖碑”。二碑相较而言，立于天柱山之阳的上碑更近碑的形制，通高四百七十七厘米、宽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五厘米、厚七十二厘米，无碑额，其中“碑座”高一百四十七厘米、宽一百四十五厘米、厚一百六十六至二百厘米。字径四厘米，刻二十行，行五十字，共八百八十二字。
△《郑文公碑》下碑 立于云峰山北麓的下碑为不规则的三角形，通高三百四十厘米、宽四百六十五厘米、厚四百四十厘米，刻有碑文的刻面高二百六十五厘米、宽三百六十七厘米，碑额根据刻石形状刊于碑文上方二十厘米偏右处，刻面高三十九厘米、宽二十八厘米。碑额字径七至十二厘米、刻两行，碑文字径五厘米、刻五十一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九字不等，共一千二百四十三字。下碑较之上碑，增补三百六十五字，删掉十字，后人妄增一字，净增三百五十六字。同时对上碑多处字句斟酌调改共十七处，计三十字。通过上、下碑碑文对比可知，增补部分多为对郑氏家族史的赞美以及对郑道昭（四五五至五一六）兄弟的称颂。
△《郑文公》上、下碑碑文对比图 由于《郑文公碑》上碑刻在天柱山之阳的细粒片麻状花岗岩天然碑形石上，当有南向风吹来时，山间易于形成一股强烈的上下翻卷的风旋，而石质欠佳的上碑正处于这个风旋口上，它能将风口处的岩石剥蚀成窝洞甚至形成石檐，故对仅有几毫米深的字口造成了严重的风蚀。所以字迹模糊的上碑，也就不被学书者重视了。而下碑石质好，字口清晰，几可全文识读，自然受到书者青睐。其实，上碑没有大规模“普及”也有另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正如陆增祥（一八一六至一八八二）所云：“碑在天柱山最高处，峭拔险峻，椎拓极难，乾嘉先达，均以不得见为憾。”
△《郑文公碑》上碑 笔者曾于二零一六年秋专程到平度天柱山考察上碑，拾阶而上，匀速攀登，约三十分钟即可到达上碑的位置。见到上碑，便顿时理解陆增祥所说的“椎拓极难”了。此碑并非笔直矗立，而是俯倾二十二度，旁无所依。“椎拓”一事暂且不说，我们先想象一下一千五百年前书丹此碑时有多难，镌刻碑文又有多艰，亦可见故吏们刊立此碑的决心、动力和虔诚。笔者认为，在书丹镌刻之时，他们绝不会把这次刊刻当做“临时建筑”，或者有再寻风水宝地重立一通的想法。所以，定当知难而上，每一个环节都尽心竭力，书丹上石，亦必请高手所为，使碑卓尔不群也。
△《郑文公碑》附册目录 关于《郑文公碑》书丹这一问题，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一般都认为是郑羲季子郑道昭所书，赵明诚亦有此判。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碑主郑羲：其自和平年间被举为秀才始，即为朝廷考官所注意。高宗（四五二至四六五）末年，郑羲被擢补为中书博士，执教于当时最高的学府——中书学。献文帝天安元年（四六六），郑羲以参石（拓跋石）军事随军南下，因出奇谋破常珍奇（？至四六八）而迁中书侍郎。孝文帝延兴五年（四七五），郑羲奉命赴河南“慰谕”，因平息了以贾伯奴、田智度（四六一至四七五）为首的农民起义，被授予“鹰扬将军”，加爵平昌男。太和二年（四七八）十月，郑羲奉诏出使南朝刘宋，并在招待宴上训斥了宋主客郎孔道均的“酒行乐作”，如碑中所云：“哀楚有余，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矣，而能久于？”
△书籍实拍 太和八年（四八四），基于和内秘书令李冲（四五〇至四九八）的姻亲关系，郑羲被征为中书令，成为朝中二品大员。太和十一年（四八七），冯太后（四四一至四九〇）为孝文帝（四六七至四九九）纳郑羲之女为妃，郑羲更是一跃成为皇亲国戚。这样一位朝廷要员，岂有儿子悖于传统观念与规矩为父亲书碑之理？其次，在避讳之风盛行的北朝，时任光州刺史的郑道昭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直书其父名讳？且于上、下碑中，又将其父之字分别写成“幼麐”和“幼驎”，岂能有如此之随意和不恭？
再者，书碑时值永平四年（五一一），时郑道昭五十六岁，在这峭拔险峻的天柱之巅，须斜身仰视二十二度，才能书此横成行、竖有列，风格一致，气势贯通的八百余言长文，这对于郑道昭来说，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此举非书艺高超、年富力强之人或职业书丹之人所不能。其实，以郑氏的显赫地位，在其势力范围内，邀请名家撰文、书丹，当易如反掌，哪还需要自己操刀上阵，竭力自诩呢！
△《郑文公碑》下碑（册一） 此外，判断书丹是否出自郑道昭之手，我们还可以参考更为直接的资料，即郑道昭手书的《右阙题字》“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此题左下刻有“郑公之手书”五字，字形大小及书写风格与题字迥异，其风化损泐程度与题字相同，当是与郑道昭同游之人的补题。有了这个“标准件”，就可以在云峰刻石中按图索骥了，进而从其书写风格和行笔习惯来验证上述推断的可能。
