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倭五王：五世纪的日本与东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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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五王，是指五位活跃于5世纪向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刘宋派出使节的五位倭国之王——赞、珍、济、兴、武。日本进入有可靠文字史料记载的时间较晚，想要了解6世纪之前的日本历史，只能依赖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即使是这两本史料也充满不可靠的具有传说文学虚构色彩的记录。但是，中国古代的史料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此加以补充的作用，3世纪末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中魏书对倭人的记载，对帮助今人了解日本古代的邪马台国具有重要的意义，6世纪初沈约写下的《宋书》，则能帮助我们一窥倭五王的真相。根据《宋书》、《南齐书》与《梁书》简要梳理，结合《日本书纪》的记载，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至梁天监元年（502）约八十年内，倭五王与南朝政权有较为紧密的政治互动，倭王在王位更迭时会主动请求南朝的册封，乃至于按照魏晋制度自号官制与爵位，再请求南朝正式下诏承认。 （现藏于日本福冈市立博物馆的“汉委奴国王印”，汉光武帝颁赐之物。在倭五王时代之前，日本诸岛的政权虽然也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但多为被动受赐官爵印绶，也无熟习中原礼制与汉文书体的记载。）要想了解5世纪刘宋与倭国的关系，首先还需了解两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此时的局势。4世纪时，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大国并立，由扶余人建立的高句丽、百济尤为强大（百济王族自称扶余人，是否为真存在争议），其中高句丽在313年攻克西晋乐浪、带方二郡，将西晋逐出了半岛，由城邦组成的联盟伽倻国国小力微，处于百济和新罗的夹缝之间，处于倭国的掌控之下。半岛的局势同时也受到中国南北朝的强烈影响，337年在中国北方立国的前燕，内部多次发生纷争，有诸多前燕官员在政争失败后逃往高句丽，被高句丽所收留。前燕对此感到不满，于342年高句丽故国原王重修丸都城并迁都于此后发动进攻，攻克丸都并大肆劫掠，盗掘高句丽先王坟墓并掳走故国原王的母亲和妃子作为人质，故国原王落荒而逃，次年不得不向前燕称臣。然而在369年，东晋桓温率军五万北伐前燕，前燕军虽然在名将慕容垂指挥下将桓温击败，但慕容垂与掌权的太傅慕容评之间矛盾激化，被迫逃亡前秦，结果前燕在370年被前秦灭亡。没有前燕压迫的高句丽放开手脚，故国原王于369年发兵两万攻打百济，被百济近肖古王击退，371年的第二轮进攻又被击退。371年冬天，近肖古王借击退高句丽军之势，与太子贵须一同主动进攻高句丽，包围平壤城，倒霉的故国原王在迎战时被流矢射中而亡，百济军攻克平壤，得胜而还，为了巩固对高句丽的优势，百济于次年向东晋朝贡，获封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373年，由于新罗收留百济逃来的人员，两国发生冲突，此时在百济向东晋朝贡的情况下，高句丽则向前秦朝贡，新罗选择在377年派出使者跟随高句丽使者向前秦朝贡，显示了追随高句丽对抗百济的姿态。
