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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西泠艺丛》2023年第5期总第101期 | 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活动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日本江户时代，日本的篆刻艺术受到中国印学的影响迅速发展并达到隆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印学典籍（印谱、印论、篆纂等）以商业贸易的方式陆续舶载至日本。日本江户时代的印人通过中国印论了解并学习中国篆刻，由此,中国印论也被诸多日本印学典籍征引借鉴。在日本学者大庭修整理的唐船舶载典籍目录中，我们可以见到诸多印谱、篆纂典籍的舶载情况，唯独印论鲜有记载。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印论篇幅较少，大多厕附于丛书之中，故而单从舶载目录上无法找寻印论的踪迹。本稿核检历代收录印论丛书，整理唐船舶载印论目录，从而探明日本江户时代中国印论的舶载情况。 【关键词】 日本江户时代 唐船舶载 丛书 中国印论
一、绪言 松浦章先生在《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一书中指出：“近世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最典型的途径就是从江户初期到幕末不可缺少的、长期持续的长崎中日贸易”［1］。长崎中日贸易从明末一直持续到清末，随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形势呈现出不同的贸易方式，但基本上是以中国航海船将中国商品运抵日本长崎而展开。赴日的中国商船被称为“唐船”，中国典籍作为其中的一类商品大量舶载至日本。 日本江户时代的篆刻之所以能够迅速达到隆盛，除中国印谱陆续舶载至日本外，中国印论的传入应当亦是主要因素。印谱是篆刻艺术的图像传播形式，呈现了每个印章的创作结果。然而，创作的理念、方法等却无法由此传达。印论是有关印章的理论学问，涉及印章的历史、风格、评鉴、技法、印材等有关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结果式图像的阐述说明，文字的述说会令学习者更深入地领会创作的过程及理念，甚至会将艺术的最高标准与追求进行细致的传达，在这一点上印谱是几乎难以达到的。 笔者对日本江户时期唐船舶载目录进行翻检，却只搜检到一条有关中国印论的记录，即《商舶载来书目》记载的“（日本）宽政十一年，《赖古堂印人传》，一部一套”。那么，我们不得不产生一种疑问，难道日本江户时期篆刻的勃兴与中国印论无关吗？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现存清及以前中国印论的版本可分为手稿本、抄本、单刻本及丛书本四种基本样式。作者本人手书撰写的为手稿本，他人按原书抄写的为抄本，单独刊刻的为单刻本，侧附于丛书之中的为丛书本。日本江户时期的书籍舶载以贸易为目的，稿本数量罕存，抄本成本较高，在雕版印刷兴盛的明清两代，自然会以单刻本与丛书本作为贸易对象。中国印论大都篇幅不大，鲜有单独刊行者，多数的印论被丛书收录并流传。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中国印论受众面较小，市场需求不大，所以商业性质的舶载贸易鲜有将单刻本的印论舶载至日本。由此，考察丛书本中国印论的舶载便成为本文的重点。 笔者在本文中将根据目录学著作梳理出清及以前含有中国印论的丛书种类，考察含有中国印论丛书的舶载状况，由此探明丛书本的中国印论在日本江户时期舶载至日本的种类及情况，进而通过日本江户时期对舶载中国印论的覆刊状况分析当时哪几种中国印论受到重视。 二、目录学著作中的中国印论分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型目录学书籍的分类中，有三处涉及了印论，一是子部艺术类的篆刻之属；二是史部金石类的玺印之属；三是史部传记类。三者皆存有印论但有所区别，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中的大多收录将印章视为篆刻艺术的论著，一般涉及篆刻艺术的风格、技法、印材等，如元吾丘衍《学古编》；史部金石类玺印之属中的则是收录将印章视作具有证古性质的玺印著述，大多是对有关秦汉古印的辑录与考证，如明刘定之《玺辨》、清夏一驹《古印考略》；史部传记类中涉及了有关印人的传记，如清周亮工《印人传》、清汪启淑《续印人传》。