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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30日，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参战，但租界工部局却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一块空地上，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英勇抗敌的壮士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孤军营是战士们自己平出来的很大一块旷地。在旷地上，战士们不仅修建了十几幢房子，还平出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中山堂、大礼堂。一幢房子可以住一个连，中山堂可以容纳四个连同时开饭。  1854年7月11日，上海租界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开始形成自己的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套类似于政府的体系，进行相应的行政管理活动。工部局在实质上担任了租界市政府的角色。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该工部局宣告结束。 虽然身陷孤军营，可官兵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 从1938年元旦起，谢晋元开始记日记，在谢晋元的日记中，清楚地记录着孤军营的作息时间： 起床4时30分 早操5时至7时 万国商团白俄队检查人数8时 早餐9时 上课10时至11时30分 晚餐4时 拳术或唱歌5时至7时 就寝9时 杨养正回忆说，当时有大学教授教他们读书。他们还经常开运动会，举行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的友谊赛。 为了改善官兵的生活，团长谢晋元带领战士们开办了许多小工厂，有织袜子的、做毛巾的、做肥皂的。当时，他们制作的毛巾上都写着“上海四行孤军生产工业社出品”。孤军的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外，全部拿来支援抗战。那些毛巾有的卖到了香港，香港人拿着都舍不得用，都用来做纪念。 一年以后的1938年8月13日，孤军营升国旗纪念抗战一周年，这一举动引起租界不满，他们害怕日军以此为借口伤害他们的利益，租界里的英国军队要求把国旗降下来。 谢晋元说：“弟兄们，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有种没有？”大伙儿回答：“有！”战士们为了保卫这面国旗进行着殊死的抗争，最后，租界工部局使出了催泪瓦斯弹，无以为抗的战士们被打退了，国旗被迫降下，108位战士受伤。  上海市民听到这个消息，连日抗议罢市，后经民众团体交涉，工部局被迫让步，允许今后纪念日可挂国旗，但旗杆被截去一节。 被监禁的时间在无限期延长，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又连连失利，有时基本的军饷都供应不上，孤军中的苦闷情绪越来越重。蒋介石一次次发电报，让谢晋元和孤军们一定要艰苦奋斗，坚守孤军营，使其他同盟国逐步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那段时间，团长谢晋元常常失眠。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谢晋元依然艰苦地坚持着。他在日记中无比伤感地写道： 余竭尽心血，对内对外之艰苦支持，已至力竭声嘶。使余有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之痛。当余追忆几年来经过时，不禁流泪，诚以几年来之惨痛生活，何以用言语形容。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向谢晋元诱降，谢晋元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他说：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绝不当外国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谢晋元和以往一样率领官兵早操，但这一天突然有四个士兵迟到了。杨养正说：“谢晋元团长一看他们来了，就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他们在那儿站着不动。当时我们谢晋元团长就这一点儿错，他本人自己去搜他们的身。”谁都没有想到，这四个沉默不语的士兵竟然是叛徒，他们突然拔出预先藏好的匕首行刺。毫无防备的谢晋元团长身中数刀，流血不止，下午6时悲壮长逝。那一年，他37岁。  4名叛兵最后归宿 谢晋元被杀害后，舆论直言4个凶手的后台是日本人。租界工部局特别法庭对4名叛兵提起公诉，于1941年6月27日做出判决，以共同杀人罪，判处郝鼎诚（下士）、张文清（下士）、尤耀亮（下士）、张国顺（上等兵）死刑。一种说法是：死刑执行了，日方未予干预。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日本人施加压力，迟迟未予执行。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等国宣战，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日军将杀害谢晋元的4个凶手开释。 四个凶手当场被擒，后交代是汪伪政府收买所为。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前往吊唁者达十余万人。5月8日，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谢晋元的遗体被埋葬在其孤军营宿舍门前的小花园内。 谈到谢晋元团长，王文川和杨养正难掩悲伤，几近泣不成声。近70年后，这种悲伤丝毫没有减弱。王文川说：“我们谢晋元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 谢晋元曾经送给王文川一把口琴，这把口琴，王文川一直留到现在，但他很少吹，因为每次吹都会想起团长。这一次，他颤颤巍巍地吹响了这把口琴。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吹了。 鲜为人知的极远迁徙：巴布亚新几内亚 谢晋元遇刺后，孤军营里官兵的士气越来越低迷。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不再是安全岛，上海全部沦陷。 王文川、杨养正和一部分孤军被押往玉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但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哪里，他们也不清楚。 