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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颍州大地，沃野平畴，沟渠纵横，历为重要的粮食产区和官方漕运通道。历史上，颍州曾是屯田（军屯、民屯）基地，先后开展了三次大的屯田活动。如三国魏国时期，著名军事家邓艾率部在汝阴兴修水利，开展屯田活动，留下了“古八丈沟”等历史遗迹；北宋景德年间，大理寺丞黄宗旦奉使颍州屯田，募民开垦耕殖，后又通判颍州；明代洪武年间，阜阳驻军“颍州卫”，以70%的军士在全境开展了屯垦种植活动，做到了丰衣足食，减轻了地方负担。上述屯田活动，无不使用牛类（黄牛、水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牛耕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勤劳憨厚、不遗余力的耕牛，在屯田活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屯田活动做出了重要奉献。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军攻克颍州(今阜阳市)。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皇太祖朱元璋“幸汴过颍”。他认为颍州是通往古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枢纽要道，战略地位颇为重要，遂命随行的大将军李胜“置颍州卫……守之”（《明太祖实录》），并赋予了“三项”使命任务：即招辑流亡，劝民复业，尽快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成立军事机构颍州卫，实行军垦屯田，减轻地方负担；修缮残破的城墙，加强城墙防御功能的
明清“颍州卫所”遗址 颍州卫在军事上归河南都指挥使司统辖，隶中军都督府；颍州在行政上则属于凤阳府管辖，隶南京（南直隶）。同一地方军、政分属不同系统，且分属两省，使之“犬牙相制”、相互制约渗透，分别对其上级负责，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这是明代政治体制和军事建制刻意安排的一种重要特征。 颍州卫（颍川卫）所衙署（指挥机关），位于北城西北隅（今建设街北端）。按照朝廷“一卫五所”制度和编制员额，颍州卫大抵有军人5600名，辖“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为1120人。千户所下依次为百户所、总旗、小旗等。颍州卫古建筑今存，2013年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卫所旗军，守卫地方、屯田生产是其基本职责。守卫地方城池的称“守军”，进行屯田生产的称“屯军”。屯军以屯田生产的收获供给自己与守军。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即常讲的“屯七守三”；内陆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即“屯八守二”。颍州卫属于内陆，按规定为每个军户授予一份田地五十亩，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等农耕物资，还请当地有农耕经验的老农及农技人员，教导他们役使耕牛和农具耕种庄稼，并免除了军户的所有赋税。同时,密切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鼓励当地绅士和商人捐助军屯生产，对侵害暴虐屯兵利益的官吏予以严惩。这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记载的：“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
颍州卫“设卫之初，卫户村落，卫田区段，皆有定所”（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四·食货志）。旗军屯田土地面积达地四千四百八十顷，涉及地域十分广泛。时颍州所属颍上、太和、亳县及颍州的四乡皆有屯军驻扎，但具体位置有多少处，旧志未载明。
《王屯碑》（残） 近年，阜南县焦陂镇政府征集有焦陂《王屯碑》（残），残碑发现于明末重臣张鹤鸣之子张大同的四石村遗址西侧。阜南文史专家范立功先生研究认为，焦陂自古多湿地沟塘，灌溉便利，明代颍州卫选择颍州南乡作为屯田处之一，《王屯碑》是军户屯田的珍贵实物资料。另据明正德《颍州志》记载，在颍州西南一百六十里，有个面积“自西至东二十里，南北可七八里”的“清陂塘”，“军民矛盾，而塘日湮为田”。说明这里也曾驻扎有军屯官兵。
民国十四年《太和县志》（卷四·食货志）记载：嘉靖年间编审军册显示，颍州卫在太和县的屯兵“军户：三百二十五；口：一万六百七十二。”明万历年间编审军册显示，“军户：四百七；口：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二”。
颍上驻有独立于颍州卫的守御千户所戍卫屯田，所屯田地域等记载十分明确，广达43处。亳州（县）在洪武六年（1373年）降亳州为亳县，至二十二年（1389年）隶凤阳府颍州管辖，应有颍州卫屯军驻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原河南熊韬卫调亳县，驻扎东街之北，守御指挥同知方海创建，改武平卫。（明成化《中都志》三卷·城郭·军卫）此时，亳州始设武平卫，而颍州卫在亳州的屯军作出怎样的相应调整，未见记载。
明代的卫所驻军兵制，吸取我国历史上的屯田经验，寓兵于农，守屯结合，这是明代建军制度的一个特色。从理论上讲，使整个军队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减轻了地方负担，在实践上也是有成效的。因此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
耕牛，是屯田劳动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颍州卫在军屯中，使用成千上万头黄牛耕田，如同一辆辆“土拖拉机”，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耕牛有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踏实肯干、不遗余力的品格，在屯田效率的提高和粮食产量的丰收中，应有它们的特殊奉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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