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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人生，是悲，是喜？一起走进高一年级的戏剧学习！根据教学安排，高一年级针对高一《语文（必修下）》第二单元的内容，设计了“探寻剧中人物命运”阅读与写作任务群。同学们通过阅读剧本，绘制海报，撰写人物小传、演出台本、戏剧评论，表演录制等多种形式，与窦娥、鲁侍萍、哈姆莱特等等众多戏剧人物对话，与他们一起痛、一起哭、一起挣扎，走进他们的人生，也走近自己的人生。 张中晔、费翔鸿、蔡畅洋
【评论封面】
【摘要】本文尝试通过对《窦娥冤》中的矛盾冲突及其表现手法进行分析，从三个方面讨论本剧的悲剧性。首先，通过简要比较东西方悲剧的异同，重新认识“悲剧”和“悲剧性”在本剧中的内涵。其次，以窦娥为中心人物分析《窦娥冤》中主要事件反映的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此基础上探究窦娥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命运因素对窦娥悲剧结局的影响。第三，对《窦娥冤》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进行分析，探讨作者如何强化悲剧效果。最后，分别从社会现实、封建礼教三个角度讨论“窦娥”悲剧的成因。【关键词】窦娥冤 悲剧 矛盾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悲剧成因悲剧是戏剧的主要体裁之一，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戏剧史上有着最古老的历史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始终有着清晰的概念与分类。但在中国戏曲史上，“悲剧”这一体裁的概念并未被详细界定，这导致了各个剧作家创作的悲剧与西方所定义的“悲剧”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中国古典戏曲《窦娥冤》这一戏剧的第四折，主人公窦娥被冤死后又重返阳间，托梦于父亲，使冤案被平反，恶人被惩处，使得《窦娥冤》有了个皆大欢喜的结尾。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窦娥冤》是中国古典悲剧中的经典之作。于是笔者认为，当戏剧以“主人公与现实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且这种或这些冲突最终会以其强大的力量使主人公在抗争失败后走向必然的悲惨命运结局”为基本内容时，就可称之为悲剧。悲剧性是一个美学名词，是悲剧艺术的特性。悲剧性通常指进步、正直、善良主人公的有价值追求和不幸命运结局之间的矛盾冲突，激起人哀怜、悲痛、同情以至愤慨的审美特征。历史上对于悲剧性来源的解释众说纷纭：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唯有“一个人遭遇不应该遭遇的厄运”，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两种对立的理性或普遍力量的冲突和调解，并认为毁灭是解决悲剧矛盾冲突的方法（黑格尔《美学》）；鲁迅说“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是悲剧性的（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下》）；恩格斯则指出：“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是悲剧性的冲突……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采取恩格斯的说法，即“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包括主人公从事的正义事业与现实历史条件的局限的矛盾，主人公的美好理想、愿望与其自身的缺陷、过失之间的矛盾等。并且最后大多总是以主人公的失败、受难或死亡而告终。悲剧性的本质在于通过具体冲突及其结局，肯定、歌颂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以激发人们对正义、美好力量的同情与敬重，对非正义、丑恶力量的鄙视与憎恨。《窦娥冤》中的悲剧情节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戏剧开篇就交代了窦娥悲惨的童年：三岁亡了母亲，跟着一贫如洗的父亲流落楚州；七岁被卖作童养媳寄人篱下，抵了父亲欠的高利贷。