383年，苻坚率领前秦大军征伐东晋，却在淝水之战中出人意料地惨败，前秦就此一蹶不振，于394年灭亡。百济于384年朝贡东晋，很可能祝贺了东晋的胜利，逐渐恢复元气的高句丽则在385年出兵辽东，与后燕交战，没能取胜，又于此年攻打百济，双方互有胜负，剑拔弩张。在此背景下，高句丽于391年迎来了一位17岁的年轻新王，中国学界习惯称其为好太王，日本则习惯称其为广开土王，均出自他的谥号“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这位统治高句丽22年的人中之杰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好太王碑文记录了他一生的战绩：396年征百济，398年伐肃慎，400年救援新罗，在其王都新罗城大破倭军，并攻打联合倭国的安罗，404年重创倭国水军，407年再战百济，410年征东扶余。在好太王统治下，高句丽的国土大大扩展，重新成为朝鲜半岛的第一强国，新罗和半岛南部各小国纷纷向其臣服，送出质子，唯有百济不肯屈服，在一度被迫臣服好太王后，又在397年将太子腆支送往倭国作为质子，共抗高句丽，两国从此缔结了长达二百多年的联盟以应对高句丽，如同东亚版的“老同盟”（中世纪法国与苏格兰缔结的长达265年的反英格兰同盟）。同时，由于新罗屡受倭国骚扰，为此也向倭国送去王子作为人质，换取倭国罢兵，因此新罗在此期间同时向高句丽和倭国送去质子。好太王的战略侧重向南，重点的攻击对象是曾射杀故国原王、令高句丽恨之入骨的百济（好太王碑文蔑称其为“百残”）以及积极援助百济同时向伽倻扩展势力的倭国。据好太王碑记载，“九年己亥（399），百残违誓，与倭和通”，“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百济在396年的战争中已经向高句丽表示臣服，但不过三年就背弃和约，还引入了倭国，威胁新罗，使得好太王前期在朝鲜半岛构建的宗藩体系陷入摇摇欲坠之境地。故而在400年，好太王调动步骑五万救援新罗，重点打击倭国在半岛上的分支势力任那，及其影响下的伽倻诸部。高句丽在与中国北方诸政权以及鲜卑乌丸诸部作战中锻炼出来的骑兵发挥了巨大作用。（高句丽舞踊墓壁画，“射猎图”。高句丽作为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骑马射猎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好太王即基于国内习于骑射的部众，组建了“跳荡”之兵。）400年两军在新罗城交战时，倭军在高句丽强大的骑兵冲击下溃散，局部战役的失利演变为倭国在半岛的全面溃败。高句丽骑兵“自倭背急追”，战线变动之快以至于高句丽步兵都没有完全补上骑兵追击过后的城池，只得多次组织当地的新罗人戍兵自守恢复秩序。或许是出于对高句丽骑兵的恐惧，倭国在此之后更多通过海上袭扰援助百济，试图避免与高句丽在陆地接战。然而404年倭国联合百济侵攻带方（今韩国京畿道与忠清北道一带），好太王亲征赴战。高句丽军自平壤南下，以好太王中军为核心的骑兵堵截登岸的倭-百济联军，摆出“盪阵”自左右两翼切入敌阵中冲杀，“王幢要截盪刺，倭寇溃败，斩煞无数。”三年后，高句丽又以步骑五万攻百济，百济已不敢出城与高句丽军野战。而倭国此前被好太王视作争夺半岛南部诸国的竞争对手，在此次战争中并未见有派出援军的记载。倭国及其盟友多次战败的原因在于日本古代原本并不产马，即使在中世时期日本的马匹资源依然又少又劣，因此日本在热兵器兴起的近代以前的外战中极度畏惧骑兵，也正是在5世纪日本开始积极引入并驯养马匹，只是效果有限。虽然对高句丽战事不利，但这一期间大量半岛人员逃往倭国，被称为渡来人，他们带来了包括马匹驯养、铁器制造、陶器冶炼等大陆先进技术和知识，大大促进了倭国的发展。412年，39岁的好太王英年早逝，在笔者看来他再活二十年便能一统朝鲜半岛。好太王如流星般的逝去，让半岛格局重新走向均势，百济与新罗实现联合、唇齿相依，再难被高句丽征服，高句丽和百济争相试图与东晋和后继的刘宋展开外交打开局面，在此背景下，倭五王也开始了对刘宋的外交。而好太王麾下高句丽骑兵对倭国及其盟友的军事震慑，极大地刺激了倭五王时代引进大陆各类人才与技术的需求，深刻影响了此后日本与东亚大陆诸政权的交往。（供奉“阿智王”的日本神龛。阿智王传说为东汉宗室刘阿知，在《日本书纪》中被称为“阿知使主”，作为渡来人的代表被履中天皇赐姓“汉直”，又称“东汉氏”。）在好太王刚刚去世的413年，新的高句丽长寿王便向东晋派出使节，此时距离高句丽上次出使东晋已经过了70年，原因显然是高句丽在前秦覆灭、好太王去世后需要引入新的外部力量。奇怪的是，倭国也在266年最后一次向西晋遣使近150年后派来了使节，献上了貂皮、人参等物，但这些物产并不见于倭国，反而常见于高句丽，更重要的是，很难想象此时与高句丽为敌的倭国使者会与高句丽使者同行。