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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萧红临终前发出的悲叹，读来令人肝肠寸断。 萧红，鲁迅说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还是和张爱玲齐名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在短短7年的创作生命里，就能获得如此高的殊荣与赞誉，可见这个女子有着怎样的才华。 只是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萧红的才华，却津津乐道于她那几段糟糕的感情。 在萧红身上，矛盾性是她最大的特点。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她可以离家出走；在学校里，她参加各种先锋运动；需要安全感的她，却四处流浪漂泊；她两次怀着前任的孩子与现任在一起…… 在去世前，萧红总结自己的痛苦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确如萧红所说，就是因为一个女人才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吗？ 其实不然，分析她的经历，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她的性格造成的，而性格又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情感的匮乏是她追求自由的根源  萧红的出生，并不差。她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一个地主家庭，后来父亲还做了当地的教育官员。 可惜的是，就因为是个女孩，萧红并不受家人的喜爱。因为她生在端午节那天，奶奶便认为她会克父母，一直带着这种成见，对她很冷淡。母亲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对萧红非常冷漠。即便这种冷漠也只维持了8年，母亲便去世了。父亲霸道自私，专制主义思想严重，动辄就会打骂。母亲刚刚去世，父亲便给她找了继母。 本来就不受待见的萧红，遇见继母，对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萧红曾说：“这个母亲对我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而父亲脾气暴戾，“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 生活在小康家庭，无衣食之忧，这是萧红的幸运。然而，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暖与爱，只有压制与冷漠的家庭里，这又成了萧红的不幸。 在《原生家庭生存指南》这本书中，奥利弗·詹姆斯指出，3－6岁是我们是非观形成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如果父母忽视了孩子的需求，就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对父母的不认同。 奥利弗把它称为良心，如果父母一味地忽视孩子的需求，惩罚孩子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标准，而是随着心情来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就会形成脆弱的良心。 很明显，在家庭里得不到重视与爱的萧红，长大后就形成了脆弱的良心。拥有脆弱的良心的人不受约束，容易冲动，一生都在与权威进行着对抗，在恋爱中，他们容易建立不稳定的关系。这个特点在萧红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她只是打碎一个杯子，父亲都会骂到她身体发抖。继母每天又指桑骂槐。可想而知，萧红生活在怎样一个受压迫的家庭里。 这就导致萧红难以认同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更不认同父母的办事方法。只是父亲的压制并没有将萧红培养成唯唯诺诺的大家闺秀，相反激发出了她内在的叛逆——追寻自由。 这一点，萧红在家里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只好将学校当成自己的实验场。在学校里，萧红可谓是个先锋。受到五卅运动的影响，萧红剪辫子、演话剧、上街游行、做募捐，她还加入了呼兰河学生联合会。她的这些行为，在保守的父亲眼中是激进的、危险的，并不支持她。 当她提出要去哈尔滨读中学时，父亲一口就拒绝了。对于萧红来说，人生中最大的权威就是父亲，她一生都活在对抗权威的路上，所以她怎么能善罢甘休乖乖地听父亲的话呢？为了去读书，她绝食，扬言自己要去修道院当修女。看到了她的决绝，父亲才妥协。 在知道家里给她订了一门亲事后，萧红又开始了反抗之路。她提出要退婚，家里人自然不同意。为了给自己寻找新出路，她觉得只有离家出走，可是没有伴她是不敢的，随便抓了个表哥就上路了。萧红和这位叫陆哲舜的表哥到了北平，刚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书，就被家里断了经济来源。这个表哥也灰溜溜地跑回了家。 未婚夫汪恩甲听说了萧红之事后，便追到了北平。困顿之下的萧红，和汪恩甲在一起了。汪家人觉得萧红名声不好，就替汪恩甲退了婚。这让萧红非常不爽。她身上的矛盾性又出现了，她退婚可以，别人退婚却不行。她执意要打官司，最终却输得很惨，官司以萧红不守妇道，汪恩甲退婚为结。 没了经济来源与依靠，萧红只好妥协，回到了家里。可是，一回到家里，她就被父亲软禁了。一生爱自由的萧红如何能够心甘情愿地做家里的棋子呢？ 萧红再次出逃，只是她从不做周密的计划，也不为未来考虑，冲动总是在她的生命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再次找了汪恩甲，与他生活在一起。 在这两段感情里，萧红没有爱，只有“救命稻草”，这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让她逃避当前的现实就好。