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叉戟烤熊 大家在网上交流的时候有没有碰见过一种满头问号的场景——同样分期的患者发现治疗方案完全不同,纷纷怀疑自己的主管医生搞错了或者担心自己选错了。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中,一般都会遵循分期影响治疗策略、病理和基因影响药物选择的原则,今天我们聚焦ⅠA~ⅠB期非小细胞肺癌根治性术后的辅助治疗问题。 NCCN指南中,每个分期该不该做术后辅助治疗大都有较为明确的说法,只有IB期存在较多的变数,需要多因素判断而非单纯考虑分期。今天,我不想重复指南内容,因为大家自己能查到的绝不需要我来啰嗦,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内容将主要站在患者的角度来思考自己选不选辅助治疗。 术后辅助治疗的意义
根治性术后的全身性药物治疗、术区局部放疗被称为术后辅助治疗,或简称辅助治疗。而术前的全身性药物治疗或局部放疗,以降期达到手术标准、降低手术难度、减少切除正常肺组织或降低围手术期转移风险为目的的治疗,被称为新辅助治疗。 辅助治疗的核心意义:以有效率最高的治疗方式,尽可能消灭手术刀不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存在的局部播散、超出清扫范围的淋巴结潜在转移、术前就已经入血并具有潜在转移风险的肿瘤细胞。 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
同等情况下的ALK融合术后辅助治疗部分完成,已经有部分医生认可、患者接受ALK融合的术后辅助治疗,而ROS1融合与MET14跳跃突变或高倍数扩增的可手术局部晚期患者在术后选择靶向治疗也符合个体化受益的标准,只是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带有一定的风险,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讨论局部晚期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讨论的ⅠA~ⅠB期暂时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复发、转移的客观风险因素 1 术前影像状态
2 病理细节——癌栓
3 驱动基因
但可惜的是,目前仅有EGFR的辅助治疗研究完成度较高,术后辅助治疗选择靶向治疗或者化疗都能降低复发、转移的发生,且一代药与化疗的对比结果相仿,三代药在化疗后使用没有和化疗的对照。 对于这一情况的辅助治疗选择,我们仅将驱动基因阳性作为危险因素与决定辅助治疗时多一项可选择手段的依据,而非孤立判定指标,需要综合其他因素。 降低风险概率的认同
与此同时,所有的药物与射线的治疗,都不可能出现100%的有效率与有效状态下100%的清零效果,因此,即便是风险很高的驱动基因阳性的Ⅲ期肺癌术后,依旧有未完成辅助治疗而长期未复发、转移的先例,就算ⅠA期进行术后辅助治疗依然有转移的个例发生。
这个风险如果用数字来类比:你肯接受15%向5%降低就是成功,Ⅰ期术后辅助治疗在具有高危风险因素的情况下,辅助治疗对你来说就是追求目标的可行手段;你肯接受5%降低到3%也算成功,那么Ⅰ期术后在没有以上的高危因素情况下,低年龄(60岁以下)患者也是可以把辅助治疗作为通往目标之路。 在副作用可耐受的评估前提之下,就我接触到的上万肺癌患者中,当前肺癌治疗无论早期还是晚期,普遍出现的情况是治疗不足或恰到好处,极少出现过度治疗,与此同时的一个伴随现象是很多人将不及时、不合理的副作用处理归咎于“过度治疗”。 生存期“悖论”
Ⅰ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的3年内、5年内复发、转移几率,5年生存率等数据,在统计药物的效果、治疗方法的普遍适用性上,固然是绝对的客观依据,但是,请问,作为人均寿命近80岁的现代社会一员,如果是低龄患者个体,拿到5年生存率的数据有什么用?难道Ⅰ期非小细胞肺癌进行根治性手术的目标不应该是寿命与肺癌无关吗? 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在和医生讨论术后辅助治疗之前,先向自己内心问:自己是神经大条的人,索性随大流,有问题再做处理;还是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最大,追求最积极的方式,尽人事再听天命。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你的行动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便是答案。 非根治争议
而另一项统计研究结果则显示,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不手术而选择局部姑息治疗导致中位生存期减半。
结语:
希望大家在面对辅助治疗问题的时候,在接受疾病客观结果的同时不要让“过度治疗”的传闻干扰了自己的判断,明确自己的目标、统一自己思维中互相掐架的两个“小人”,选择能让自己满意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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