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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2日，粟裕很窝火。 连续策划了两场好仗，都莫名其妙地半途而废了。而且，华中野战军部队屡屡被抽调走，参与一些预料之外的战斗。 计划中止，兵力削弱，一代战神罕见地生了气，于是联名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曾山向中央并新四军军部致电反映情况。 上述几位联名者都是时任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领导人，张鼎丞时任华中军区司令，谭震林任华中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华中野战军政委（谭老板历来号称兼职大王，开国后一度是大将的有力竞争者，此时之职务亦可见一斑），邓子恢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曾山时任华中局委员兼财委主任。 从这几位的职务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华中党、政、军、财几位一把手都联名了，份量相当重。 说得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吐槽兼要权。 一、粟裕对什么不满意？ 我们在以往的文章中多次说过，粟裕大将是谦逊纯朴、至善至淳之人，从不会因为俗名俗利动怒，近代以来少有的性格几乎完美的君子，是什么事把他逼得如此大动肝火呢？ 这件事历来不见于各类通史和人物传记，笔者在《粟裕年谱》和《粟裕军事文选》中互相对比，发现了这件事的有趣之处。  粟裕在这封文电中，集中吐槽了三件事： 1.山东方面屡屡抽调华中部队，导致华中野战军兵力不足，无法打大仗。 2.中央和新四军以及华中军区多头指挥，粟裕的作战计划屡屡被破坏，无所适从。 3.没有战场机动处置权，事事须请示。 全文比较长，就不再摘转了，有兴趣的可去翻阅《粟裕军事文选》第二卷第13-14页，全文记录了粟裕向中央和军部吐槽的事情。 我们今天拆解分析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状。历来官方史书中不会过多描写这种细节，但最有意思最值得分析的往往是这些幕后的故事。倒不是去揭示什么黑幕，此事本没有什么黑幕，而是解放战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强如伟人，也有一个探索适应的过程，而非与生俱来地掌握着制胜密码。 这件事的源头，要说到1945年底的新四军整编及北移。罗荣桓奉中央之令挺进东北，将山东大部主力带走，泛海北渡，到东北开辟新世界去了。留下的部队不是很多，只剩鲁中、滨海、胶东等几个军区部队，还有两个多主力师。 国民党军趁机大举进入山东，山东人王耀武坐镇济南，和青岛国军东西呼应，企图拿下整个山东。与此同时，薛岳还率主力在鲁南苏北活动，企图切断山东和华中的联系。 新四军北移后，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津浦路前线野战军（后改称山东野战军）陈毅，为保证击退国军进犯，不断抽调华中部队北移。 其中华中部队两部主力，叶飞一纵和韦国清二纵都相继入鲁。 接着又把新四军七师调入山东。 粟裕在1945年10月部队北调之初，就开始不满。 起初不满的并不是抽走部队，而是打乱原有建制。 原来北调之时，除了黄克诚三师保持原有建制到东北，其他到山东的部队，都不是按师来的。 像叶飞一纵的3个旅，分别来自苏浙军区和苏中军区。 韦国清二纵，则分别来自新四军二师和四师。 新四军七师北调部队也打乱了原有建制，老七师只留了一个旅，另把两路地方部队新编为两个旅，凑出来一个师北移。 粟裕很不理解这种做法，七拼八凑式的部队，平时在老苏中根据地活动没问题，现在开到山东准备打大仗，这种临时凑的班子、部队很不好协调。 粟裕的军事嗅觉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无人与粟裕在思想上等量齐观，并不理会粟裕的意见。 粟裕以个人名义直接向中央发电，要求不要过分打乱建制，并称，我这是冒了本位宗派主义的嫌疑，请中央一定要体谅。 毛主席体察到了粟裕的苦心，回电颇有艺术，一是尽量不再分割原有建制，二是王必成的二旅暂不北调。 第一点是公开回应，第二点其实是照顾粟裕的情绪，把本来想调到山东的王必成旅留下了，王必成何许人也？粟裕一师三个旅长，叶飞、王必成、陶勇，调走了叶飞，就不能再抽粟裕的老本儿了。人家练出来的精兵，练好一旅抽走一旅，这放谁身上气也不顺。还得是毛主席，真正能体会到粟裕的难处。 中央这么照顾，粟裕还有什么不满呢？ 二、两仗都泡了汤 保持建制，兵力合理分配，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打胜仗。 当时中央在华东部署了两大重点任务，一是保住苏南江北，二是控制津浦路。 哪个更重要呢？都重要，保住苏南江北，意义在于把国民党军压制在江南，使其无法破开华中我军根据地的大门。控制津浦路，则是阻止江南国军北上争夺山东。 在都重要的情况下，难道就没有主次、先后之分吗？ 粟裕身处苏中，对苏中的危机感受的更直接，他历来是主张先拿下苏中，对津浦路战役则始终不怎么感冒。  为什么呢？ 津浦路太长了，国军控制了徐州、蚌埠、南京几大要点，运兵太方便了，而且陇海路上又有郑州这个强大的行营，可以随时支持津浦沿线。 粟裕认为应该先控制陇海路东段，也就是徐州以东的铁路线，这条线南北两面都有我军的强大力量，而且距离相对较短，好下手，好控制，不像漫长的津浦线那样处处漏风。 不过粟裕当时远在苏中，对陇海线东段的情况知之不多，没有向新四军军部和华东局提什么意见，只以手中掌握的部队试探性地去打陇海东段。 