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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上期聊到诸葛恪赴宴担心被毒酒谋杀，他钻到用毒的牛角尖里去了，一门心思防毒，自带药酒进去，带剑穿鞋上殿，先向皇帝孙亮谢恩，回到座位坐下。侍者倒酒，诸葛恪自然不会喝。孙峻为了打消诸葛恪的怀疑，说：“使君病还没好完，应当有常服的药酒，可以取来喝。”诸葛恪就喝自己带来的酒。 八卦几句药酒。现在常识是药酒一般要用高度白酒来泡，原因是必须依靠酒精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溶解中药里的药性（酒精是半极性有机溶剂），三国时是米酒，酒精含量很低，连现在的啤酒都不如，又很浓稠，怎么泡得出药酒呢？有点神奇。 《黄帝内经》里有“汤液醪醴论篇”里的“醪醴”就是指的药酒，也就是说起码战国时就有药酒，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的药酒是什么样子的，估计是像芝麻糊一样的糊糊吧？ 元代时酿酒的蒸馏技术由中亚传入中国，才有了清澈透明的高度白酒，元以后的药酒和今天的差不多一样。
喝了一阵后，孙亮起身先走，孙峻也借口上厕所出去，出去后脱掉长衣，换上精干短服，提刀冲进来说：“有诏拿下诸葛恪！”诸葛恪惊吓而起，仓促之间拔不出剑来。孙峻挥刀砍杀过来，张约在旁边拔刀护卫诸葛恪，二人同时砍向对方，张约砍伤孙峻左手，孙峻砍断张约右臂。 早已埋伏好的刀斧手此时一拥而上，乱刀杀死诸葛恪。孙峻高呼：“只杀诸葛恪一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峻杀了诸葛恪后，让士兵清除干净地上的血污，竟然继续在那里喝酒宴饮。不知道他怎么还喝得下去，也许是借此安抚激动的情绪，或者给自己壮胆。 诸葛恪死时五十一岁，死后，孙峻让人用苇席裹身竹篾束腰，扔到建业南边一个叫石子冈的乱坟堆里。 光处理掉诸葛恪还不能算完事，诸葛恪还有儿子、兄弟、党羽，必须迅速除掉才行。孙峻派无难督施宽去集结屯住江陵的镇东将军施绩、屯住夏口的镇南将军孙壹以及将军全熙等攻打屯住公安的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 前面讲过，诸葛融有名士之风，无将帅之才，突然听说大军来攻，不知道该咋办，等到进攻部队把城包围后，没做任何抵抗，服毒而死，三个儿子也被杀了。 诸葛恪的长子诸葛绰，任骑都尉时党附鲁王孙霸，孙权处理二宮并争之事时，将其交给诸葛恪处置，本来是放了诸葛绰一马，结果诸葛恪居然将儿子毒死了。 虎毒不食子啊，不管诸葛恪是为了消除后患，还是因为儿子不与自己一起党附孙和，是政敌，都不应该这样做，这种行为太过丧心病狂。
二儿子诸葛竦，任长水校尉。小儿子诸葛建，任步兵校尉，听说诸葛恪被杀，带着母亲乘车逃亡。孙峻派骑督刘承追杀，在白都（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西南）将诸葛竦斩杀。诸葛竦是个明白人，多次对诸葛恪不合理的行为进行劝谏，诸葛恪不听，自己总是担忧会惹来祸害，果不其然。 诸葛建逃过长江，准备北投魏国，被徐平的部曲抓获。徐平是曾任吴国零陵太守徐陵的儿子，诸葛恪征丹阳山越时，曾以徐平为丞，后来升任武昌左部督，是诸葛恪的故吏，就放走了诸葛建。谁知没跑多远，又被其他追兵抓获。 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张昭的孙子，张承的儿子，张承娶诸葛瑾女儿为妻）、常侍朱恩等人，全部被夷灭三族。 诸葛恪故吏临淮人臧均上表请求收葬诸葛恪，孙亮、孙峻同意。孙休为帝时，有朝臣请求为诸葛恪立碑，遭到博士盛冲的反对。孙休也不同意，说：“盛夏出军（指合肥新城之战，在夏四月），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盛冲反对得是。” 这是史料记载的孙峻谋杀诸葛恪的原因和过程，诸葛恪一反常态的癫狂暴戾危及到吴国政权的兴衰和社会的安稳，固然该杀，但深究下去会发现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其根源是在孙权身上，这件事情是二宮并争的延续。 前面讲过，诸葛恪是孙和嫡妃张妃的舅舅，曾亲口许诺要让张妃“胜过其他人”，言下之意就是要为孙和平反。孙和被贬为南阳王后居住长沙，诸葛恪又有迁都武昌的意思，民间就出现诸葛恪要迎回孙和的谣言。而孙权病重期间确实有迎回孙和的意愿，因为孙鲁班的阻扰没能实现。