因此，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次所谓的倭国使者是高句丽为显示自身实力而安排的伪使，从结果上来看，高句丽长寿王被封为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倭国却没有提出或得到任何官爵封赏，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此时统治百济的腆支王曾经是百济在倭国的质子，正是在倭国的大力支持下才于405年成功即位，之后为了应对好太王的攻势，也需要他与倭国保持友善关系，409年，倭国赠予百济夜明珠，418年百济赠予倭国白锦，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密切。416年，东晋主动派来了册封腆支王的使者，这是对百济此前多年频繁朝贡东晋的奖励，也体现了东晋有意与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同时保持友善关系，加强对北魏的压力。但是，此时的东晋已经摇摇欲坠，大将刘裕平定内乱，对外攻灭南燕、谯蜀、后秦，掌控大权，威望如日中天，终于在420年接受晋恭帝禅让，取东晋而代之，刘宋的时代开始了。出身寒微的宋武帝刘裕，与南朝强大的门阀士族之间隔阂极深，非常需要更多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在即位第二个月升原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琏（即长寿王）为征东大将军，原镇东将军百济王余映（即腆支王）为镇东大将军，应当是希望加强与两国的关系，鼓励两国继续朝贡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刘裕的举措取得了效果，此前一百多年未曾前来的倭国在421年遣使而来，显然是一个惊喜，那么，倭国又为什么会走出这一步呢？此前不久的420年，与倭国关系友好的百济腆支王去世，倭国很可能通过他得知了不少百济朝贡的信息，也了解东晋朝廷大致的局势，产生了想要加入朝贡提升自身影响和地位的意愿，而在得知刘裕初立提升高句丽和百济官职的消息后更加按捺不住，不想坐视高句丽、百济加官晋爵而自己作为同样的区域强国却一无所有，加上新皇初立这一难得的契机，便略显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遣使之前，倭国显然做了功课，在与南朝交涉时，高句丽和百济王都为自己起了汉名，高句丽取国名中“高”字为姓，标榜自己扶余人身份的百济王则以“余”为姓，倭国加以效仿，以国名“倭”为姓，这样倭王便以“倭赞”的名字出现在了刘宋的视野之中，这位“倭赞”，尽管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他便是《古事记》中的第16代仁德天皇。面对倭国使节，刘裕发布诏书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但没有记载倭王获得了什么官爵，从之后倭王获得的封号来看，倭王赞获得的应是倭国王、安东将军的封赏，尽管刘裕对倭国前来感到欣喜，但毕竟高句丽和百济来往更多、关系更加密切，对威胁北魏也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倭王得到的将军号比两国低了一些。担任刘宋册封的将军还标志着获得了设立将军府的权限，高句丽、百济、倭国在获封后都设立了各自的将军府，425年，赞再次遣使，使者被记录为司马曹达，之前几年高句丽、百济的使者则是长史高翼、长史马娄、长史张威，实际上长史是大将军府地位最高的府官，司马则是将军府的最高府官，再次显示了倭王没能像高句丽和百济王一样获封大将军的劣势，即使如此，设立将军府也是日本古代从中国引入官僚制度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意义。438年，倭王珍（第18代反正天皇，但反正天皇是仁德天皇之子，珍为赞之弟，如果珍为反正，则赞为第17代履中天皇，有争议，或许仁德天皇和履中天皇都使用了倭王赞的名义，赞的几次遣使来自不同的天皇）遣使刘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秦韩即辰韩，慕韩即马韩，伽倻、任那地区即弁韩，是为传统意义的“三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告知自己的兄长倭王赞已经去世，并提出希望正式得到宋帝的册封与任命。