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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战士的事迹拍出来，一定比《血战钢锯岭》那种美国大片要丰富得多。”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宫绍山说。 《抗美援朝战争史》中曾记录过这样一个细节：两个高地的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山上的土石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这个细节描述来源于上甘岭战役，那场被称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历时43天。
上甘岭战役阵地上被炸碎的石头粉末与弹片，现于抗美援朝纪念馆内展出 摄影/李治宏 有一本关于上甘岭战场的日记，日记的主人是15军45师135团迫击炮连指导员高晋文，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次战役的战前动员、战斗计划、战略部署、战果详情等，是全军唯一一本以连为单位的日记，唯独缺失了那43天...... 70多年之后，在那43个昼夜的炮火中战士们如何度日，已很难去完整地再现，但如果试图勾连历史和当下，那些亲历者所留下的记忆碎片就是针脚，一张重新编织起来的战争图景，正在呈现这场战役的另一个侧面。  一碗水 在被用来命名一场战役之前，上甘岭是一个小村庄，仅十余户人家，东侧是537.7高地，西侧是597.9高地，互为犄角，北靠五圣山，是五圣山前沿的重要支撑点。一旦失掉五圣山，意味着志愿军将无险可守。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在总面积3.7平方公里的两座山头上，一场争夺战开始了。 在这期间，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白天在敌人强烈炮火的攻击下，阵地被夺去了，志愿军战士就转入坑道，保存有生力量，利用夜间秘密地将兵力和弹药补充上来，抓住战机反击敌人。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内，有一个展区还原了彼时坑道内的大致模样，身临其境仿佛可以穿越回70年前：坑道内空间狭小，空气稀薄，各种气味混杂，缺粮少水，战士们就用舌头舔石头上冒出的小水珠。 为巩固已占领的表面阵地，敌军对坚守坑道的志愿军部队进行围攻。用炮火摧毁坑道口，用石头、麻袋、铁丝网阻塞坑道，再向坑道内投掷汽油弹、毒气弹、硫磺弹，企图将他们逼入绝境。 “人多了空气稀薄，呼吸都比较困难，大小便也没有专门的场所。后方食物供应不上，吃不上饭固然是个难题，更为难的是没有水喝，到最困难时，喝尿也喝不上。”多年以后，在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李德生的回忆录里，一段更为赤裸的真实坑道生活浮现了出来。 不过，“绝处”仍有“逢生”的机会。 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内搭建的坑道展区中，有一座志愿军战士的雕像，他蹲在石壁旁，端着一个小碗，等待石缝中淌下的水滴。
抗美援朝纪念馆内搭建的无敌坑道展区中，一座志愿军战士接水的雕像 摄影/李治宏 这并非一个存在于想象空间的艺术创作品，相反，它真实地定格住了15军45师一名卫生员的智慧。 雕像的原型名叫陈振安，在运送前方不断被抬入的伤员时，他走到了坑道的最深处，仔细观察后发现里面的岩石壁是潮湿的。 陈振安用铁锹从石头中挖了一条缝，在缝隙下，放了一个小碗，等待不知何时会滴下的水珠，一个上午的时间，竟接满了一碗水。紧接着，他又将棉花沾上罐头里的油点燃，把水加热，给重伤员服用。 一碗水，放在平日价值不大，但在上甘岭坑道内，它意味着活下去，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特种兵” 坑道里氧气不足，很多时候，连点燃一盏小小煤油灯都是奢侈。 没有充足光线，如何知道伤员哪里负伤了？对于这个问题，朱俊贤给出的答案是“靠摸”。 朱俊贤是23军69师207团通讯连的一名卫生员，谈起在坑道内作战的经历，首先从老人回忆里翻滚出来的是“调动其他感官”。 “必须找到弹孔，才能有效止血。”接受采访时，老人突然撑起了原本倚在桌边的手，开始演示子弹可能带来的贯穿伤——屈臂状态下，一颗子弹会射穿手腕，最后停留在大臂上。 一次，队里的战友频繁拉肚子，还伴有低烧，为了尽快判断病情，朱俊贤只得从排泄物入手。“我先用鼻子闻，然后用手去搓粪便，发现里面有脓状物。”基于过往的经验，他判断可能是细菌感染导致的痢疾，便对症下药，控制住了病情。 对于卫生员来说，看着陆陆续续从前线运至坑道的伤员却无法及时救治，是一件心焦的事情。而压在他们身上的，除了缺水之外，是缺药、缺医疗物资构成的另外两座“大山”。 当这些困难落到卫生员陈振安肩上时，新的可能性又出现了。 缺止血棉，他就把穿在身上的棉衣脱下，抠出里面填充的棉花给伤员们用。绷带不足，他便和战友们一起顶着炮火，从被击毙的美军空降兵身上捡降落伞。伞绳、背带、罩网，这些敌军手中助力进攻的装备，成了坑道里特殊的救人工具。 一名卫生员承担起了很多后勤工作，事实上，陈振安早就超越了一个卫生员的身份，更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特种兵”。 后来，伤亡惨烈，坑道里的战友越来越少。