再一出场，窦娥便已经是一位年仅二十岁却已经守孝了三年的年轻寡妇。命运的不幸迫使她养成了温顺服从的性格，但却从未改变她正直、善良的品质。但紧接着，恶霸的强迫与污蔑，婆婆的漠视与出卖，官府的藐视与加害等一系列不幸接踵而至，在短短两折中纷纷加之于本就命运坎坷的窦娥身上。让像窦娥这样一生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都不禁奋起反抗，质疑世间的善恶，痛批天地的不公。但现实社会的巨网终究使得含冤枉死成为了窦娥必然的结局。从穷书生窦天章被催逼索取高利贷利息到七岁女孩窦端云被卖作童养媳，从恶霸对良善民众的强娶、诬蔑下毒到官府受贿冤杀无辜平民。《窦娥冤》全剧除了“窦娥托梦于父亲，使冤案得到平反，部分恶人得到惩处”这一情节以外，正不胜邪贯穿始终，这无疑与人心所向背道而驰，能够激起人们对邪恶势力的愤慨与对正义力量的同情，使《窦娥冤》的悲剧性得到充分展现。但是，只立足于情节进行讨论是比较浅显的，因为矛盾是悲剧的本质特征，所以分析《窦娥冤》中各方之间的矛盾冲突才能比较深刻地探究《窦娥冤》的悲剧性。窦娥是本剧的主人公，是“献祭的羔羊”，是最美好的角色，同时也是最可怜的受害者。窦娥容貌姣好，孝顺纯洁，却丧母离父，年轻守寡，无罪受戮。这种反常的结局是一系列矛盾冲突的结果，具有极大的震撼力。窦娥主要与窦天章、蔡婆、张驴儿、桃杌官府存在直接矛盾，此外窦娥自身的价值取向，窦娥和社会、和命运之间也存在矛盾。人物矛盾、价值取向矛盾、社会矛盾和命运矛盾在深刻程度上依次递进。窦娥与窦天章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窦天章送女（楔子）上。窦天章面对经济危机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窦天章的经济危机体现在窦天章欠债难还，应考缺乏盘缠，债主蔡婆催促利诱窦天章靠嫁女还债获取盘缠；窦天章的道德义务是抚养保护关爱窦娥。这一矛盾成为窦天章嫁女的动因。窦天章对窦娥具有抚养权和家长地位，窦娥年幼，是窦天章做决定，窦娥被决定的条件；社会对读书人的打压、对高利贷的保护支持和对童养媳的容许是窦天章行为合理的社会背景。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窦天章“割舍的亲儿在两处分”（楔子【仙吕·赏花时】），“一径上朝应举去了”，窦娥“七岁上离了父亲”（第一折），生活“满腹闲愁，数年禁受”（第一折【仙吕·点绛唇】）等等，这些都是不公正的。窦天章在心理上对窦娥负有道德责任，感到愧疚。这体现在窦天章既劝蔡婆“看小生薄面，看觑女孩儿咱”，又戒窦娥“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即便当官之后，也是“非关有事人难睡，自是惊魂夜不眠”（第四折开场诗），“为端云孩儿，啼哭的眼目昏花，忧愁得须发斑白”（第四折）。为窦天章改正窦娥冤案作铺垫。首先，蔡婆对窦娥存在压迫。蔡婆看上窦娥，利用高利贷使她成为儿媳，给窦娥改名，并在当年搬家，不告知邻人，使窦娥与父亲失去一切联系，仅能依靠蔡婆过活，这体现了蔡婆对窦娥的控制压迫和窦娥的自由之间的矛盾。但是窦娥缺乏家庭特别是父亲的支持力量，缺乏谋生手段，完全依赖蔡婆；窦娥受到孝的封建价值观约束和慰藉。这些使窦娥严格遵守孝道：一方面屈从蔡婆自身的各项要求，用孝道严格服侍、关切蔡婆，容忍蔡婆的一切压迫，并归结为命运不好——“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第一折【油葫芦】）“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第一折【天下乐】）另一方面使窦娥难以接纳蔡婆违背道德的行为，劝诫蔡婆赶走张氏父子。其次，蔡婆和窦娥在共同应对外部矛盾时存在内部冲突。蔡婆提出再嫁时，窦娥不嫁与蔡婆再嫁形成冲突。一方面，蔡婆再嫁的行为对蔡婆和窦娥共同带来伦理、经济、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或隐患；另一方面，蔡婆从再嫁行为获益，并对是否再嫁具有绝对的决定权。蔡婆再嫁行为带来的伦理问题是：蔡婆年老再嫁，不忠于公公，破坏贞妇形象，招人议论。“有一等妇女每相随，并不说家克计，则打听些闲是非。”（第二折【南吕·一枝花】）带来的经济问题是：蔡婆招收张驴儿和张父接脚，使张驴儿和张父在蔡婆死后具有蔡婆财产的继承权，使窦娥在蔡婆死后缺乏经济保障。蔡婆的财产同时也是窦娥公公的财产，因此蔡婆再嫁行为同时使公公置家产的努力白费。