当然，这三者没有严格的界分。由于每部目录学书籍作者对其划分的不同理解，多少也会有互相混杂的情况，如清陈澧《摹印述》在《中国丛书综录》中被分在子部篆刻之属印论，而在《中国丛书广录》中却被分在史部金石类玺印中。再如清冯承辉《历朝印识》在《中国丛书综录》中被分在史部传记类的印人，而在《中国古籍总目》中则被分在子部篆刻之属印学。由于对实用性的印章与艺术性的篆刻的理解不同，所以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 “金石类”被列入目录学分类中的时间比较晚，《隋书·经籍志》将秦《会稽石经》及诸石经等金石类作品列入“小学”［2］，直到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才将金石类的书籍附于目录类。到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开始在史部目录类专设金石，与经籍相分，但仍属附庸于目录类的位置［3］。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等人编写《内阁书目》设“金石类”；清嘉庆五年（1800），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设“金石”为第八类，应当是较早设立“金石类”的目录学著作［4］。然而，这两部书一直被认为是有悖于四部分类法的目录学著作。自清代乾嘉时期开始，考据学兴起，大批出土金石作为史学新材料广为应用，产生了许多金石学著作。一直到张之洞《书目问答》敢于突破《四库》体例，将金石类正式定为史部下的二级书目，其方才逐步被世人认可采纳。金石类不管是依附于他类还是独成一类，在此之前都很少有印籍被列入，印论更是少见［5］。从清宣统年间开始，才逐渐出现了专著金石书目者，如叶铭、魏稼孙、凌霞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容媛《金石书录》专设“玺印类”，下列“图像之属、文字之属、通考之属、字书之属、附封泥”［6］，不但将玺印类设于金石之下，又较为细致地列出玺印的分类；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该书未公开发行，这样的分类形式未被后人采用。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组织的大型书目著作的分类愈发科学，并逐步关注到史部金石类玺印部分，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设“史部金石类玺印”；《中国丛书综录·子部》设“史部金石类玺印之属”，下又设“目录、文字、通考、”；《中国古籍总目》设“史部金杂着石考石类玺印之属”。三者相较，《综录》的划分最为细致，《总目》所收典籍最为丰富。然而，细分之后却又出现了与“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相混杂的问题，有时也会出现一本印籍同时出现在两个类属之中。总之，相对“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而言，“子部史部金石类”中的印论基本延续的是张之洞制订的“无考证者不录，疏舛者不录”［7］的标准，其手段多是考证与著录，功能多是以证史述史为主要目的。 “艺术类”被列入子部较早见于五代《旧唐书·经籍志》，被称为“杂艺术”。之后的宋元重要书目，除北宋《崇文总目》称之为“艺术”，其他如北宋《新唐书艺文志》、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元《宋史艺文志》在子部列“杂艺术”或曰“杂艺”［8］，皆未涉及有关印学资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宋元期间，人们将印章作为艺术而撰写的印籍还并不常见。 到了明代，人们将印章作为艺术的意识愈发浓重，印论、印谱刊行的数量开始增多，这一点也逐步体现在目录学著作中。明黄虞稷（1626—1692）撰《千顷堂书目》旨在搜集当朝经籍，又意在补《宋志》之遗漏与辽金元无艺文志的遗憾，故又附宋末辽金元的书目。该书在子部设“艺术类”，列明徐令（徐官）《印史》，成为较早将印籍纳入子部艺术类的目录学著作。该书又在艺术类的开始部分列艺术丛书，即明沈津《欣赏编》十卷、茅一相《续欣赏编》十卷，从《重订欣赏篇》来看，这两部书中还包含了元吾丘衍《学古编》及徐官《古今印史》两部印籍。《明史艺文志》是只列明代典籍目的史志断代目录，是清王鸿绪以《千顷堂书目》为基础删削而成。