困守四年有余的孤军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1942年秋的一天，一艘日本军舰秘密航行在太平洋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军舰的最底层，关押着36名苦工，他们就是另外的孤军。军舰在太平洋上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的一个荒岛上。岛上共有160名战俘，有英、美等国战俘，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战士，两年过后只剩下38人。 在国内的王文川和战友们，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逃走。 一天，一个老乡一家三口趁机将王文川藏在顶棚里。收工点名的时候，日军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王文川说：“那一天特别危险，他们（日军）实际上不知道，他们拿刺刀捅那个顶棚，差一点捅到我。日本人走了，老乡把我送到南京车站，我从那里跑出来了。”  在敌人的刺刀下侥幸逃生的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从安徽芜湖，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走到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王文川至今不知道那位善良的农民叫什么，他也没有机会报答他们了。 杨养正也逃走了，他和另外两名战友趁着收工，抢了日本人的枪。后来他们遇到了新四军，护送他们到了安徽。 几年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他们自由了。只是曾经奋勇杀敌的壮士们，如今却只能四处漂泊。 1945年8月，没有逃走的孤军看到日军垂头丧气，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蛮横，这时他们才知道，就在8月15日，日本宣传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战俘营沸腾了，孤军们立即把看守他们的日军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小岛上也是一片欢呼声，中国的劳工和盟军士兵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杨养正说：“日本投降以后，所有军官每人晋升一级，所有士兵一律提升为军官，愿意退休回家的你回去，可以发钱给你回去。我晋升了一级，晋升为少校，但是我不干了，日本投降就算了，我退役。” 杨养正退役了，王文川最终也离开了部队。 1946年，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纷纷返回家园，一百多名散落各地的“八百壮士”也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老团长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团长的遗孀凌维诚也携子女回到了上海。像丈夫当年一样，凌维诚承担起了照料孤军官兵的责任。 此时，国民政府动员八百壮士归队服役，壮士们的回答是：“仗，我们打够了，不想再打了。”他们有的人在上海靠做各种苦工维持生活，有的人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伤兵则流落街头……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他在老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失声痛哭。在这60年里，他隐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连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王文川的儿子王家宾也已经60岁了，他说：“别看现在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小的时候，王家宾跟别的孩子一样淘气，每次开完家长会，回来后都会招致父亲的责骂，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挨打，甚至让他们下跪。这种在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想象的体罚，在当时都是常事。  王家宾一直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么粗暴。而在其他人眼里，王文川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有些孤僻。 直到哭倒在老团长雕像前这一刻，压抑多年的心情才终于释放，孩子们也终于理解了父亲。 2009年8月，王文川的语言能力基本丧失，在那个有些破旧的小屋里，老人显得愈发沉默。 2009年一个冬天的早上，92岁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最后愿望是能够再去四行仓库看看。 同年，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位壮士郭兴发老人，只是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离开后4天，郭兴发安然离世。 已知“八百壮士”共212人，仍在世的仅杨养正一人。 2008年12月23日，一篇名为《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津》的帖子引起广泛关注，文中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在拉布尔附近偏僻的山坡上发现数百名中国抗战将士的墓地，其中有包括“八百壮士”在内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士，以及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在抗战中被日军俘虏，后被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遇难。这些墓地建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当地的华侨和被盟军解放的中国战俘共同为死难的战友修建。经过60多年后，由于火山频频喷发，当地华侨纷纷移民他地，导致这些中国抗战军人的墓地失去保护，年久失修，破坏严重。 2009年3月17日，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启动“迎接抗日壮士遗骸回国”活动，计划派出先遣队赴巴新调查，争取在年内完成流落在当地的抗日将士们遗骸的身份确认工作，并将将士们的英灵接回祖国，在国内举行迁葬仪式，让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早日叶落归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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