“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第一折【赚煞】）带来的安全隐患是：蔡婆、张父“年纪高大”，容易因年老、疾病死去。同时张驴儿道德败坏，对蔡婆下毒，并将窦娥卷入官司。这些问题及隐患是窦娥反对蔡婆再嫁的原因。蔡婆从再嫁行为获取的主要益处是张父提供的陪伴。而蔡婆许诺再嫁的主要原因也是蔡婆贪图享乐，“怕没有贞心儿自守”（第一折【赚煞】），认为“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楔子 蔡婆 开场诗）。蔡婆许诺再嫁的其他原因及借口有：蔡婆畏惧顺从张氏父子的要挟，“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挨过门来，教我如何是好？”（第一折）蔡婆被张驴儿及张父从赛卢医加害下救出，思量报恩。张父提及“天缘天对”。这是蔡婆与窦娥冲突的原因。蔡婆的婆婆地位是蔡婆在冲突中主导的依凭。蔡婆与窦娥内部冲突的结果是窦娥行为上服从蔡婆自己再嫁的决定，不违背张父的要求；语言上依凭孝道规劝蔡婆，借对公公的孝反抗对蔡婆的孝，“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第二折【青哥儿】）；借批评蔡婆不贞表达对其怨恨，“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州例。”（第二折【骂玉郎】）最后，应对矛盾时双方以蔡婆利益决定解决方法。在太守要打蔡婆时，窦娥屈招。窦娥的性命、清白与蔡婆的性命形成矛盾。因为窦娥不招，蔡婆挨打；蔡婆“年老受刑不起”，必招；既招，必死；则窦娥反而害了蔡婆。而蔡婆因为张驴儿所言“接脚”一事实际存在难以反驳。窦娥意识到“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蔡婆）”（第二折【黄钟尾】）。在昏庸的太守的胁迫下，窦娥“本一点孝顺的心怀”（第四折【梅花酒】），舍弃性命、清白，含冤受刑，保全不高尚的蔡婆的性命。张驴儿对窦娥的占有、报复欲望和窦娥的反抗构成矛盾。张驴儿从蔡婆处初次了解到窦娥存在时，就起了占有之心。但张驴儿言行无赖，是个“半死囚”，与窦娥不配，遭到窦娥反抗。拜堂时被推了一跤后发誓赌咒“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带有一定的报复色彩。张驴儿的报复情结和无赖本性导致张驴儿铤而走险，图谋毒害蔡婆，却误杀亲父。张驴儿诬告窦娥杀父，要求私了，却仍追求窦娥而非钱财，一方面报复窦娥不从，另一方面借助官司胁迫蔡婆就范。拖窦娥见官，诬陷窦娥“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求“明日杀了窦娥”，既是报复窦娥不顺从自己，又是抛弃窦娥，灭口自保，使窦娥“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第三折【正宫·端正好】）窦娥与桃杌官府的矛盾与窦娥官司失败直接相关。窦娥认为，理想的官府应当“明如镜，清如水，照妾身肝胆虚实”（第二折【牧羊犬】），即像镜子、清水照人影一样公正客观明晰地看透自己的处境和事实真相，不含一丝偏见。至少尊重事实，“（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可以“争到头，竞到底”（第二折【黄钟尾】）。即便不尊重事实，至少按程序，“官吏每还复勘”（第四折【梅花酒】），即再次审查，使自己有诉冤的机会。但是桃杌官府，首先“告状来的收银钱”（第二折桃杌开场诗），官僚腐败，与恶势力勾结，含有明显偏见；能力低下，甚至产生“都不是，敢是我下得药来？”这种法官被告换位的荒诞情景，不能看透事实真相；暴力执法，打得窦娥三次晕倒，三次喷水救醒，不尊重事实真相；在窦娥不从后，又要打蔡婆，更换替罪羊，毫不关心人的生命和事实真相，只求被告画伏状，双方取保状，犯人定期问斩等必要的法律程序；定了明日问斩，跳过复勘流程，既不履行职责，又剥夺窦娥最后的求生机会。窦娥对官府公正这一幻想与桃杌官府昏庸腐败的现实构成矛盾，窦娥极度依靠事实真相与桃杌官府忽视、轻视事实真相构成矛盾，窦娥生命的一切美好珍贵与桃杌官府掌握的可以轻易毁灭这个美好生命的缺乏及时有效监督的极大权力构成矛盾。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失衡、道德与力量的不配，产生极大的悲剧冲击。窦娥的价值观之间具有矛盾。纵观全文，窦娥做出许多选择，以遏制一种需求实现另一种需求。这些抉择有：园中散步时青春情感、命运与封建道德的选择；被命再嫁时个人贞洁、名誉与婆婆命令之间的选择；张父殒命时财产权益与官司诉讼之间的选择；张驴儿胁迫时人身自由与婆婆命令、官司威胁之间的选择；官府受刑时公平正义与性命、痛苦之间的选择；官府将要诬陷蔡婆时孝顺、善良与性命清白之间的选择等等，这些大都是两难抉择。