近代学者姚名达将《明史艺文志》与《千顷堂书目》进行比勘，发现前者删削后者的对象多为原无卷数者［9］，在子部艺术类《明史艺文志》删掉了《千顷堂书目》中的“徐令《印史》”，应是该印籍未注明卷数的原因。然而，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值得注意，《千顷堂书目》所载“徐令《印史》”的作者徐令即徐官，号榆庵，该书与《欣赏编》中的徐官《古今印史》相重，故此删削，这应当是王鸿绪考察后的决定。另外，王鸿绪又在《明史艺文志》“艺术类”中增设周应愿《印说》一卷、郑屡详《印林》两卷，皆为印论。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艺术类收录印学有关的典籍7人8种，其中元吾丘衍《学古编》与清朱象贤《印典》为四库著录；明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明徐官《古今印史》、明何通《印史》、明顾从德《印薮》、清胡正言《印存初集》《印存玄览》为存目，在这些印籍中《学古编》《印典》《古今印史》为印论，其他皆为印谱。 从历代目录著作中所载典籍来看，印论相对于书论与画论，从数量上来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最主要的原因应当是印学的受众面较小。书法为历代文人所用故最广泛，绘画自宋代文人画兴起的原因故列其次，篆刻自明代才开始勃兴故列末端，所以书论最多，画论其次，而印论最少。 三、丛书中的中国印论 正是由于印论的篇幅较小，受众面不广，单行刻本的印论并不多见，这导致大多数的印论存附于各种版本的丛书之中。丛书有聚合图书之意，即将多种不同典籍辑录在一起冠以一个总名的书籍［10］。较出名者，如《四库全书》《津逮秘书》《百川学海》《说郛》等，既有官修大型丛书，又有私刻家藏丛书，有杂类相合者，亦有专科辑录者，形式各样，不一而足。笔者在翻检日本江户时代有关舶载目录时未见单刻本的印论舶载至日本，所以丛书本的印论无疑成为本稿研究的主要物件。厘清日本江户时期以丛书本的形式舶载至日本的印论数量，首要的任务便是要探明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丛书辑录了印论，这项任务的完成就不得不借助新中国成立后所编录的大型丛书目录。 笔者将《中国丛书综录》（简称《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简称《补正》）、《中国丛书广录》（简称《广录》）、《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简称《续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简称《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简称《总目》）中丛书中的印论进行梳理以此探明丛书中所收中国印论的情况。 本稿所论的目的在于呈现日本江户时代是如何将存有印论的丛书舶载至日本的，所以有必要将表中的丛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整理。日本江户时代一般是指从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始，到江户城被明治政府军接手结束，即日本庆长八年（1603）到明治元年（1868），共265年。日本明治元年（1868）即清同治七年，笔者将这个时间之前编辑的丛书整理如下： （一）明 《稗史集传》《宝颜堂秘籍》《淡生堂余苑》《古今汇说》《广百川学海》《广四十家小说》《锦囊小史》《居家必备》《三续百川学海》《山林经济籍》《石云先生遗稿》《说郛续》《唐宋丛书》《王氏书画苑》《文献汇编》《闲中八种》《夷门广牍》《重订欣赏编》《亦政堂镌陈眉公普秘籍本》《说郛》（宛委山堂本）。 （二）清 《吾子行二种》《拜经楼丛书》《东里子集》《东塾遗书》《清怀丛书》《学海堂丛刻》《海山仙馆丛书》《借月山房汇钞》《茂雪堂丛书》《泽古斋重钞》《昭代丛书》《指海》《济甯李氏䃺墨亭丛书》《沈筤村选钞印学四种》《式古居汇钞》《漱六编》《学津讨原》《松厓全集》《碎佩丛铃》《琐言》《檀几丛书》《微波榭钞书三种》《艺苑丛钞》《一瓻笔存》《云庄印话四种》《学海类编》《墨池编》（清刊本）。 上述丛书共48 种，其中明代19种，清代同治之前29种。从常理上来讲，在这些丛书中，有的舶载至日本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济甯李氏䃺墨亭丛书》《沈筤村选钞印学四种》《一瓻笔存》《艺苑丛钞》皆为稿本，《淡生堂余苑》《清怀丛书》《茂雪堂丛书》《碎佩丛铃》《微波榭钞书三种》皆为抄本，虽然稿本与抄本作为贸易品舶载的可能性较小，但还没有确证证明这些丛书是否还存有刊本，所以笔者将此列入。