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抑郁症？不就是心情不好、玻璃心嘛，你出去走走，想开点就好啦。” “想开点就好啦”这句话常常被一些人用来“安慰”那些饱受抑郁症困扰的人们，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句话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其实是最没用的。 生活中因为抑郁症而凋零了鲜活生命的例子并不少见。 可是ADHD宝子们知道吗？多动症ADHD是抑郁症的风险人群。 有研究发现：
这篇文章，我们重点从科学角度系统了解一下抑郁症群体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希望ADHD宝子们一定要重视情绪健康，也希望大众对抑郁症以及多动症群体多一份理解和支持。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抑郁症群体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研究。 脑结构一般指大脑的灰质、白质以及脑脊液等等，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在大脑灰质和白质。 1.海马体 海马体是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记忆和认知功能最核心的区域，也涉及到一些情绪功能。很多神经科学家认为，海马体和周边的脑区是人类大脑在成年之后唯一还有神经再生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萎缩通常对应着记忆力衰退、认知能力的下降和抑郁的情绪状态。 抑郁症病人大脑的海马体体积比没有抑郁症的人明显更小。 2.白质纤维束连接 白质是神经元轴突组成的纤维束，通过传递动作电位实现脑区间的信息传递，白质结构的完整性与我们日常信息处理，功能执行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大脑白质的整合性低于一般人，这意味着不同脑区之间的连接性或协调性较差。 这种整合性降低可能与抑郁症人群情绪调节、奖赏反应和执行控制的认知能力损害有关。 抑郁症患者大脑白质的整合性低于一般人。
（文献四：抑郁症患者大脑白质纤维束结构） 脑功能指的是大脑结构对应的功能，例如：大脑前额叶主要负责自控力、决策、问题解决等功能。 研究发现，多动症与负面自我认知以及奖赏加工异常有关。 1.负面自我加工，即持续存在的消极自我信念是抑郁症发病的一个原因，内在机制是皮质中线结构CMS活动的异常 有人认为，当个体被要求反思心理自我的各个方面(如个性特征、自传体记忆和自我认识)时，CMS更容易被激活，而社会认知区域的激活可能更多地与自我的物理方面的加工有关(如一个人自己的面孔、代理和视角)。 证据表明在自我参照加工任务中改变的神经皮质中线结构(CMS)活动与抑郁成年人自我关注和反刍的增加之间存在关联。 2.异常的奖赏加工也是抑郁症发病的重要机制，相关大脑区域在处理奖赏刺激时的异常活动是其潜在神经基础。 抑郁症患者在奖赏处理过程中出现了一致的神经异常，即反馈过程中纹状体信号减少，可能是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基础，。
（文献五：抑郁症患者在处理奖赏刺激时纹状体激活显著减少） 目前大多数抗抑郁药的目标是单胺类神经递质功能。 然而，由于大多数药物的临床发作延迟，以及需要解释神经化学变化如何逆转抑郁症的许多不同症状，单纯以神经递质为基础的抗抑郁药物作用解释受到挑战。理解抗抑郁药物作用的新方法包括关注情绪和社会处理的早期变化以及神经可塑性的作用。 接下来看看哪些神经递质与抑郁症有关。 A型单胺氧化酶 A型单胺氧化酶( type A monoamine oxidase, MAOA) 表达的增加以及脑内血清素 (5-hydroxytryptarnine, 5-HT)和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水平的降低被认为是抑郁症的主要致病因素。 血清素5-HT 血清素，或5-HT,是一种单胶类神经递质，它通过5-羟色胺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 SERT) 在神经末梢内累积，SERT能将5-HT转运到细胞质中重新填充突触小泡，并终止其在细胞外的作用。 5-HT调节人体的行为、情绪和记忆等活动，还参与到许多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在抑郁症的发病和治疗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研究表明，5-HT和其他大脑化学物质或神经递质在维持大脑内化学平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这些物质含量失衡，即神经递质过量或缺乏，脑内信号转导系统则会发生异常，进而诱导抑郁症的发生与发展。 去甲肾上腺素NE NE是肾上腺素脱掉N-甲基后得到的物质，它能调节大多数内脏器官、腺体和免疫系统的功能，还调节着皮质和海马神经元回路。 NE也是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的关键神经递质，大脑NE神经元主要起源于蓝斑（locus coeruleus, LC)，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皮层、海马、下丘脑、杏仁核、小脑和脊髓等组织轴突投射到初级神经中枢或其他神经元。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 (serotonin and noradrenaline reuptake inhibitor,
SNRI) 是一种NE神经传递调节剂，它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一线药物，其抗抑郁作用与调节体内NE 水平有关。 多巴胺DA DA是大脑中含量最丰富的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和人的情欲、感觉有关，它能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并参与到学习、运动和奖赏活动中。DA能的活动受到海马腹侧下丘和杏仁核基底外侧的调节，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DA能系统存在缺陷，且这些缺陷的根源可能在于其传入回路的失调。 