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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正月初五的早饭时间，妈妈在厨房里烧着柴锅，我和弟弟陪她闲聊。明天高三就要开学了，话题自然谈到了学校生活，说到学校的伙食不行，吃不好。其时身体疯长，胃口奇大，食堂大师傅的手灵巧地一抖，肉丝、蛋花顺从地溜出饭勺，到碗里多半是汤汤水水。吃饭时间有限，排队时间又长。三节晚自习后校门口的小吃摊围满了肠胃打鼓的学生，羊肉小笼包的香气、韭菜鸡蛋灌饼的热气令人垂涎。但零花钱有限，偶尔解馋可以，经常光顾就不现实了。有一些陪读的家长，在学校附近租一间屋照顾孩子一日三餐。每到饭点，这些同学和走读生一起或走着或骑车涌向学校大门奔向让胃温暖的地方，那情景真让人羡慕。 妈妈一边听，一边拨弄炉火，把几块红薯埋进灰堆。忽然，她说：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好不好？ 妈妈说，看你们本事了，你们要是能租到房，我现在就收拾收拾跟你们去。说做就做！（这得益于我爸的影响。）把能够帮上忙的老师、同学想个遍，最后很冒昧地给张连新老师打电话，客客气气拜个年，就央求张老师帮个忙。张老师听完我的请求，说，你等我信儿吧。电话那头是破五的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你等我信儿吧”隐没其中若有若无。我有点泄气，刚刚鼓起的热情，欢快的畅想很快偃旗息鼓。
将近中午，张老师打过电话来：“房子租好了，和我隔壁。一个月80块，你们商量商量？”忙着收拾学习用具，不清楚爸妈如何安排家务的。第二天搭班车奔往七十里外的县城时，家里的羊该卖的卖了，该寄养的寄养，几亩地交给三叔，被子褥子送到三姨家，粮食囤子用塑料布蒙好，连锅碗瓢盆都码好收进柜橱里了。现在回头想，当村里人客客气气地目送我们一家肩扛手提，带着铝锅铝盆馒头粉条被褥书包走出家门走出村口，一定像是目送丢盔卸甲的败兵，而非欢送即将出征的勇士。我们一家如同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一样可笑：正是该打工的时候不去打工，偏要上学！小孩不懂事，大人还不懂？翻修房子、娶媳妇，哼，做梦吧！善良的长辈会建议，哥俩一个去考大学，一个打工挣钱供养上学的，压力不就小了吗？说风凉话的等着看笑话：钱也花了，大学也没考上，嘿，两头空！甚至有些人还要当着面说，逼迫你承认自己上学“白搭”“瞎花钱”！虽说风言风语早就听惯了，怯懦、内疚的时候也想打退堂鼓。但爸爸的态度很坚决，多年后每每想到他说“我的孩子我当家，他愿意学，我愿意供，谁说都白搭”时的严肃表情，我都心生感动。在世界观人生观易受他人影响的年纪，爸爸的话就是定心丸。唉，走出小村庄，真有一种背离的味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生我养我的村庄，不，我很爱它！）小屋与张老师家为邻。这是一栋三层红砖筒子楼，与学校一墙之隔，本是酒厂的宿舍楼，很多职工搬到他处住，将狭长的、没有卫生间的单间宿舍租给老师、陪读的家长和学生。那时张老师家的女儿刚刚出生，锅碗瓢盆交响曲夹杂着婴儿啼哭、人影散乱，煞是热闹。这样紧张的当口，张老师和他爱人朱老师见缝插针地向我爸妈交代各种注意事项，甚至连学生作息表都抄来贴在门后了。妈妈的社交能力很强，很快结识了几位陪读妈妈。她们带她熟悉环境，菜市场、小卖部、学校、公厕，还约好去太昊陵拜人祖爷。然而，第二天的伙食就出了小差错。妈妈记得早饭午饭的时间，早早地把饭做好了等我们。但到晚饭时间，我们慌里慌张回到小屋，她还坐在门口和人闲聊天。看到我们回来了，惊讶地问：“咋回来了？”然而，饭还没有做！她以为吃饭都是在日落之后，太阳还那么高，怎么就到了吃饭的时间呢？急急忙忙开火烧水下面条，翻出馓子、馃子、苹果来，锅碗瓢盆叮当响。“不吃！”我气急败坏，“早就说了要早点要早点，就是记不住！”她愣一下，接着搅面条，热气腾腾的蒸汽里传来一句有气无力的求饶：“记住了。明儿早点。”狼吞虎咽之后，飞奔到学校。不经历高三、不经历教育大省的高三、不经历教育大省的省重点中学的高三，是不能理解“按分钟计时”的意义的。早上五点四十起床，晚上十点宿舍熄灯，早读半小时，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三节晚自习，学习任务安排得满满的，不按分钟计时能行么？之后的每一顿饭都提前做好了，端在手里温温的，不烫也不凉。窗台上多了一个BP机大小的黑色电子闹钟，从起床到睡觉，设了六个闹钟。我的高三成绩不太稳定，在八九十人的大班里，算是中上水平。从当时的高考录取情况看，基本在本科线上下徘徊。如果只能考上专科，索性咬牙再复读一年。但“本科”时远时近诱惑我又拒绝我，最令人心焦。我对自己说：“要比别人更刻苦。”比别人早十分钟起床，站在冷风刺骨的楼道灯光下边背单词边等班长开教室门；绝不看课外书；最后一节自习课整理笔记本，雷打不动；为磨炼意志，每天五十个俯卧撑，在褥子下垫上两块砖头当枕头（真傻）……我努力了，剩下的看天意了。