还有像《古今汇说》《居家必备》《三续百川学海》者，版本不详，故先列于此，以备待考。再如《广四十家小说》，为明代顾元庆辑，现在却只见民国刊本，在此亦列入。 经逐一翻检，存在于丛书的清及以前的印论共85种，其中唐1种，宋1种，元3种，明13种，清67种。值得注意的是表1的印论只是丛书所包含的而并非全部，其他还有单刻本、稿本及抄本（表2）。然而唐宋元这三个时代的印论在种类上没有变化，如唐代只有徐令信《玉玺谱》，宋代只有郑文宝《传国玺谱》，这两篇文章皆是对传国玉玺流传故事的叙述，没有涉及有关印章本身的理论学问，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印学理论。元代的吾丘衍撰写《学古编》，涉及有关篆刻的审美评价与创作实践。故在元代才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印学专著。到了明代，诸多印谱普遍流行，文彭、赵宧光、朱简等篆刻名手着手有关印章著作的撰写，印论变得愈发成熟。到了清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大量学者介入到印章的研究中，印论在此期达到兴盛。 从丛书收录印论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每种印论在当时的重要程度。比如元吾丘衍《学古编》先后被25种丛书收录，明徐官《古今印史》先后被11种丛书收录，清桂馥《续三十五举》先后被15种丛书收录，清汪镐京《红术轩紫泥法》先后被10种丛书收录，清周亮工《印人传》先后被9种丛书收录，清汪启淑《续印人传》先后被7种丛书收录，清姚宴《再续三十五举》先后被6种丛书收录。这些印论在当时的影响应当是比较大的。 四、收录中国印论丛书的舶载情况 （一）与贸易业务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1．赍来书目 （1）《说郛》 ①《说郛》，一部，舶载于日本享保四年（1719）九月，第二十四番南京船，船主钟圣玉。《享保四亥年书物改簿》（日本长崎市博物馆藏圣堂文书）。 ②《说郛全书》，一部，舶载于日本享保四年（1719）九月，第二十九番南京船，船主沈补斋。《享保四亥年书物改簿》（日本长崎市博物馆藏圣堂文书）。 ③《说郛》，十部二百套，舶载于日本宝历九己卯年（1759），一番船。《外船赍来书目》（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渡边文库藏）。 （2）《唐宋丛书》 ①《唐宋丛书》，五部廿套，舶载于日本宝历九己卯年（1759），一番船。《外船赍来书目》（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渡边文库藏）。 （3）《居家必备》 ①《居家必备》，四部，舶载于日本享和二十年（1735），第二十番宁波船。《赍来书目》（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4）《墨池编》 ①《墨池编》，一部，舶载于日本文化二年（1805），丑三番船。《外船赍来书目》（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渡边文库藏）。 2．大意书 （1）《唐宋丛书》 ①《唐宋丛书》，二部各四套三十二本，舶载于日本宽延三年（1750），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拾番船。《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拾番船持渡书物觉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第三九册所收）。 （2）《说郛》 ①《说郛》，六部各二十套二百本，舶载于日本宽延三年（1750），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拾番船。《午七番船同九番船同拾番船持渡书物觉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第三九册所收）。 3．日本长崎会所交易诸账 （1）书籍元帐 ①《王氏书画苑》 A．《王氏书画苑》，四部各四套，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子二番船，王云记，价格为拾四匁（注：“匁”，日本汉字，日本古代衡量单位），一部，户川样御调（朱），〇三部，买请人。《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B．