在青春与命运、礼节中，窦娥说：“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须应口。”（第一折【天下乐】）选择服从礼节，遏制个人情感需求。个人贞洁、名誉与婆婆命令之间的选择中，窦娥表示“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违背婆婆命令，保全贞洁这一方面的独立性，却不因此反抗婆婆，同样关心婆婆，“但愿娘亲早痊济”（第二折），牺牲名誉，忍受其他妇女的议论。窦娥在人身自由与婆婆命令、官司威胁之间选择人身自由，不委曲求全。“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第二折）窦娥在公平正义与性命、肉体痛苦之间，窦娥虽然深感“覆盆不照太阳晖”（第二折【采茶歌】）但不改口辞，“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选择了正义，坚持个人独立意志。但是窦娥在认罪负屈与不认罪让蔡婆挨打中选择认罪。放弃了正义和性命，只为保护蔡婆，尽孝顺的义务。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是窦娥的善良，这种选择升华了窦娥的悲剧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对于窦娥值不值得为蔡婆婆——一个自小把自己买来视为财产的人，一个贪财的高利贷者，一个注重享乐而违背伦常的老寡妇——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无瑕的品德和对正义的追求，则确实是个问题。只因为她对自己有着物质上的“收留之恩”，心理上“母亲般的陪伴”，辈分上的地位，按照孝的礼节窦娥就应当无条件牺牲自己。这种牺牲是合礼却不合理的，这种封建的礼节、道德本身是矛盾的，窦娥的牺牲除了维护封建道德，令人叹息外是无价值的，是加缪笔下的荒诞者的行为（加缪.《西西弗神话》）。坚守个人人格独立性是悲剧英雄的特点，悲剧英雄面对矛盾冲突时的脆弱无力是悲剧的特征之一。除了窦娥的个人独立与封建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外，窦娥与社会还有许多矛盾：高利贷是导致窦天章嫁女的直接原因，买卖人口是窦天章嫁女的本质。为了物质利益，元代社会容许甚至保护支持这些陋习，经济上否定了窦娥作为“人”的身份。张驴儿等流氓无赖肆意闯入窦娥正常家庭，威胁蔡婆性命，喊着“浪荡乾坤，怎敢行凶撒泼，擅自勒死平民”（第二折开场诗）却行勒死平民之事。这些地方恶势力与官府勾结，社会上威胁了窦娥作为“民”的安全。桃杌政府德不配位，贪赃枉法，无心执法，与地方恶势力勾结，反认送钱者为衣食父母。即便这样，仍自鸣得意——“我做官人胜别人”（第二折 桃杌开场诗），仍升任州守，长时间逃避监督。这样的官僚体系，在政治上封死了窦娥追求正义的道路。百姓有口难言，不善反抗，像蔡婆一样缺乏主见，缺乏原则。即便知晓窦娥冤枉，同情窦娥悲惨境遇，却不能提供有效支持。使窦娥“被这枷纽得我左偏右偏，人拥得我前合后偃”（第三折【倘秀才】），迫使窦娥发下三桩誓愿，“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儿】）。平庸之恶助长了社会对窦娥的欺压之势。窦娥与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是窦娥对于社会的美好理想与社会的黑暗现实之间的冲突。窦天章、蔡婆这样的长辈面对抉择时舍弃道德准则，寻求物质利益，行为与身份地位矛盾。桃杌官府代表正义，为民父母却贪污受贿，歪曲事实，迫害百姓，行为与职责矛盾。表面提倡正义，用封建道德粉饰的社会却容忍张驴儿这等流氓无赖与官府勾结，破坏道德准则；容忍人口买卖等一切与统治者利益相关的社会陋习，这种社会现象与表面的社会规则矛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窦娥坚持按照道德准则处世，悲剧发生不可避免。这样的社会矛盾决定了《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又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第三折【滚绣球】）这种必然情景。窦娥与命运的矛盾是《窦娥冤》中的核心矛盾，也是悲剧的特色之一。窦娥幼年丧母，是一种偶然，使窦娥童年悲惨；窦天章时运不济，蔡婆看上窦娥，是一种偶然，导致窦娥被卖；窦娥的公公、丈夫去世，家庭缺乏继承人和支柱，是一种偶然，导致窦娥家庭难以抵抗张氏父子的侵入；蔡婆承认张父，是一种偶然，导致张氏父子纠缠；蔡婆害病，是一种偶然，使张驴儿产生歹心；张驴儿找赛卢医讨药，是一种偶然，导致张驴儿胁迫赛卢医成功，获取凶器；蔡婆发呕，让张父代食羊肚汤，是一种偶然，导致张父横死；桃杌官府昏聩，是一种偶然，导致窦娥含冤；窦天章中举，亲自改正冤案，也是一种偶然。