二模考试刚结束，仔细估算各科成绩后心里凉了半截：离本科线差一大截！那时已是六月（当时七月高考），我躺在小屋的床上，听着电扇呼啦呼啦地响，窗外的知了得意地鸣叫，一阵阵莫名的难过翻涌过来。屋子里特别安静，妈妈躲了出去。弟弟和堂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我，悄悄吃饭。等屋里剩下我一个人，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下来。第二天吃完晚饭要回学校，张老师把我叫到他家，拿出我的英语试卷说，我给你分析分析。接着分析各学科的考试情况，分析高考，总的意思是：你低估了自己，要相信你能考上本科；放松心态，好好应考。张老师说了什么我完全忘却，二十年后的现在，我仍然记得张老师温和的微笑，记得他爽朗的笑声、温暖的手掌和那轻轻一击。二模成绩还不错，我跟张老师汇报成绩。张老师摊开手，爽朗地笑着说：“咋样？我说的咋样？信了吧？你能行！”我妈也乐开了花，说：我前两天给人祖爷烧香了，人祖爷保佑你哩。还说：我找算卦的了，算卦的先生说，你今年保准能考上。算卦的话无非是骗你心安，但张老师是不会骗人的。我觉得，好像，我能行。多年之后谈起此事，妈妈说，那几天你躺在床上不吃饭，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头跟灌了铅一样。要是你真没考好，我的头都得炸了。妈妈是笑着说的。有人说，吃过的苦，一定会笑着说出来。妈妈笑着说她当时默默承受的苦，在我心里既感动，又内疚。高考出分之前填报志愿。爸妈郑重其事地请张老师帮我们分析填报高考志愿。我把圈定的高校和专业誊录在一张纸上。这张纸安静地躺在茶几上，它将决定我的未来。张老师盯住我看，看得我发毛。他说：即使把握不大，你也想去外面看看？是的。我含混不清地回答。我也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但不知道它有多大。“我赞同去外面看看，”他像是对我说，更像是对我爸妈说，“咱国家这么大，为啥不去看看呢？年轻人为啥不去外面闯一闯呢？”爸爸为挣钱养家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他也极力主张考出去。来自小乡村、靠自行车来丈量“世界”的我，决定用火车来丈量世界了。于是一路求学，到了北京。
小学时写作文，套用“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觉得“偏僻”这一陌生的词语带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即便后来明白它的含义，也不觉得小村庄荒僻不便。紧邻大集，向东十八里到鲁台（据说是“秋胡戏妻”中的秋胡回望故乡的望鲁台），向南十八里到项城（袁项城的老宅、南屯的鬼城都很有趣），向西十八里到新站（小说家孙方友墨白兄弟是新站人的骄傲），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村连着村，田连着田，骑车就能到的地方，怎么会偏僻呢？更何况县城有为时一个月的伏羲庙会，乡里有三月二十八庙会，还有米沫、胡辣汤、泥泥狗、坠子书呢！然而，目睹过巍峨的秦岭深处升腾的云雾，雄伟壮观的紫禁城上空划过的鸽群，聆听过弹词昆曲的柔媚旖旎，秦腔花儿的地动山摇，品尝过四川的麻江浙的甜云南的臭山西的酸，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读了一些书，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经过很多事，也哭过，也笑过，才将褊狭怯懦一点一点赶出去。若不是填志愿时立志要“走出去”，现在的我该是怎样的呢？陪读期间，爸爸忙于挣钱很少来看我们。有一次他来学校，带了一大袋面粉和一大捆红薯粉条。问他：为啥不坐车来？他说，这么近，骑车就到了，还不用等车换车。他说，当学徒那会儿，接到县里通知去周口建水闸，连夜走了七十里路到县城，脚都磨了大水泡，现在骑车不比走路轻快？在暑热熏蒸的麦秋时节，他和他的二八自行车穿行在无边无际的闷热的黄澄澄的麦田中，是在憧憬即将收获的幸福呢，还是在为空空的钱袋子忧虑呢？
去年暑假带孩子回老家，正好弟弟也休假回家，于是和爸妈一起拜访张老师。当年英俊帅气的张老师发际线后移，脸上也多了皱纹。笑容依旧亲切，笑声依旧爽朗，酒量不减当年。故地重游，颇多感慨。席上谈及许多往事，张老师说：你们哥俩有今天的成绩，一是父母的开明和支持，二是你们的聪明和努力。我们深以为然。不过，我还想说：还有老师的教诲和影响！ 这是我的高三故事。和很多被冠以“小镇做题家”名号的70后、80后一样，我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的故事。从家到县城七十里路，从故乡到北京超过七百公里。“小镇做题家们”和他们的家庭咬牙走过了七十里，才得以拥抱平凡的而值得骄傲的七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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