《王氏书画苑》，〇四部各四套，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子三番船，郑行记，拾四匁。《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C．《王氏书画苑》，〇二部各四套，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丑二番船，沈萍记，拾四匁メ贰拾八匁。《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D．《王氏书画苑》，〇一部四套，日本嘉永五年（1852），子二番船，拾四匁。《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 ②《广百川学海》 A．《广百川学海》，〇一部四套，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丑三番船，赵福记，五拾目。《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 ③《唐宋丛书》 A．《唐宋丛书》，一部八套，日本弘化元年（1844），辰四、五、六、七番船，五拾五匁，八拾壱匁（注：“壱”，“壹”之异体字，日语中作“壹”之简化字），铁屋右一郎。《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 ④《拜经楼丛书》 A．《拜经楼丛书》，一部六套，日本弘化元年（1844），辰四、五、六、七番船，四拾五匁，八拾五匁，富屋善五郎。《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 ⑤《檀几丛书》 A．《檀几丛书》，四部各四套，日本享和三年（1803），亥八番船持渡，十五匁。壱部为见用，蔡熊右卫门ヘ相渡。《卯壹番船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 ⑥《昭代丛书》 A．《昭代丛书》，四部各四套，日本享和三年（1803），亥八番船持渡，廿三匁。《卯壹番船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 ⑦《墨池编》 A．《墨池编》，十部各一套，日本嘉永二年（1849），酉七番船，拾壱匁。《卯壹番船书籍元帐》（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藏）。 （2）落札帐 ①《拜经楼丛书》 A．《拜经楼丛书》，壱部，日本弘化二年（1845），巳贰番割。拍卖价格与拍卖人为：十二匁，永见や；三匁七分，铁や；二匁五分，安田や《书籍落札帐（假题）》（日本九州大学九州文化史研究所藏）。 ②墨池编 A．《墨池编》，壱部，日本安政六年（1859）未七月，于会所未壹番船三番船，拍卖价格与拍卖人为：二十八匁九分，本屋；二十壱匁九分，纸屋；二十壱匁，本屋。《书籍落札帐（假题）》（日本九州大学九州文化史研究所藏）。 （二）第二手资料——编纂物 1．刊本 （1）《二酉洞》 ①《唐宋丛书》 ②《说郛》 ③《广百川学海》 ④《宝颜堂正秘籍》 2．抄本 （1）《商舶在来书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①以字号 A．《夷门广牍》，一部八套，日本宝历十一辛巳年（1761）。 ②和字号 A．《王氏书画苑》，一部二套，日本宝历十二壬午年（1762）。 ③多字号 A．《唐宋丛书》，一部四套，日本正德元辛卯年（1704）。B．《檀几丛书》，一部二套，日本天明四甲辰年（1784）。 ④世字号 A．《昭代丛书》，一部四套，日本天明四甲辰年（1784）。 ⑤几字号 A．《居家必备》，一部十本，日本享宝八癸卯年（1723）。B．《欣赏编》，一部一套，日本明和二乙酉年（1765）。 ⑥仁字号 A．《墨池编》，一部一套，日本宝历九己卯年（1759）。 （2）《分类舶载书目通览》 ①杂类 A．《唐宋丛书》，四十本。B．《居家必备》，十本十卷。C．《说郛》。D．《陈眉公秘籍》，十六本又二十套。 （3）《购来书籍目录》 ①伊ノ部 A．《夷门广牍》，八套，八拾匁，酉六番船，日本天保八年（1837）。 ②波ノ部 A．《广百川学海》，四套，五拾目，酉六番船，日本天保八年（1837）。B．《拜经楼丛书》，六套，三拾五匁，辰三番船，日本弘化元年（1844）。 ③知之部 A．《陈眉公秘籍》，二套，拾五匁，酉三番船，日本天保八年（1837）。 ④和ノ部 A．《王氏书画苑》，四套，廿九匁五分同贰拾贰匁，酉三番船，日本天保八年（1837）；拾四匁，亥三番船，日本天保十年（1839），子三番船，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 ⑤加ノ部 A．