命运戏耍窦娥，使她时时踌躇，事事受挫。“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第三折【滚绣球】）赛卢医曾经轻视生命，不惮杀人。“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第一折赛卢医开场诗）。“小子太医出身，也不知医死多人，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第二折赛卢医开场诗）但是在勒死蔡婆未遂后，对待生命的态度极度变化，皈依佛教，不再伤人。“方知人命关天动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尘。从今改过行业，要得灭罪修因，将以前医死的性命，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第二折赛卢医开场诗）“小的是念佛吃斋人，不敢做昧心的事。”（第四折）同时关闭店门，逃窜外地。“趁早儿关上店铺，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第二折）赛卢医前后的矛盾行为本质上不矛盾，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身。赛卢医是懦弱的人，要勒死蔡婆时先喊“兀那婆婆，谁唤你哩？”转移注意力，以避免蔡婆反抗；在张驴儿讨毒药时，明知不对，却在官司的威胁下交出毒药，协助张驴儿毒害他人。“赖财，放乖，要当灾”是对赛卢医行为的写照。但是，正如念佛不能阻止赛卢医合毒药害人一样，关店、念佛、出逃也不能使赛卢医躲过惩罚。赛卢医因为高利债压迫产生谋财害命的念头，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惊惧不安之中，得到流亡异地的悲剧结局。同样是谋取接脚，张父与张驴儿的态度不一样。张父认同天命，在窦娥坚执不从，蔡婆害病时问道：“红鸾天喜几时到命哩？”（第二折）关心蔡婆身体；张驴儿却认为“只赌本事，做得去自去做”（第二折），并完成了毒害蔡婆的准备。张父与张驴儿在对待蔡婆方面的不一致，对道德敬畏感的不一致，使二人在谋划过程中产生嫌隙，间接导致张父被张驴儿误杀。作为闯入者、压迫者之一，张父因为内部矛盾和不坚定，得到横死的悲剧结局。赛卢医和张父等反派的悲剧结局，显现出黑暗社会内部的撕裂，抨击了社会环境的不合理之处，增强悲剧色彩。刽子和监斩官在窦娥处斩时对待窦娥的态度发生变化。一开始刽子催促窦娥：“行动些，行动些，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快行动些，误了时辰也。”（第三折）在听说窦娥孤身只影无亲戚，临刑时仍怕气杀婆婆，符合孝道时，刽子行方便，让婆媳见面，并在发愿时提醒窦娥完成誓愿。监斩官允许窦娥发愿，满足其要求，送还尸首。两人虽和窦娥陌不相识，却都认识到窦娥冤枉。刽子、监斩官本应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却不认同杀害窦娥。这种矛盾体现窦娥命运确实悲惨，冤情确实深重，桃杌确实冷酷、昏聩。侧面烘托了主人公的悲剧色彩。综上，《窦娥冤》内容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体现了悲剧性：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悲剧主人公的迟疑和高尚、人物行为的无价值及悲剧剖析现实的深刻性。本文将从《窦娥冤》的表现手法上分析其悲剧性。《窦娥冤》结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使剧作悲剧性更富感染力和震撼力。现实主义包括以下涵义：首先，真实客观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其次，具有典型的形象；最后，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使故事具有其发生的特定具体现实条件。在《窦娥冤》中关汉卿通过讲述主人公窦娥的经历，以其为中心展现出了元代社会的腐朽、黑暗，以及统治者的昏聩、无能。从本剧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社会中的各个人群。