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陈振安也想加入战斗，但坑道内的伤员们一致要求留下他，因为他在后方救治伤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样作为卫生员，朱俊贤这样定义自己的角色，“卫生员不仅是救人，也要懂怎么放炮，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我都能打，挖坑道，挖交通壕也要参加。” 一位军医因自己的和平理想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却在战火硝烟中救下了75位战友，这是电影《血战钢锯岭》中的情节，而宫绍山对此的评价是，“我们战士的事迹拍出来，一定比他还要丰富得多。” 2020年，原创话剧《上甘岭》在上海首演，更多平凡志愿军的故事，从那个遥远的战场走了出来。
话剧《上甘岭》剧照 “为什么要寸土必争，因为在战场上的每一步退让，反映在谈判桌上，就成了敌军的筹码。”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李任执导了此剧，为了尽可能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场景，他和主创团队花费大量时间，浸泡在文字资料与亲历者的访谈录中。 李任注意到，后期由于补给和补充兵员不足，“已经不再区分是什么兵种，几乎所有人都要拿枪冲上第一线战场。”这些人，可能是一名文书，一名炊事兵，又或是一名卫生员，总之，在战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特种兵”。 “以苦为乐” 老兵朱俊贤更想强调的是积极的一面：“坑道里确实有很苦的一面，吃不到蔬菜，很多人患上夜盲症，但战士们的情绪其实很高涨。” 坑道里的生活总是单一的，朱俊贤记得，很多时候，战士们会从各个方向涌到一块儿，围坐在一起，畅想未来。 有人说，将来有机会，要做英雄，做钢铁战士。另一人说，我要像黄继光、杨根思一样，拿起炸药包，冲进敌营......还有更多的憧憬，是关于那个胜利的未来。 “我当时说，胜利之后，我们一起去北京，我要买一辆自行车，骑到北京去。有一个内蒙古的战士说，我们离北京近，要骑到北京给毛主席送奶酪。旁边一个四川的战士说，那我要带上腊肉，送给毛主席。”至今，朱俊贤仍能回忆起这些细枝末节，那是属于战场苦中作乐的时刻。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坑道内喝尿液的“绝境”，也能被战士们戏称为喝“光荣茶”。而这样的场景一直从真实战场，延伸到了话剧舞台。 “炊事员老马喝下一杯'光荣茶’，为整个队伍解决缺水问题提供了一个出口。在最困难的时候喝尿，应该是一个苦戏，但观众看完都乐了。”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是话剧《上甘岭》的编剧，也是为剧中“老马”这个角色注入灵魂的人，在他眼中“以苦为乐”的精神已经刻入了部队的基因，是志愿军战士最伟大的情怀，而展现此种精神的场景，也是整部剧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今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一种生在骨子里的乐观，化作一股力量，带着战士们在精神上从绝境突围。 1952年11月25日，美军在这场争夺中，失去了这个他们称之为“三角山”的地带，重新被打回谈判桌前。而卫生员陈振安的战果是，救治了375名伤员。后来，伤员们自己不去请功，却一致都要给他请功，最终陈振安被授予了特等功臣二级模范荣誉称号。 “像我们这个年龄没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也是通过一些文艺作品感染了我们，现在希望通过这种文艺作品的传承，让下一代也能够了解这段历史。”黄宏从小在部队文工团长大，而团里的前辈几乎都踏上过那片战场，那些从战场上涌现出的事迹，伴着他成长，如今也成为了他笔下的故事，当情节终于落到纸上时，他感到“如释重负”。
话剧《上甘岭》海报 这是第一次，上甘岭战役以舞台剧的形式被再度重现，这些源自战场的鲜活人物，落到舞台上的“12号坑道”里就成了炊事员老马，唯一的女卫生员林兰.......
话剧《上甘岭》剧照。老马扮演者黄宏（中），林兰扮演者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获得者黄兆函（右一） “他们在20岁左右的年纪，选择为国捐躯，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和承诺，用最痛苦的代价换来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所以他们必须被记住，忘记等于背叛，这就是这部剧的意义。”导演李任希望，这部剧发挥一个桥梁的作用，让年轻一代知晓这个国家从何而来，今后又将向何处去，他称之为“为了忘却的纪念”。 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即将于8月1日再度上演话剧《上甘岭》。同时，另一部围绕志愿军战士展开的大型话剧《英雄儿女》也将在这个月末拉开序幕，重回70年前，那些炮火连天的昼夜，那些关于坚守与信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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