孙和回归，有两种方式：一、取代孙亮；二、为王。无论哪种方式都会严重威胁到孙亮的地位，孙和、诸葛恪一党与孙亮、孙鲁班一党势必要拼死一搏，而孙峻是孙鲁班的情夫，肯定会站在孙鲁班这边。 从诸葛恪同时实施的另一项政策来看，取代孙亮的可能性较大。这个政策就是将凡是在滨临长江重镇兵马集中之地的诸侯王全部迁徙到内陆地区，琅邪王，居住虎林的孙休就是因此被迁徙到丹阳郡的。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有什么理由要迁徙诸侯王呢？如果不能以孙和为帝，又怎么能让张妃“胜过其他人”呢？诸侯王妃多的是，要胜过这些王妃，只能是皇后。 在这个背景下，不论诸葛恪有没有那些错误，孙峻、孙鲁班都会对诸葛恪下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也有理由相信孙峻杀诸葛恪背后有孙鲁班的影子。 直接的证据是孙峻杀诸葛恪后，立即剥夺孙和南阳王的印玺绶带，流放新都，接着又派使者赐他自尽。如果孙峻仅仅是要杀诸葛恪，又何必急着对孙和下手呢？ 诸葛恪上任即杀孙弘，是二宮并争的延续，孙峻杀诸葛恪同样也是，这就是历代学者认为吴国亡在孙权手里的原因。
孙峻杀了诸葛恪后，由武卫将军陡升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朝中大权全部落入其手。 诸葛恪252年5月秉政，第二年十月被杀，掌权时间还不到一年半，真就是昙花一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三节 诸葛恪的性格悲剧 检视诸葛恪的一生，可以发现其人有性格上和心理上的缺陷，就死在这些缺陷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性格悲剧、心理悲剧。 性格上他是恃才傲物、好大喜功、刚愎自用。 恃才傲物。从青少年时就见谁怼谁，无论是皇帝、太子，还是大臣、朋友、外来使节，甚至自己的亲叔父，毫无谦卑，毫无自省。 有人对陈寿记载诸葛恪那些怼人的事情很不满，认为“凡此诸事，皆口给御人，或抵侮大臣，或启衅邻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为笑，人道无复可论矣，何足以辱简牍哉！”根本就不该记载。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陈寿之所以记载这些事情，就是想说明“其非大器”，难以成大事。后一种说法好像更合理。 陆逊对诸葛恪很有意见。244年，陆逊任丞相，诸葛恪给陆逊写了一封信，即《与丞相陆逊书》，主题就一个，人各有长短，不要求全责备。诸葛恪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围绕这个主题旁征博引，议论说理，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为什么诸葛恪要给陆逊写这么一封信呢？因为诸葛恪知道陆逊嫌弃他。具体在哪些事情上嫌弃他，有什么表现，史书上没有记载。从诸葛恪信中极力阐述人各有长短，不要求全责备的内容来推测，应该是诸葛恪的一些短处为陆逊所嫌弃，很遗憾不能知道具体内容，不然可以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诸葛恪。