这里珍提出由安东将军升为安东大将军，最重要的却是要求都督六国军事，直接凌驾于百济、新罗两国之上，可谓是惊人的要求。刘宋没有接受珍的请求，继续延续了给予倭王赞的安东将军封号。不过，倭王珍此番提出的要求应当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珍自知对刘宋而言，作为半岛第一强国且与北魏接壤的高句丽的地位是倭国难以相比的，但对于相比鼎盛期领土大大缩水、依赖自己抵抗高句丽的百济，倭王难以接受百济王拥有比自己更高的封号，产生了轻视并想要将百济纳入自己属下的想法。另一方面，自称中原官号后再请除正的“先斩后奏”之举，是高句丽、百济与汉晋南朝交往中都较为罕见的行为，而前凉等与建康朝廷有特殊关系的政权才会依据原有的官位自行安排职位的传承，再请旨正式册封；珍此举不仅是倭国对大陆交往中一次大胆的出击，也摸清了倭国在刘宋朝贡体系中的定位，为此后“世修贡职”、正式取得都督号与大将军号奠定了基础。 此外，刘宋还答应了珍给其他倭国王族、豪族封号的要求，封倭隋等十三人为将军，有趣的是，倭隋被封为平西将军，与珍的安东将军同为三品将军，差距极小，看来倭隋是与倭王珍几乎可以平起平坐的人物。日本学者对5世纪的古坟群进行研究，指出同一时期的古市古坟群和百舌鸟古坟群在规模上相差无几，显然还有另一股能和王族举足轻重的势力，倭隋恐怕便是这一势力的代表。刘宋在册封倭王的同时，往往会依据倭使提供的名单加授倭王之下的诸领主以将军、郡守名号，亦可见豪族在倭五王时代日本政坛的重要地位。（大仙陵古坟鸟瞰图，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古市-百舌鸟古坟群的一部分，日本宫内厅认定为仁德天皇百舌鸟耳原中陵。）在中国北方，北魏的崛起受到高句丽关注，高句丽于435年向北魏派出使节，长寿王被北魏授予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的官爵，北燕末代国君冯弘在北燕覆灭后逃往高句丽，高句丽一度拒绝向北魏交出冯弘，但最终还是将他杀死了。百济则在毗有王427年即位后，不知是新王无意亲近倭国抑或倭国如前文所述的看轻百济，两国关系进入低谷，直到461年才再次派遣使节。同时，百济却开始与新罗接近，两国在433、434年和亲并交换礼物，过往的高句丽、新罗—倭国、百济格局向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转变，但倭国与百济的友好关系也没有完全中断，倭国此期间向刘宋遣使交通依然很顺利，这离不开百济的帮助。443年，倭国使节再次来到刘宋，这次他们所代表的是新的倭王济（第19代允恭天皇），《宋书》记录了赞与珍的兄弟关系，却没有提到珍与济的关系，倭王济应当是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提及此事，依此推测，他和珍恐怕并非直系亲属，其间恐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符合《古事记》中允恭仅仅是反正同母弟的关系，甚至也许倭王济便是前文提到能与倭王珍平起平坐的倭隋之后。《宋书》没有提到济的要求，因此济应当只是延续了之前安东将军和倭国王的要求，采取了谨慎姿态。而在此前后，倭军却对正与百济交好的新罗发起了进攻，只是此次攻势似乎三心二意，在新罗的计谋下目标转向了伽倻，又因为百济介入而中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或许仅仅是出于对百济舍倭国而亲新罗外交的不满。450年，文帝刘义隆治下的刘宋遭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大举进攻，北魏军虽然终被击退，但刘宋损失惨重，国力一落千丈。倭王济在次年再次遣使，此时他应该已经稳固了对倭国内部的统治，可能也是想抓住这个刘宋在遭受重创后急于吸引外国朝贡恢复权威的机会，开始谋求珍所未能得到的都督六国军事的地位，同时请求赐予自己臣下23人称号。奇怪的是，《宋书·文帝本纪》称倭王济成功升为安东大将军，《宋书·夷蛮传》倭国条却称刘宋满足了济都督六国军事的要求，但仍是安东将军。济之后的倭王兴仍是安东将军，那么济应当也是安东将军，那么《夷蛮传》的记载准确而《文帝本纪》有误。