在抑郁症中,快感缺失是它两种标志性症状中的一种，并且有研究认为快感缺失是抑郁症治疗中耐药性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快感缺失与奖赏系统的功能障碍有关，奖赏系统的下调会减弱与动机和目标相关的认知，增强悲伤或快感缺失等情绪，而DA系统在奖赏预测、动机激发和对条件刺激的反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谷氨酸(glutamate, Glu) Glu是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神经递质，是一种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它可以与离子和代谢型受体相互作用，Glu对突触后兴奋性产生短期影响，对突触强度和神经可塑性产生长期影响。 兴奋性或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传递和神经元可塑性的异常可能导致大脑功能异常，而神经网络功能障碍与大脑中Glu和氨基丁酸(y-aminobutyric acid, GABA)水平的改变有关，对抑郁症进行的临床研究也已经确定了Glu 和 GABA 浓度和活性的变化，这说明兴奋性和抑制性神经递质信号传导机制的功能障碍可能在抑郁症中发挥重要作用。Glu神经递质能够减轻抑郁症状，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和治疗反应中有着关键作用。 GABA GABA是存在于人体神经系统中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氨基酸，负责兴奋性传递的整体控制和精细调节。 GABA 还是5-HT 传入纤维的主要靶点，其生理作用包括调节突触传递、促进神经元发育以及预防失眠和抑郁等。 神经递质相互作用与抑郁症 在抑郁症中，神经递质 Glu、NE、组胺 (histamine)和 5-HT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激活可能是抑郁症相关应激反应的一部分,并且发生这种反应的同时可能会导致5-HT 的減少，而5-HT的减少叉可以通过对多种神经递质的多模式治疗中逆转。 在抗抑郁治疗时还会发现神经递质代谢物的增加，如NE的代谢物 MHPG 以及DA的代谢物HIVA。 神经递质 NE 可能与精力、焦虑、注意力和生活兴趣有关;5-1T则与焦虑和强迫症相关;而DA与注意力、动机和快感有关。 增加这3种神经递质中的任何一种都会提升情绪，因此可以使用具有NE 或5-HT作用的药物来缓解或消除焦虑、恐惧、内疚等症状,而出现积极情绪丧失症状的患者则可以使用含有多巴胺能或去甲肾上腺素能成分的药物恢复正常，以治疗患者动机、兴趣和快感的丧失。
（图六::抗抑郁药物作用的神经营养理论：抗抑郁药物是如何通过神经递质系统发挥作用的 NMDA=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GABAA=γ-氨基丁酸受体。；Ach-M=乙酰胆碱毒蕈碱受体；AMPA=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烯丙酸受体；VDCC=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SSRI=选择性5 -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NRI=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ERT=血清素转运体；NET=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HPA=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因此，抑郁症的发生或许不是由于单个神经递质水平的改变，而更多的可能是多种神经递质水平的多级改变所引起的综合征，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综合疾病。 以上就是我们总结的关于抑郁症群体大脑的相关研究，希望大家明白，其实抑郁症并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底层生理也发生了改变。 抑郁症和ADHD存在不同程度的基因重叠。 不止是抑郁症群体，很多的多动症群体（当然，很多ADHD本身也患有抑郁）其实也经常会听到“想开点就好”、“靠意志力集中注意力就好”类似的话。 在他们眼里好像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顺都不值一提，只要轻飘飘的一句话便能给给解决了。 但他们不了解，无论是抑郁症还是多动症ADHD，都是一种生理病变。需要科学，系统的治疗才能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且治疗的过程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对于ADHD的态度一直是：“先了解ADHD，再治疗ADHD”。了解是治疗的前提，只有了解了ADHD的本质，我们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否则所有的努力只是南辕北辙。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抑郁症，焦虑症，阿斯伯格(ASD)等疾病。 最后，对于那些叫我们”想开点就好“的人我想说：“如果你们真的在乎我们，就请放下你们的傲慢，先科学地了解这个病再来对我们进行指教吧！” 1.姚娇,杨岩涛,艾启迪等.神经递质功能与抑郁症发病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理学通报,2023,39(07):1217-1221. 3.Butterfield, R. D., & Silk, J. S. (2023). The Role of Neural Self-Referential Processes Underlying Self-Concept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Proposed Neurobehavioral Model.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105183. 7.Schmaal, L., Veltman, D. J., van Erp, T. G., Sämann, P. G., Frodl, T., Jahanshad, N., ... & Hibar, D. P. (2016). Subcortical brain alteration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findings from the ENIGMA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orking group. Molecular psychiatry, 21(6), 806-81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