如窦娥正直善良，恪守社会道德，是底层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楚州太守桃杌贪财昏聩，是无能统治者的典型形象。在《窦娥冤》中，独特的角色因此具有巨大的共性，使得在观众眼中，窦娥的冤屈容易联想到自身所受的压迫，太守桃杌容易联想到当时社会统治者的昏聩。笔者认为剧作反映现实生活，激起人哀怜、悲痛、同情以至愤慨。所以《窦娥冤》中现实主义手法强化了剧作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在《窦娥冤》中，关汉卿将各角色置入一个社会背景中，即使人物根植于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现实中。而且，这个现实是具体的，不断发展的，使人物在这总体现实中被刻画以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在这种背景下，窦娥恪守社会道德，尊敬蔡婆婆，遵守三从四德，不肯再嫁，相信官府，请求官府保护等等，都本应受到社会的正向反馈。但由于官府昏聩无能，最终却导致窦娥屈死。因此，《窦娥冤》整剧向观众展示了恪守道德的人民却被社会杀害的悲剧。《窦娥冤》使用现实主义手法真实摹写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向我们展现了各个角色的矛盾，以此揭示了“窦娥冤”的本质——社会的黑暗，从而加强了对读者的感染，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浪漫主义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它在《窦娥冤》中体现为后两折对窦娥许下三桩誓愿和鬼魂告状的描写。窦娥的控诉表现了她对命运、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体现了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黑暗的积极浪漫主义。以第三折窦娥许下三桩誓愿为例：“【耍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二煞】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三桩誓愿一一实现，由色彩鲜明的血溅白练，到六月飞雪，再到富有力量的亢旱三年，更加重了“冤”的气氛，显出悲的效果。剧作中再三重复“若窦娥委实冤枉”，可见“冤”“怨”紧密相连。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将感天动地的力量进一步扩大，表现了对个人冤屈得以伸张，邪恶受到惩处的愿望，创造了浓郁的悲剧气氛，构成全剧高潮。使观众感受到窦娥这一受压迫的形象坚定的复仇意识，对黑暗社会的谴责与愤懑的强烈情感得到激发、强化，并深化了观众对剧作中人物与现实的爱憎情感，从而达到悲剧效果。现实主义从客观现实出发，抓住其本质特征，加以典型化；浪漫主义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以情感和幻想为主。《窦娥冤》结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反映出角色主观上所表现出的愿望，深化了作品主题，强烈了剧作的感染力。通过上述各角度的分析，我们能够梳理出窦娥悲剧的两方面成因：《窦娥冤》是以元代的真实社会作为背景展开的悲剧。蒙古族的统治下黑暗的社会是作者笔下悲剧的直接成因。 首先，当时社会中高利贷和童养媳的合理与合法性促成了悲剧的开端。窦娥因此成为了丧母、离父、寄人篱下的童养媳，紧接着又成为了年轻丧夫的寡妇。这不仅从开篇就渲染了戏剧的悲，还为后文张驴儿找上门欲强娶窦娥做接脚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社会中恶霸无赖横行推动了悲剧纵深发展。先是赛卢医欠债不还，欲勒杀蔡婆婆，使得张驴儿父子因此巧合地救下蔡婆。再是张驴儿父子挟恩图报，强逼蔡婆和窦娥二人嫁于他们父子。然后是张驴儿强娶不成，便欲毒杀蔡婆以达到目的。在胁迫赛卢医以得到毒药，并误杀了张老儿后，张驴儿趁机理直气壮的大叫“四邻八舍听着：窦娥药杀我家老子哩！”以污蔑窦娥的同时，摆脱自己下毒的嫌疑，并以此威胁窦娥嫁于他。再有，贪官污吏与当地黑恶势力勾结导致的政治腐败，将戏剧继续推向更悲惨的境地。剧中太守桃杌一出场，便直言“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再看他后文中对张驴儿的偏袒，能够推测出太守桃杌必然是收了张驴儿的贿赂后，完全不理会张老儿之死的事实真相，打算直接给窦娥判上莫须有的罪名。