《广百川学海》，四套，五拾目，酉六番船，日本天保八年（1837）。 ⑥多之部 A．《檀几丛书》，二套，三拾五匁，御誂ニ付，酉三番船，日本天保八年（1837）。 ⑦几部 A．《居家必备》，二套，拾匁，临时船，日本天保六年（1835）或日本天保七年（1836）；拾五匁，亥三番船，日本天保十年（1839）。B．《欣赏编》（古版），二套，拾五匁，亥三番船，日本天保十年（1839）。 ⑧志之部 A．《昭代擅几丛书》，四套，贰拾五匁，戌五番船，日本天保九年（1838）。 （4）《舶载书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①《唐宋丛书》 A．《唐宋丛书》，日本宝永七年（1710）。B．《唐宋丛书》，日本宝永七年（1710）。C．《唐宋丛书》，一部四套四十本，日本元文五年（1740）D．《唐宋丛书》，二部各四套三十二本。日本宽延三年（1750），午七番船。 ②《说郛》 A．《说郛》，十七卷，日本宝永七年（1710）。B．《说郛》，日本正德二年（1712）。C．《说郛》，日本正德三年（1713）。D．《说郛》，六部各二十套二百本，日本宽延四年（1751）。 ③《居家必备》 A．《居家必备》，一部十本十卷，日本享保十一年（1726），午二番船。 ④《陈眉公秘籍》 A．《陈眉公秘籍》，一部二套十六本，日本享保十六年（1731），亥廿九番宁波船，船主为施觐光。B．《陈眉公秘籍》，一部二十套，日本延享二年（1745）。 （5）《御文库目录》 ①以字号 A．《夷门广牍》，日本宽永十六己卯年（1639）。 ②知字号 A．《陈眉公秘籍》，四十本，日本庆安四辛卯年（1651）。 ③太字号 A．《唐宋丛书》，六十本，阙十三丁，日本正保二乙酉年（1645）。 ④左字号 A．《山林经济籍》，十二本，日本承应元壬辰年（1652）。 ⑤几字号 A．《欣赏全编》，日本宽永十七庚辰年（1640）。B．《居家必备》，十二本，日本庆安二己丑年（1649）。
五、唐船舶载的中国印论 在探明了日本江户时代舶载丛书后，便可以将这些丛书中所存印论辑录如下：
（一）《玉玺谱》，唐徐令信撰，述传国玉玺的来历及流传。 （二）《传国玺谱》一卷，宋郑文宝撰，与上文一样述传国玉玺的来历及流传，文记略不同。 （三）《学古编》，元吾丘衍（1272—1311）撰，二卷。上卷为《三十五举》，前“十七举”列述篆字，后“十八举”列述印文；下卷为《合用文集品目》，分别是小篆品、钟鼎品、古文品、碑刻品、附器品、辩缪品、隶书品、字源七辩，后列附录。清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中称：“自吾邱衍《学古编》始，详论印之体便”，认为此篇是论印的开始。在该书中，最为主要的章节便是其中的《三十五举》，即举出三十五条学印法则，前十七条教人如何学篆，后十八条教人如何摹篆。未见刻印之法，是因为当时篆刻家大都书写篆文请人代刻，自篆自刻的方式在此时还未形成。《学古编》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吾丘衍在元初便较早提倡以汉印为宗的学印观，而这种观念影响了元明清至当代印坛。 （四）《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徐官，字符懋，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相城区）人。该书虽是印史，但实际内容却是并无系统的经验性的笔记体。《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做提要时指摘了书中很多怪谬之处，尤其是书中对文字的解释。 （五）《红术轩紫泥法定本》，清汪镐京撰。汪镐京，字快士，新安（安徽歙县）人。该书篇幅较小，主要讲述了印泥的制作与使用方法。书分染砂法、红艾法、晒油法、合印色法、用印色法、携远、关谬七个篇章。 （六）《秋水园印说》，一卷，清陈炼撰。陈炼，字在专，号西葊，福建日安人。该篇印论主要围绕篆法与刻法进行讲述，是一篇篆刻创作实践的印论。 （七）《论印绝句》，一卷，清吴骞辑。吴骞，浙江海宁人。该篇皆是以篆刻为题材的绝句，后附注文。 （八）《续三十五举》，一卷，清桂馥撰。桂馥，字冬卉，号末谷，山东曲阜人。桂馥治学严谨，精于说文，被称为“说文四大家”。作者在开篇印文中称摹印“变于唐，晦于宋”，直到吾丘衍《三十五举》开始，才开始以学习汉法。然而元以后的古印出土较多，吾丘衍不能见到，现在的流弊更是吾丘衍所不能知，所以续此作《续三十五举》。 （九）《再续三十五举》，一卷，清桂馥撰。为再续《续三十五举》之作，另有《重定三十五举》。同名者有姚宴、黄子高。 （十）《印文考略》，一卷，清鞠履厚撰。