结果就出问题了。 新四军军部和华东局认知不一样。 简单地说，就是以陈毅为主导的津浦路野战军，和以饶同学、张云逸为主导的华东局、山东军区（后为华东军区）意见不一。 陈毅始终把重心放在津浦路作战上，饶张则希望尽快解决苏北鲁南薛岳所部的威胁，因为当时华东局驻地在临沂，他们对那里的情况感受更直观。 他们意见的不一致，直接干扰了粟裕的作战计划。 先是饶张叫停了粟裕一次作战行动。 1945年10月粟裕正准备打高邮，卡扬州。饶张突然命令华中野战军抽出两个旅的主力到盐城参战。粟本来有可能提前得手，拿下高邮，结果因为这次行动而泡汤。 1945年11月，粟裕打下高邮几个据点后，准备趁机打泰州，将苏中南面门户彻底掌握在己。陈毅突然来电，调走一个纵队到淮北去加参加津浦路作战行动。粟裕被迫再次中止。一个月后虽然拿下高邮，但全取江北几大要点的战役企图化为泡影。 后来李默庵之所以能大摇大摆从江南调兵过江，与此不无关系。 短短两个月之内，粟裕先后接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和陈毅三个方面的命令，三个命令互不统一，粟裕能不烦恼生气嘛！ 而且陈毅还一再向华中要兵，再要调一个主力旅到山东作战。粟裕实在受不了，就向中央发了那封吐槽电。 粟裕的核心要求，其实是要中央给自己留点权力，至少在前线应当有一定的临机处置权。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认知分歧呢？ 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没有统一事权。 当时华东方向事实上有三个权力中心。 一是饶张主导的新四军军部、华东局、山东军区（后改为华东军区），这是华东的最高权力机关。 二是陈毅领衔的山东野战军，担当了山东作战的绝对主力，话语权非常高，而且陈毅职任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兼山东野战军司令。 三是张鼎丞、粟裕、谭震林、邓子恢等主导的华中局、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实际灵魂人物是粟裕，担当了苏中、苏北的全部作战任务。 各方都有自己的战略任务，都有一定话语权。而且指挥关系比较乱，出现混乱太正常了。这是从抗日到解放战争过渡的正常现象，不用阴谋论。 正是粟裕的这次斗胆直陈，使中央意识到了问题，作出了调整。 毛主席明确了指挥关系，1月4日回电称，此后华中部队军事上只受陈毅指挥，军委的命令也是通过陈毅下达。 这才暂时克服了指挥混乱、事权不一的问题。 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对战争走向的认知转变问题。 三、粟裕的转变有多快？ 相信对新四军有所了解的朋友，都有一个感觉：新四军编制太杂太乱了。 除了七个主力师之外，各军区部队，独立旅，各种支队，太多太杂，不经过专门的梳理根本搞不清楚。 不是新四军没有统一组织的能力，而是华中抗日局面，导致新四军必须这么搞。因为日伪军力量太强大，江苏一省又是千里大平原，无险可守，新四军不敢集中大规模力量，以免被日军集中歼灭。 所以东一块西一块，南一块北一块，要多零碎有多零碎。尤其与八路军一对比，就显得更零碎。 这没有错，是时代的产物。 陈毅、粟裕、小饶同学、张云逸等人，都适应了这种形势。 然而抗战胜利后，形势马上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军不断派主力向江苏安徽山东挺进，规模化作战的时代来临了。我军还能照以往的模式来打吗？我们是后见者，当然知道这不行，需要转变，需要尽可能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新四军中只有极少数人从全军大动向中约略地感知到形势在变化。黄克诚、粟裕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黄克诚的意识比粟裕都超前。 黄老著名的抢占东北电报，从全国大局的角度出发，提出要调集更多兵力到东北，将黄老的大局观展现的淋漓尽致。粟裕没有做这方面的建议。 当然，黄老的建议只是战略层面，在战役层面还没有提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意识， 这是他不如粟大将的地方。 粟裕从中央的兵力调动方向上，明确感知到战争形势在变化，不止一次提出华中野战军要集中主力集中主力集中主力，极力扼住国民党军向江苏北部进犯的趋势。 如果粟裕当时就是华东全局的军事负责人，可以肯定地说，保苏中、破津浦路、打通苏北鲁南这三个任务，他必然会舍其二，留其一，集中山东八路军剩余部队和华中新四军，致其力于一域。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粟裕地位比较低，连华中军区司令员都不肯当，非要上书中央力辞司令，推荐张鼎丞当一号首长，自己当军区副司令兼野战军司令。 客观地说，粟裕让出去的不止是职务和地位，而是对华东战局的影响力。 有些时候，谦虚真不一定是好事，特定局面下，当仁不让才是对的。  明确了指挥关系之后，饶张主导的党政和军区系统退出军事指挥，专心经营党政和后勤补给及军区建设等工作，华东实际上形成山东、华中两大股主力独立作战的局面。 粟裕摆脱了指挥上的混乱和制约，很快以有限兵力在苏中打出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 再往后，经过一年的阵痛和调整，华东各部终于在主客观形势综合作用下融为一体，从此进入华东野战军时代，粟裕的军事天才终于不受制约地绽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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