因此，开堂后的屈打成招成为了窦娥必将经历的命运。最终，元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昭示了悲剧的必然结局。太守桃杌认为平民“是贱虫，不打不招”。于是为了达到使窦娥认罪的目的，对她“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的肉都飞，血淋漓……”见窦娥宁死不屈，又要杖打蔡婆。这里，以桃杌为代表的残暴统治阶级不但随意毒打无辜妇孺以达到一己私利，还毫无愧疚地直接将窦娥“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元朝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将窦娥的命运步步紧逼地推向不可能逃离的深渊，环环相扣地将悲剧推向必然的结局。笔者认为，吃人的封建礼教是《窦娥冤》悲剧的根本成因。封建礼教中的三从四德对女性的束缚极其严重。剧中，窦娥从顺从地被父亲卖作童养媳，到拼死为丈夫守孝、守寡、守贞，以及为了孝顺婆婆而几乎毫无底线地一次次让步以至于最终不得不屈认罪名而丢掉性命。这都是由于三从四德思想对窦娥的彻底洗脑与教化导致的。封建礼教中的特权思想，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分为界限分明的三六九等。往往高等地位较之地位低的人拥有特权。低等地位的人不得抵抗特权的行使，也不得行使这些权利，否则就是“逾礼”。例如在官民关系中，官就拥有特权。太守桃杌可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随意杖打窦娥。而窦娥即便无辜且无罪，也不能反对太守对她的“审讯”。封建礼教的专制主义，致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基本丧失了反省封建礼教的合理性的能力。使得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学习、服从、遵守该礼教，不得有质疑和反抗。窦娥短暂的一生，在封建礼教的操控下，不断变得更加悲惨、不幸。但她在临被封建礼教杀死之前，都没有丝毫质疑自己这一生所坚定的信念。窦娥，就是这样的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之一；她的悲剧，也不过是这吃人的封建礼教下的千千万万悲剧中的一个。《窦娥冤》内容中包含窦娥与窦天章、蔡婆、张驴儿、桃杌政府等主要主体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具有悲剧特色；《窦娥冤》写作手法上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增强了悲剧的深刻性和感染力；《窦娥冤》的悲剧特点及悲剧产生原因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抨击了元代封建专制社会制度和思想对人的压迫和摧残。本文从《窦娥冤》中体现出的各种矛盾、《窦娥冤》采取的写作手法等方面入手，解析《窦娥冤》的悲剧性，印证了前人对《窦娥冤》悲剧身份的论证和对悲剧社会原因的看法。笔者认为理解《窦娥冤》等悲剧时采取分析主要矛盾、写作手法确实有助于把握戏剧的悲剧特色。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生活经验不足，研究时间短，存在结论不明晰、不深刻，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对悲剧性等问题的认识不够专业等问题。如果希望进一步加深对《窦娥冤》悲剧特点的认识，还需要查找史料探究元朝社会特点，对比同时代悲剧的内容及创作手法，结合生活经验和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才能对《窦娥冤》做出新的评价，和更加深刻的认识。1.廖艳萍.《窦娥冤》的几种解读[D].华中师范大学,2012.2.由奎东. 从《窦娥冤》与《赵氏孤儿》看元人杂剧的悲剧意识[D].首都师范大学,2009.3.徐芳芳. 窦娥悲剧成因的深层探讨[D].河南大学,2011.4.顾学颉.元明杂剧[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7-115【人物关系】 
【矛盾分析】 
【剧本批注】 
【写作提纲】
【评论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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