该文为辑古来之人所论篆刻者印论的著作，每段后皆注明来源。 （十一）《印典》，八卷，朱象贤撰。朱象贤，字行先，号清溪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八卷十二门，十二门即：原始、制度、赉予、流传、故事、综纪、集说、杂録、评论、镌制、器用、诗文。作者将所见有关文献辑录于各门之中，更像是一部印学类书。 （十二）《赖古堂印人传》三卷，明末清初周亮工撰。该书为明末清初及之前印人的传记。 上述十一种印论，从所属丛书的数量来看，以元吾丘衍《学古编》与明徐官《古今印史》为最多，由此可以判明这两部印论对于江户时期篆刻界影响应当是最广泛的。其他如《玉玺谱》与《传国玺谱》，只是对传国玉玺流传的传说，对于篆刻创作来说意义并不大。《红术轩紫泥法定本》是介绍印泥的制作，在印章使用的方面来说更趋于提高匠人的制作水平而非针对篆刻家。《论印绝句》则是篆刻题材的诗词，目的在于辞章兼及印论。值得一提的是《续三十五举》《再续三十五举》《印文考略》《秋水园印说》四部印论，涉及了篆刻实践的方方面面，相对来说学术价值较高。令人费解的是曾之唯的《印籍考》中只是提到了《秋水园印说》（曾文中为《陈在专印说》）。因《秋水园印说》在当时只有《昭代丛书》本，却未提到其他三本印论，这是曾之唯有意为之还是他见到的是单抄本，抑或只是听闻其名，还需进一步了解。 六、日本江户时代中国印论的翻刻 笔者通过日本“全国汉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对上述印论逐一搜索，发现只有《学古编》《古今印史》《印典》留存有日本江户时代的翻刻本。元吾丘衍《学古编》与明徐官《古今印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对其翻刻再版的情况进行了解。如下： （一）《学古编》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翻刻情况： 1．《学古编》一卷，元吾丘衍撰，明王世贞校，日本宽保三年（1743）刊，日本静嘉堂文库。 2．《学古编》一卷，元吾丘衍撰，日本江户时期，木活字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3．《学古编》一卷，元吾丘衍撰，日本江户中期，松平秀云手钞本，日本蓬左文库。 4．《学古编》一卷，元吾丘衍，明甘晹撰印，明刘光校，写［（日本宝历十二年［1762］刊）蒹葭堂、（日本宝历十三年［1763］印）林伊兵卫］，日本茨城大学。 5．《学古编》一卷，元吾丘衍撰，明王世贞校，日本山田好之点校，日本宽保三年（1743）京都山田三郎兵卫唐本屋惣兵卫刊本，日本新潟县图书馆。 6．《学古编》一卷，同上刊，后印本，日本东京大学总图书馆。 7．《学古编》一卷，元吾丘衍撰，明王世贞订，日本河田秉彝校写，日本茨城大学。 8．《学古编》，元吾丘衍撰，日本势州散人萝谷点，日本天保十二年，大阪堺屋新兵卫等刊，日本东北大学。 （二）《古今印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翻刻情况： 1．《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日本一色东溪校，日本元禄十年（1697）皇都梅村三郎兵卫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2．《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日本元禄十年（1697）刊，日本静嘉堂文库。 3．《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日本江户中期，日本松平秀云手钞本，日本蓬左文库。 4．《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日本一色东溪编，日本元禄十年（1697）序，刊，日本公文书馆。 5．《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日本一色东溪编，日本元禄十年（1697）序，刊，后印，日本公文书馆。 6．《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日本一色东溪校，日本元禄十年（1697）序，京都武村新兵卫刊本，日本二松学舍。 7．《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日本一色东溪编，日本江户时代刊本，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 8．