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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田会议决议建设部队 留守兵团部队来自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红25 军和陕北红军，可以说它是各路红军的一个缩影。由于过去所处的斗争环境及斗争经历不同，各部队在思想作风、管理方法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部队的作风纪律、内部团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克服这种散乱状况，把留守兵团建设成有战斗力的正规化部队，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党中央毛主席经常听取兵团领导的工作汇报，亲自参加兵团的重要会议，嘱咐我们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内部团结，把部队建设好。由内战到抗战，从阶级斗争到民族斗争，从土地革命到减租减息，从苏维埃政府到边区民主政府，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变，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然而，在新形势下部队指战员对这一伟大转变的重大意义和全部内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认识上并不是很清楚，思想上疑虑很多。不少干部战士认为，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是冤家对头，打了10 多年仗，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如今把蒋介石放了，和他搞起统一战线；过去看到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就仇恨就打，现在摘掉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徽戴在头上，思想上不通，感情上转不过弯来。也有的认为国共合作了，到哪里抗日都是一样，个别战士甚至为此开了小差。加之留守兵团长期担负繁重的守备和生产任务，部队分散，环境艰苦，生活困难，一个时期里出现了少数人员逃亡现象。 为适应新时期斗争形势的需要，做好革命转变时期的政治工作，我们采取各种形式，深入进行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开始部队教育的重点是抗战教育、统一战线教育和留守兵团任务教育，组织部队学习贯彻《论持久战》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兵团政治部编印的《统一战线教程》。这一教育，使大家明确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必要性、目的、意义、前途及我党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批判王明先是“左”倾关门主义、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各部队几乎天天讲抗日统一战线，从国内的阶级矛盾讲到民族矛盾；从国民党营垒中的矛盾讲到西安事变；从蒋介石的顽固反共讲到被迫接受我党关于共同抗日的主张；从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讲到独立自主的原则；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讲到其侵略野心和暴行；从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到持久必胜的前途。 通过学习，提高广大指战员对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认识，统一了部队的思想。针对留守部队任务重，条件苦，发展慢的特点，我们教育部队摆正个人前途与革命前途的关系，坚定政治方向，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克服困难，担负起保卫边区的重任。为了配合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兵团政治部出版油印的《烽火报》，经常刊登有关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表彰好人好事，并及时报道前线抗日胜利的消息，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喜爱。同时，成立“烽火”剧社，自编、自演、自己制作乐器，通过形象生动的文娱节目，对指战员进行教育。 为广泛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我们在“烽火”剧社基础上，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我兼任校长，王震之为副校长，肖元礼、刘禄长先后为政治委员。该校设有戏剧、美术、音乐系和普通班。周扬同志对艺术学校很支持，调来许多专业教员任教。冼星海、张庚、吕骥等艺术家也来讲课和指导。该校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文艺工作骨干，促进部队文娱活动的活跃开展。《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声，响彻兵团的各个军营，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情绪。在提高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与政治觉悟基础上，开展群众性的积极的反逃亡活动，废除原组织“反逃亡十人团”的消极做法。 对开小差回来的，不是惩办，而是采取讲清道理热情欢迎的态度，因而部队逃亡现象逐渐减少，至1938 年底，有的团连续几个月都未发生过逃亡事件。有一个驻守在甘肃合水、华池一带的连队，该地区比较复杂，生活异常艰苦，时有敌对分子拉拢、勾引，连队逃亡现象严重，连党支部书记也逃跑了。后经过学习，加强其政治思想教育，该连连续16 个月没有发生逃亡现象，该连党支部成为一个模范党支部。我调查和总结了该连的经验，写成了《十六个月没有发生逃亡的模范支部》一文，刊登在当时党中央内部刊物《共产党人》第6 期上。增强内部团结统一，巩固和扩大革命队伍，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当时，全兵团连以上干部1879 人中，来自一方面军的占13％，二方面军的占5％，四方面军的占16％，陕北红军及红25 军的占33％，地方干部转入军队的占13％，新入伍的知识分子干部占20％。为了搞好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团结，我们反复讲团结统一的意义，号召外来干部向本地干部学习，本地干部向外来干部学习；知识分子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实际工作经验和作战经验，工农干部向知识分子干部学习文化和理论，团结互助，共同进步。 我们结合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用毛主席在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组织原则教育干部和党员，要求他们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官兵关系方面，强调干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级，关心和尊重士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坚决克服惩办主义和打骂士兵等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加强官兵团结。搞好内部团结，关键是在提拔使用干部上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对干部一视同仁，公道正派用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的小圈子，特别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干部。 兵团至1942 年止提拔营以上干部174 人中，属原四方面军的有26 人，属陕北红军的38 人。我们对待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有错误的干部，既不搞惩办主义，又不作无原则的迁就。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干部，热忱地给予 政治上的信任，工作上的大胆使用，并注意帮助他们在实践斗争中锻炼、提高。当时，新旧干部之间、工农干部与知识青年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为了提高兵团干部队伍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完成新时期交予留守兵团的历史任务，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队伍培养、训练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对留守兵团下达的“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按照毛主席对抗大学员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出发，采取了军事、政治、文化训练并重的方针，做到干部的教育训练与部队的政治、军事斗争相结合。 