很重要的一点是刘宋重新定义了都督六国军事中的六国，倭、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与倭王要求相同，却把百济改为加罗，说明刘宋仍然重视百济的地位，倭王济还是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收获，这同时也说明了刘宋对新罗远不如对高句丽和百济重视。此外，刘宋满足了济赐予23名臣下称号的要求，有日本学者认为倭王济和之前的珍都有通过刘宋赐予的官爵明确自己和臣下等级的意图，是很有道理的。 454年，高句丽长寿王派兵攻击了新罗，次年9月，百济毗有王去世，10月长寿王立即出兵攻击百济，但百济在新罗支援下击退了高句丽军，百济、新罗的同盟更加紧密，但倭国仍以新罗为敌，在459、462、463年连续出兵攻击新罗，均被击退，对倭王而言，刘宋所认可的其都督新罗军事的权力显然是出兵的重要法理来源。在倭国与新罗之间为难的百济，在审时度势后决定对两国同时发展友好关系，毕竟与其中任意一国闹翻都十分不利于抵抗高句丽，于461年向倭国派出王弟昆支作为质子。（韩国风纳土城遗迹，被认定为百济慰礼城的一部分。百济中前期，慰礼城长期作为与高句丽交战的重要城塞，倭国、新罗都曾派出援军协助守城，擅长骑战的高句丽军亦多次围攻此城。）462年，倭国使者再度来到刘宋，通报了倭王济去世、济的“世子”兴（第20代安康天皇）即位的消息，兴继续得到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没有提出更多要求，看来他的统治也不太稳定，这与《日本书纪》安康天皇逼死长兄夺位的记载相符。同时，刘宋此时也不太重视倭国的情况，而是把重点放在争取高句丽上。此时的北魏国力强盛，相对刘宋优势明显，高句丽也渐渐倾向于北魏，刘宋在463年任命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待遇与司徒、太尉、司空一致，这是仅有仇池、北凉、吐谷浑获得过的待遇，但高句丽态度不冷不热，对北魏的遣使频率比对刘宋高得多，只因高句丽把重点放在南方的百济、新罗方面，自然不想得罪强大的北魏。同时，高句丽的威胁令百济深感压力，于468年由世子文周向倭国赠予了传世至今的文物七支刀。469年，北魏夺取山东半岛占据了交通要道，就连百济也在472年向北魏遣使，历数高句丽结好柔然、刘宋，杀害百济派往北魏使者，意图对北魏不利的罪行，挑拨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南朝在对高句丽、百济外交中相对北朝的优势地位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藏于奈良石上神宫的日本国宝七支刀，百济赠予倭国的礼物。根据宫崎市定的研究，七支刀是百济世子文周专门为倭王打造的新式刀剑，专用于仪仗；刀身铭文显示百济与倭国在南朝的宗藩框架下展开符合礼制与名分的交往，反映出两国之间复杂的外交进退，可见当时波诡云谲的东北亚局势。）北魏并不认可百济提交的证据，没有为此讨伐高句丽的打算。475年，长寿王派出三万军队攻打百济王都汉城，此时百济已经在连年与高句丽的战争中精疲力尽，无力抵抗，汉城被围攻七天后在新罗援军赶到前陷落，盖卤王在逃走时被擒，与家人被一起处决，百年前故国原王被百济军射杀之仇终于得报。百济几乎陷入了灭亡的绝境，但希望之火没有就此熄灭，之前被派出向新罗求援的文周被百济遗民拥立为王，在熊津建都重建百济，让百济的国祚继续绵延了近二百年。盟友倭国此期间虽然没有出兵，但此前待在倭国十多年的百济王族昆支在477年回到了百济任职，倭国显然也在准备援助百济。478年，倭王兴之弟武（第21代雄略天皇）的使节来到刘宋，告知兴已去世，这次武不但提出要升为安东大将军，还要都督原六国加上百济的七国军事，并得到和高句丽相同的开府仪同三司，这显然是倭王得知了高句丽所获封赏后意图得到同等待遇的意愿。在高句丽倒向北魏、百济国力衰微的形势下，刘宋虽然没有答应其他要求，但终于答应了升倭王武为安东大将军，武成为首个升为二品将军的倭王（排除此前关于济不可靠的记录）。倭王武的使者还呈递了一篇很长的上表文，全文记录在了《夷蛮传》中，首先说明倭王世代的功绩及作为外藩对刘宋的倾慕，随后话锋一转，指责高句丽对外大举扩张、阻塞前往刘宋的交通，称其父倭王济本想出兵讨伐却不幸逝世，如今正在训练军队攻打高句丽准备一举将其摧毁。由此看来，倭王武是个颇欲有一番作为的君王（据《日本书纪》雄略天皇是在诛杀多人后登上皇位），他的上表文表达了强烈的攻打高句丽的意愿，也隐含了希望刘宋疏远高句丽的想法，这与前不久高句丽攻克汉城、几乎灭亡百济显然存在关联，但他远征高句丽的决心是否为真仍存在争议。