《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日本前田时栋校并辑，日本元禄十年（1697）序，日本京都博古堂武村新兵卫刊本，京都林久次郎印，日本新潟县图书馆。 9．《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日本前田（一色）东溪校并编，日本元禄十年（1697）序，日本（京都）林久次郎刊本，日本关西大学。 10．《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明陈诗敎同校，明沈德先同校，日本前田时栋辑录，钞本，日本东京大学总图书馆。 11．《古今印史》一卷，明徐官撰，明陈诗同校，明沈德先同校，日本前田时栋辑，日本元禄十年（1697）序，日本京都武村新兵卫刊本，日本东京大学总图书馆。 12．《古今印史》，明徐官，日本元禄版，日本前田育徳会。 （三）《印典》在江户时代的翻刻情况： 1．《印典》八卷 清朱象贤撰，日本天明五年（1785），日本京都殿村平太，钞本，2 册，日本京大人文研，日本东方大学。 2．《印典》八卷 清朱象贤编，日本弘化四年（1847），写，日本波木井馥，8 册，日本馆柳湾旧藏，日本茨城大学。 3．《印典》 清朱象贤撰，日本江户，写，与印章备考合缀p423右，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从印论的覆刊情况来看，《学古编》《古今印史》《印典》应当是江户时期印人经常使用学习的印论典籍。 结 论 通过文中对中国存有印论的丛书的整理，到考察这些丛书的舶载情况，再到探明日本江户时代存在哪些印论，可以将文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印论因其篇幅较小，受众面不大，所以大都附于丛书之中。日本江户时期由中国舶载至日本的印论多是丛书中的印论。 （二）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丛书目录的梳理，共发现现存在于丛书的清及以前的印论共84种，其中唐代1种，宋1种，元3种，明13种，清67种。 （三）通过对日本江户时期舶载贸易账簿和与舶载有关的目录的查询，发现日本江户时代由中国舶载至日本存有印论的丛书共16种，其中明代丛书12种，清代丛书4种。 （四）日本江户时期由中国舶载至日本的印论共12种，分别是：唐徐令信《玉玺谱》、宋郑文宝《传国玺谱》、元吾丘衍《学古编》、明徐官《古今印史》、清汪镐京《红术轩紫泥法定本》、清陈炼《秋水园印说》、清吴骞《论印绝句》、清桂馥《续三十五举》《再续三十五举》、清鞠履厚《印文考略》、清朱象贤《印典》、清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 （五）从舶载时间与舶载制度来看，公元1700年以后舶载的丛书中的印论较多且影响广泛。在此之后的篆刻流派大多受此影响。 （六）通过舶载丛书版本数量及日本翻刻版本的情况来看，在日本江户时期由中国舶载至日本的印论中，元吾丘衍《学古编》、明徐官《古今印史》与清朱象贤《印典》影响最广。
［1］松浦章著、张新艺译：《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51页。按语载：“《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 ［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36页。按语载：“盖目录皆为经籍作，金石其附庸也。” ［4］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8页。姚明达道：“金石，专录金石目录、金石图像、金石文字、金石义例，盖得自孙能传、孙星衍。” ［5］如在本段之前所列举的目录学著作中，只有《孙氏祠堂书目》在金石类列举了明罗王常《集古印谱》六卷一种，即便是《四库全书》的金石类中亦未见印籍。 ［6］同上，第303页。 ［7］《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8］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08页。 ［9］同［4］，第186页。姚明达言：“然试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相较，则部数卷数减少极多。一一比勘，则其所删削者多为原无卷数者。” ［10］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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