陆逊是吴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江东世族领袖，出将入相，刚直不阿，一身正气，如果被他嫌弃的话，大概率是被嫌弃的这个人有问题，但诸葛恪信中丝毫没有反省自己有什么问题，愿意改正这些问题，而是一味单方面地要求陆逊不要求全责备。 好大喜功。不愿意做繁琐的具体事务，总想做能引人关注的事情。让他做管粮谷的节度，他不喜欢，有怨言。让他领兵呢？他愿意，并且一去就要求打最难打的丹阳山越，然后又要求去前线屯田，竟然还想打寿春。 并不是要否定诸葛恪平定山越，偷袭魏国的功劳，前面已经肯定过了，只是说诸葛恪就喜欢挑这种能引人注目的事情来做，总是希望吸引众人的目光，成为中心人物。 打合肥新城更是好大喜功的表现。他本来只是想到淮南掳掠人口，有些不满意此次出兵的将领故意刁难诸葛恪说：“引军到淮南去，那些百姓早跑了，劳师动众，却没有多少功劳，不如去攻合肥新城。新城有难，魏国一定会派兵来援救，围点打援，一定大胜。” 这些人以为诸葛恪不敢去打新城，去淮南有没什么意思，就会取消这次行动，那里会想到诸葛恪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不但没有觉得这是在为难他，反而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建立大功，真就率军去打新城。 东兴之战后，诸葛恪其实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机，危，指的是功高盖主，容易遭人猜疑，引来杀身之祸。魏国曹芳张皇后的父亲张辑在东兴之战后就看到了这个危险，上书断定诸葛恪离死不远。司马师不解，问他个中缘故，他说：“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想要不死，可能吗？” 机，指的是诸葛恪应该趁自己如日中天时进一步巩固权势，笼络人心，筑牢根基，达到无人可以撼动的高峰，才能确保自身安危和富贵。 可惜诸葛恪被东兴之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有看出这其中隐藏的危机。
刚愎自用。孙权最初不愿意让诸葛恪担任辅佐大臣就是看出他有刚愎自用的缺陷，是在孙峻等人的极力坚持下才答应的，估计孙权是病得太重，没有更多精力体力来思索决定这件事，以孙权善于识人用人的特长，如果是在清醒状态下，恐怕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 这种情形和曹睿临终前神志不清时被刘放、孙资纠缠不休而决定用司马懿为辅佐大臣有些类似。 诸葛恪在决定要北伐前专门写了篇文章来说明为什么要北伐，认为以前吴国不敌魏国是因为曹操将多兵广，如今老将凋零，新人还没有完全长大，加上司马懿才死，司马师幼弱，即使有智谋之士，也得不到重用。此时正是讨伐魏国的大好时机。文中还对叔父诸葛亮北伐失败深为感叹。 前面说过，这基本上是自娱自乐的意淫，诸葛恪没有诸葛亮之才却想成诸葛亮之功。 面对反对北伐的声音，诸葛恪根本不听。吴国诸大臣认为经东兴一役后将士疲惫，不宜再打，诸葛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坚持反对意见，诸葛恪干脆叫人把他赶出去。诸葛恪以前的朋友丹阳太守聂友写信来劝谏，诸葛恪也不听，一意孤行。 心理上则是存在选择性障碍，并且脆弱不堪，没有抗压能力。 他的选择性障碍主要表现在只选择自己喜欢听的话，不喜欢的一律不听，似乎不听就不存在了一样。 比如平定丹阳山越后，孙权派尚书仆射薛综代表自己去劳军。薛综去之前，写了一封慰劳信给诸葛恪，大肆吹捧了诸葛恪一番，其中有“周之方、召，汉之卫、霍，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的话，大家熟知的卫青、霍去病都不足以和诸葛恪相比。诸葛恪就喜欢听这类话。 而在新城之战时，吴军因饮用水质不干净引起传染性痢疾，大半士兵染病，死伤涂地。每个军营每天都有将士生病的报告，诸葛恪居然认为是欺诈，要杀来报告的部属，以至于没人敢再去报告疫情。 将士染病，士气低迷，镇南将军朱异（朱桓之子，朱据之从侄）给诸葛恪去信，建议快速赶至豫章，袭击石头城（即豫章城），不出数日就可以攻克。诸葛恪不同意，气得朱异将书信扔在地上大骂诸葛恪。诸葛恪大怒，立即夺了朱异的兵权，并将朱异罢官遣送回建业。