在培训组织领导上，层层负责，军政领导一起抓。各团都建立了由团长、政委、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负责培训连以上干部。 各营又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训练战士。形成一个教育训练网。各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政治训练、文化训练和安排干部离职学习的工作，并做好培训工作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培训干部工作中，我们首先抓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充分利用兵团靠近中央的有利条件，组织干部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 除了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外，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主要理论著作。后来还开展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与党的建设》、《党的策略》等内容。我们根据干部的文化水平和职务分别编组，区别学习内容和重点，提出不同的要求，分级管理指导。一般连排干部，着重学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党的建设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问题；营级干部着重学习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团级以上干部学好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研究。 大家每天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实际斗争中来。文化水平低，是当时干部学习的一大障碍。据统计，当时兵团排以上干部中，受过中等以上学校教育的占10％；上过小学的占28％；未念过书的占61.5％，有的连队竟找不到笔墨，有的指导员不识字，上课时由文书读一段，指导员解释一段。为此，我们把文化教育列为部队干部训练的重要议事日程。尤其是后方留守部队第一次党代会上，对干部文化教育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会后，各部队采取分段突击与经常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文化热潮。当时部队学文化热情很高，课余时间，训练间隙，有空就学起来。笔墨纸张缺乏，战士们找来木箱或盛 米的斗，内放沙土，沙盘当纸，树枝作笔，练习写字。至1942 年下半年，抽查部分单位连以上干部，原来约有67％是文盲或半文盲，后经过文化学习，已有31％能写简单的报告， 35％具有一般的或初步的阅读能力，识字均超过两千。干部坚持在职学习外，还举办训练班或送学校进行培训。兵团一方面抽调干部到学校学习，如送马列学院的有30 人，送中央党校的70 人（旅团级），送抗大学习的有1092 人，还有的送到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等。 另一方面兵团自己办学，短期轮训干部，如各团开办教导队，培训班长、老战士，每期一年；各旅开办连排干部轮训班，每期半年，以上两项共培训班、排、连干部1845 人；兵团开办军政研究班，每期半年到8 个月，共培训营以上干部349 人。 这些训练班都围绕部队的实际需要，开设军事、政治、文化等课程。兵团办的军政研究班，开设军事和政治课。军事课主要由肖劲光、曹里怀及司令部一些同志讲课，也聘请郭化若同志来讲课；政治课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布）党史等，主要聘请中央党校的艾思奇、吴亮平、陈唯实、马洪等同志来讲课，毛主席也曾给我们讲课，共办了四期，杨宪吾（学者）、耿飚、张文舟、肖元礼等同志担任过班主任。 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毛主席在1938 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号召在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1939 年3 月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1940 年初，中央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延安党政军干部已建立起学习制度，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中央还决定以5 月5 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学习节，总结学习经验并举行奖励。 延安掀起了热烈的学习运动。留守兵团大规模地培训干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938 年底，我在后方留守部队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向部队提出了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学习文化、学习党的领导开展四个学习的号召，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进步，真正成为模范的领导者。在延安学习运动中，毛主席既是倡导者，又是学习和实践的典范。 1938 年2 月，毛主席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的人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人，学习地点就在毛主席的住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至深夜11 点钟。《战争论》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塞维茨撰写的经典著作。他运用辩证的方法探讨战争理论问题，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他的著名论点“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此外，他对战略战术也有精辟的论述，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他的军事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对世界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当时《战争论》翻译的是文言本，加之翻译粗劣，晦涩难读。开始只有一本书，大家轮流看。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大家边读边议，讨论一番后，由毛主席作小结发言。记得当时讨论最多、最热烈的是关于集中兵力问题。毛主席在学习讨论这一问题时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讲以多胜少，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 倍到10 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的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毛主席还列举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剪领兵一胜一败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后毛主席还曾联系中国革命10 年内战实际，对军事辩证法问题作过一个报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我设法向别人要了一份很不完整的记录稿。其报告中很多内容，毛主席已写进1938 年发表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著作里。学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特别是听了毛主席的辅导，我对军事辩证法和战略问题甚感兴趣，收获很大。有一次，我们学习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毛主席诙谐他说，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毛，请你们吃夜餐，引起一片笑声。大家有了学习收获，又在主席家里聚餐，真是开心。而且吃的是大米，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算是双丰收了。 1938 年4月，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初稿，先打印成册，送一本给我，并附一信，要我提出意见。