△郑道昭《右阙题字》 此题中最有特点的是“云”字，其“雨”字头的第二笔点写成长撇且嵌入第三笔横钩之下，与“云”字底部平齐，尤显夸张。巧的是，遍检云峰刻石，见到“云”字有这样书写习惯的刻石竟达六种，共出现七次。具体为：《右阙题字》《游息题字》《青烟里题字》《观海童诗》《论经书诗》《云峰之山题字》等。其中，在《论经书诗》里“霞旌照□□”的“霞”字其“雨”字头亦然。
而《郑文公碑》里“德音云翻”之“云”的“雨”字头却不是这种写法，以至于“公禀三灵之淑气”“灵岩颂”以及“庆灵长发”的“灵”字，其“雨”字头也不这么写。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鉴别，《游息题字》“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也应为郑道昭所书。我们再试着推演，《游息题字》中“郑道昭”这三个字的写法也很有郑道昭特色，一定体现了他的书写习惯。“郑”字“酋”部上边的两点写若“八”形，“道”字首横过长，罩于走之旁之上，“昭”字“口”上右点写至“口”部左肩之上。而这三个字出现在《郑文公下碑》时，却不尽相同。“郑”字出现四次，仅“南阳文公郑君”和“于穆郑公”的“郑”字两点若“八”形，但不似《游息题字》中开张。而“道”字出现十次，“昭”字出现三次，皆与郑道昭书迹全不相类。
△郑道昭《游息题字》
正如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赖非先生所言（郑道昭书）：“其结体方正，横平竖直，两肩齐平，以正面对人。少见上紧下松，左紧右松，左低右高的体势。”而不同于《郑文公下碑》之“用笔方圆兼备，取势变化多端，宽博平整，敦实稳健的'宝座式’结体。”有鉴于此，书丹此碑或另有高人，恐非道昭所作。但从擅改郑羲谥号“文灵”为“文”可知，由他来规划刻碑一事当无疑义。光州一赴任，父去十九载，葬地远隔，祭奠不便。于是在他的主持下，由父亲故吏程天赐等六十人一起为之树碑立传，合情合理。
△《郑文公碑》上碑（附册） 事情往往如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在同一年，这通巧夺天工的上碑偏偏偶遇了石好质优的下碑，于是这支镌碑队伍在下碑上做起了新的文章。将上碑中留有的“遗憾”在下碑中得以优化：增刻了碑额，完善了碑文，修正了讳字，美化了族史。功夫不负有心人，下碑终于在千年之后有了异代知己，被奉为“书坛圭臬”，成为北朝石刻的经典。清人龚自珍（一七九二至一八四一）对其评价甚高，在《已亥杂诗·二三〇》中云：“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一南一北，各领风骚。
△《郑文公碑》下碑整拓（附册） 同时，二者身份又惊人的相似，书出于谁，千古之谜。杨守敬（一八三九至一九一五）《学书迩言》亦曰：“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叶昌炽（一八四九至一九一七）《语石》卷七则赞云：“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上碑实在天柱山）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抛开郑道昭书丹此碑一事不谈，叶昌炽对此书迹评价不可谓不高矣！
关于《郑文公碑》下碑的传拓，由来久矣。从宋人赵明诚的赏碑、著录和秦岘、冯维秬等人的观款看，时享誉既广，碑文亦完整，可惜没有宋拓流传。元明时期，由于书法取向之故，亦未见拓本传世。至清季乾嘉金石学兴盛，渐有传拓，主要以金石家为主。杨守敬《评碑记》云：“惟碑过大，非撑架不能拓，闻本朝自桂未谷始踪迹得之，与黄小松等拓一次，翟文泉再拓一次。直至同治丙寅，诸城王氏拓第三次，计撑架之费及人工纸墨，不过数十部，已需百金，宜其拓之者少也……”。可见成本高昂，一拓难求。随着尊碑学者的褒扬和商贾们的推波助澜，此碑声望陡增，椎拓数量渐多，久之石面磨损。至道光年间，碑中第三十四行“不严之治”的“不”字已经残泐，惟横笔前部和下部三末笔可见，第四十二行“而作颂曰”的“颂”字完好。笔者曾见道光稍早拓本，笔画较他拓略肥，字迹漫漶，石花亦大小悬殊，不甚斑驳，此时拓碑还不太多，或因字口残附泥苔所致。至同治初“颂”字“页”部首横被人用镢头砸掉。至光绪末，第十六行“中”“举”“秀”三字则被商贾凿残，此碑不复完整。
△《郑文公碑》下碑（册四） 《郑文公碑》下碑以之“石好”得其故吏们青睐，实则未必尽然。拜观此碑，可见碑面自中上至左下有一条宽约十至十七厘米凸凹不平的石脉，异常醒目。碑文凡遇此石脉处，皆越而刊之，前后跨度共达十行。此外还有二十五条宽窄不一、长短不等的石脉和石裂穿于碑文之间，亦对有些文字笔画的刊刻造成干扰。此碑本自天然，实难尽善尽美，“石好”亦是相对而言。虽石脉、石裂并存，但浑穆苍厚之风不减，极具天然质朴的山林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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