表文末尾，武表示“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倭王熟练地运用汉晋故事解释自假官号与除授属下的行为，可见当时的日本政权已能基于实用主义运用中国朝贡体系赋予的合法性进行本国国内的政治实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上表文格式工整、引经据典，显然是颇费了一番功夫，也反映了倭国对汉学了解的进步。这时，大陆移民中的豪族如秦氏、东汉氏等进入了大和政权的核心，汉魏文字与文学范式已经与日本古代王权深度结合，是为中原“王言之制”主导飞鸟、平安时代日本律令制国家运行的先声。（雄略天皇于葛城山猎野猪图。有观点认为，中国史籍记载的“倭王武”即《古事记》中的雄略天皇。他在位时期，利用渡来的“吴人”与“秦民”大力发展养蚕、酿酒等手工业。）然而，在倭王武费尽心思安排使者来到刘宋阐述自己的计划时，刘宋却已经走到了尽头，将军萧道成在477年杀死皇帝刘昱，改立顺帝，并击败了忠于刘宋的反抗势力，于479年接受顺帝禅让建立南齐，自知难逃一死的顺帝在说出了著名的“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后不久被杀。同年，南齐便升派来使节的倭王武为镇东大将军，就此让武得到了与百济同等的将军号，然而在之后却没有得到武的积极响应，武直到502年南齐灭亡都没有再度遣使。从481年开始，高句丽可能是自认已经摧毁了百济，将攻略重点转向新罗，连续多次发兵攻打新罗，顽强重建的百济于484年向新罗派出了援兵，并在495年两国实现联姻，百济王娶了新罗重臣的女儿，这微妙地反映了百济衰落后两国相对地位的变化。同时，倭国却一反倭王武此前上表文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攻打高句丽的计划，于482年、486年反而攻击了正在艰难抵挡高句丽的新罗。由此来看，如果倭王武的征高句丽计划为真，那他的统治显然出现了某种问题，在倭国内部应当存在一股强大的主张攻打新罗的势力，让武进攻高句丽的计划难以推行，而进攻新罗的倭军恐怕也并非是受到来自武的命令，而是豪族的自发行动；如果征高句丽计划为假，那么倭王武在上表文中长篇大论的发言就是针对刘宋给予高句丽长寿王的优厚待遇而发，他试图表明倭国与高句丽水火不容，刘宋只能二选其一，而比起亲近北魏的高句丽，倭国才是值得刘宋给予最高待遇的国家，武想要得到与长寿王同级甚至更高的待遇。但客观而言，相比与北魏接壤的强国高句丽，悬于海外的倭国对刘宋利用价值实在太少，倭国的野心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南半部，这与刘宋的利益缺少关联，从地缘角度来说刘宋确实没有任何对倭国青眼相加的必要。然而，在费尽心思提交上表文后，刘宋自己却骤然灭亡了，对倭王武而言恐怕大失所望，对南朝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而502年南齐立国仅仅二十余年便覆灭，更加佐证了这种观感，不稳定的政权所提供的封赏自然也不具有足够的法理权威，因此尽管武的将军号先是被提升为和百济同级的镇东大将军，在南梁建国的502年又和百济一起被提升为征东大将军，但对倭国而言，南朝册封的官位此时已经大大贬值了。此外，南齐在禅代后一反常态，一方面不阻止国内对于篡宋禅代的讨论，另一方面还对原刘宋各朝贡国进行紧急外交、对各藩邦首领进行册封乃至加官；与此同时，汉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北魏断绝了与南齐的交通，并以帮助刘氏夺回皇位为名筹备南征，南朝极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倭国的外交态度，并非东亚诸国的特例。最终，倭王武及之后的倭王直到隋朝都没有再次遣使，再次消失在了中国的视野中，但这也不过是暂时的疏离，在7世纪由倭国改名为日本国之后，唐朝与日本迎来了新的遣唐使高峰。（梁萧绎《职贡图》宋摹本残卷，倭国使臣像。南朝实乃日本学习中国政治文化的关键时期，从进贡生口的“蛮夷”到能使用形制汉书的“藩国”，再到隋代“日出处天子”之号，可见日本从古坟时代到飞鸟时代社会文化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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