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不仅指出了必须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和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削弱敌方优势，生长自己力量，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我阅读之后深受教育和鼓舞。本想再读，但不久，叶子龙同志来电话，说毛主席准备对初稿进行修改，要我退回初稿，并要我提出修改意见。我即给毛主席写了简单的复信，说此文写得很好，读了两遍，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 1939 年初，毛主席亲自组织哲学研究会，参加学习的人员有艾思奇、张仲实、和培元、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每周一个晚上，在主席家里开会。学习方式由艾思奇写学习提纲，由几位哲学家分头报告一章，然后讨论，大家结合实际，畅所欲言，最后由毛主席讲话。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后来，毛主席写了《辩证唯物主义提纲》，供干部学习。 1940年，我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八路军留守兵团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一文，全面总结了兵团部队两年来开展学习运动的情况和成绩，指出这一学习运动“是在不断的遇到困难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领导机关与领导者自己的学习模范，来推动全体干部的学习情绪，检查工作也把学习运动作为一个标准，现场谈话也把学习运动作为一个内容，而造成紧张的学习的空气”，“由于不断的克服了许多困难，学习运动便顺利开展起来，建立成为一定的制度，并收到了相当的成绩”。经过几年的培养训练，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夺取抗战胜利，迎接新的斗争任务打下了基础。 1942 年初，正当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谭政同志（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给我转来了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谭政、莫文骅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1 月23 日 毛主席这一指示信对留守兵团的建设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规定了我军建设的路线和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大革命时期，我党不少干部在北伐军中担任各级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做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那时苏联红军的经验也不断地被介绍过来，其军队政治工作也得以传播，比如“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的提法，就是出自《苏联红军政治工作》这本书。可见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对后来我军政治工作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加之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和红军各根据地长期分散的历史条件，造成政治工作从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到方法作风，还不够统一，有的部队政治工作还比较薄弱。接到毛主席的指示信后，兵团军政委员会立即进行了研究部署。 4 月6 日，肖劲光和我签发训令，安排部队进行为期3 个月的教育，各部队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深入整风学习的热潮。印一本书，那时可困难了。首先是纸张缺乏，没有纸，我们就自己造。陕甘宁边区的路边、旷野，到处长着一簇簇的马兰草，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造纸的好原料。那时印刷设备又少又简陋，铅印本不能满足需要，我们就土法上马，组织人刻蜡版，搞油印。窑洞里，油灯下，文印员们一笔一画，精心地刻印。各部队的运输队员，打着响鞭，吆喝着牲口，把印好的古田会议决议驮运回去，很快就发到各级干部手中。 兵团各部队根据干部文化水平和实际斗争经历的不同，分别编成学习小组，由文化程度高、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作辅导讲解，大家把决议当作教材，熟读牢记，指导工作。同志们用决议条文对照本部队实际，感到毛主席写的这个决议，好象就是针对自己部队写的，既实际又亲切。特别是过去没有见过这个决议的政工干部，更是感到新鲜解渴。这次学习和整顿，重点抓干部，抓领导思想作风的转变。普遍召开了民主大会，由战士提批评意见，帮助领导整风。广大指战员是一起从战争环境里打出来的，同甘苦，共患难，生死相依，阶级感情十分深厚。战士们的意见提 得很尖锐，有些话很不好听，但都是从爱护观点出发的，干部们能耐心听取，诚恳接受，虚心检讨，认真改正。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信，使留守兵团面貌一新。 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明确了我军的性质、宗旨，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各部队加强了党的领导，要求领导干部参加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整顿和加强了基层党支部建设，健全了党的生活，要求连长、指导员定期向党支部报告工作，把连队的各项工作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有的部队还举办了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怎样做支部工作，提高了政策水平。兵团政治部组织了考查团，抽调许多机关干部，分赴各部队，以数月的时间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和传帮带，用古田会议精神统一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任务、工作内容、各项制度和工作作风，克服教条主义影响，发挥政治工作的领导和保证作用，从而加强了部队政治建设。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广大指战员明白了八路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是单纯地打仗的；不但要会打仗，还要搞生产，做群众工作，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 部队拥政爱民活动和大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结合整风贯彻古田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毛主席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深入人心。在军民关系上，部队对过去做得不对的地方，主动登门检讨，赔礼道歉，消除隔膜。在拥政爱民活动中，部队帮老乡治病、盖房、耕地、收割庄稼，给群众做好事。加强了军民团结；在官兵关系上，过去管理教育简单生硬，训人骂人等旧军队的习气已经没有市场，干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士兵，尊重战士的人格，关心战士疾苦，帮助战士进步，官兵关系大为改善。 1944 年4 月12 日，谭政同志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当时留守兵团早已并入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谭政同志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因对外不用联防军番号，故报告仍用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这个报告是在总结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经验基础上写成的，对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经验与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同时指出失误和改正的办法。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了报告的审查和修改，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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