都尉蔡林多次提出攻打新城的计策，诸葛恪不用，蔡林一气之下率部投降了魏国。司马孚正是在蔡林口中得知吴军士兵大量染病的情报后才决定大军出击的。 诸葛恪一生顺利，就只在新城之战中惨败。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心理健全的人完全可以接受失败，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东山再起，最著名的就是曾国藩的屡败屡战，最终获胜。诸葛恪却连一次都经受不起，一蹶不振，战败后居然连京城都不敢回，被迫回去后又性情大变，敏感多疑，还要自不量力去打青州、徐州，就是想挽回脸面。 从诸葛恪回京后罢免了他出征新城后新任的各署令长职司，和调换宫中宿卫部队这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出，诸葛恪并没有完全掌控朝中权力，他出征在外时，朝中其他势力还能够任命朝廷重要位置的官员，安排宫中宿卫，侧面证明了诸葛恪权力基础不牢的事实。 诸葛恪这些行为就是在作死，魏国兖州刺史邓艾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趋势，说：“（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於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诸葛）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况（诸葛）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 正所谓旁观者清，从魏国张辑、邓艾二人先后对诸葛恪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诸葛恪当局者迷的狭隘困境，以及其不善理政的缺陷。如果说东兴之战后，张辑只是从政治的角度预判了诸葛恪的前景，那么，新城惨败后，邓艾则是从诸葛恪的整个执政行为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断定他不会长久。
诸葛恪的朋友聂友在诸葛恪回到朝中后，就预料到诸葛恪会有难，给卫将军滕胤写了封信，说：“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对将要出现的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表示担忧和感叹。诸葛恪死后，孙峻忌惮聂友，想把他转为郁林太守，还没来得及安排，聂友发病忧虑而死。 明代李贽对诸葛恪有个评论说到点子上了，他说：“诸葛恪不禁熬炼，不济，不济，有愧令叔多矣！”“不禁熬炼”，就是经不起打击，说得太妙了！诸葛恪也确实不如诸葛亮，如果诸葛亮也像诸葛恪这样的话，哪会有什么五伐中原，一伐失败就爬不起来了。 对人的成长来说，一直顺风顺水真不一定是好事，这样成长起来的人不知道怎样面对失败，更难以接受失败，很容易一蹶不振。历史上有一个和诸葛恪很相似的人，就是隋炀帝杨广，一生顺利，就打高句丽失败，一蹶不振，丢失了江山，丢失了他那颗“大好头颅”。 其实这二人如果能正视失败，接受失败，以当时各自的形势，都有机会东山再起，都不至于连命都丢了。淮南二叛、三叛中，诸葛恪只要能在其中发现并抓住一次机会，就可以打个翻身仗，挽回声望。 补充说明一下诸葛恪是不是丞相的问题。《三国志》里只说其是太傅，但《建康实录》《襄阳记》等书中有记载证实诸葛恪是丞相。 还记得诸葛瑾心中对诸葛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的担忧吗？很不幸成真了。江东诸葛一族被满门抄斩，后继无人。后来是以早期过继给诸葛亮的二儿子诸葛乔在蜀汉的儿子诸葛攀返祖归宗，承继香火。
诸葛恪死了，吴国的权力并没有回到皇帝孙亮手里，而是落到了孙峻手里。这就牵扯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孙峻的祖先曾经有过谋逆行为，没成功，现在轮到后代谋逆了，难道谋逆也有遗传吗？究竟怎么回事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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