萧红一生都在冲动行事，她没有周密地考虑过未来，也没有想过如何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而是随便抓住一根稻草就觉得它能带自己逃离困境，走上光明之路。 她将父亲视为洪水猛兽，一生都与之对抗。为了获取自由，她是不惜代价的。只是她从没有认真想过，以柔克刚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倔强的她只会用硬碰硬的方法，让自己头破血流。她也未曾想过这样的自由究竟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不得不说萧红的冲动，是她一生悲剧的起因，而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原生家庭对她的忽视，从没有给过她真正的情感需求。 没有安全感，让她陷入情感依赖的陷阱 众所周知，萧红的情感依赖是非常强的，她与汪恩甲的关系破灭之后，挺着大肚子又与萧军生活在一起。萧军离开后，她又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了婚。端木离开后，她又找到了骆宾基。 如果说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是环境所迫，当时萧红既有孕在身，又无钱付旅馆的旅费，旅馆老板还威胁要把她卖到妓院去。那么当她凭借《生死场》在文坛一举成名之后，经济条件已有所改善，为何依旧没能摆脱情感上的强度依赖呢？ 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依恋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我们的交友与恋爱观是如何形成的。 在依恋理论中，有一种模式叫缠人型依恋。缠人型依恋的特点是，总想和别人在情感上亲密无间。一旦缺乏亲密的情感关系时，就会感到不自在和孤独。他们很容易坠入爱河，把伴侣理想化，想要绝对的亲密关系。对待伴侣，他们会像母亲一样溺爱、照顾、保护他们。 对于伴侣来说，这种无微不至的爱，会让他们感到窒息，更容易促使伴侣离开。 萧红的恋爱观就是缠人型依恋。她没有安全感，却把安全感寄托在别人身上。所以，她一次次地投入到感情中，却一次次受到伤害。
她对爱人的照顾无微不至，萧军曾回忆说：“她自己已经如此，却还总要'干涉’我的生活上一些琐事，什么枕头硬啦，被子薄啦，吃东西多啦，多吃水果啦……” 即使远在日本，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依旧会关照萧军的生活。只是萧红的这种爱让萧军难以忍受，对萧红来说这是爱，对萧军来说这却是桎梏。 萧红在与端木蕻良结婚时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看似萧红想过平凡人的生活，只是萧红始终都搞不懂婚姻的意义，同时她又开始完美这段婚姻，希望没有争吵、打闹、不忠、讥笑，只有谅解、爱护和体贴。这在婚姻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正如斯莱特所说：“人们要求婚姻成为个体生命中最亲密、最深厚、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关系，自然就要求夫妻之间做情人、朋友、甚至是相互之间的心理治疗师。” 显然这是理想化的状态，而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时就抱持着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萧红会形成这种依恋模式呢？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说，0.5－3岁是一个人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敏感期。在这个时期，如果照顾者经常离开，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没有反应，就会引起孩子的恐惧和焦虑。从小没有建立起来的安全感，等到成人后，在亲密关系中，他们就害怕被抛弃或拒绝。 研究显示，由不敏感母亲抚育的婴幼儿中有62%长大以后会缺乏安全感。同时，早期不良抚育对孩子安全感的影响会持续几十年。 从小，萧红就不受家人的待见，重男轻女的母亲对她无比冷漠。自然，对萧红的情感需求根本不会满足。这就让萧红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里。成年后，萧红急于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她不懂如何爱自己，也不懂如何爱别人，只希望别人能够给她安全感。越缺爱的孩子，成年后对爱的渴望就越虚幻。这种期望带有盲目性，也带有完美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萧红能够先后两次怀着前任的孩子与现任生活在一起了。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萨提亚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在短短31年的生命里，萧红一直没能走出童年的世界，她希望有人可以依赖，希望有人给足自己需要的安全感，可是她从来不知道安全感只有自己给的才最可靠。 萧红的悲剧有时代因素，更多的是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她以为对抗原生家庭就是最好的救赎，却不知道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治愈。 这一点，同时代的女作家丁玲就看得十分清楚，她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写道：“人的伟大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而萧红只能无限悲伤地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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