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教学，身临其境，展现精品课堂。 答疑解惑，融会贯通，提升综合实力。 欢迎关注中医畅谈微信公众号为蒙冤千年的王叔和昭雪 编辑整理 解英 凡学中医的人，无不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这两部中医经典著作。它是由汉朝末期，张仲景著作完成；到西晋时，太医令王叔和从残简废牍中拣来，整理编排而成。没有王叔和，就不会有今天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这是对的。可由于王叔和的整理撰次，书里面的内容必然掺杂了王叔和的私货，这就是天大的冤枉了。 一、《汤液经》的传承人代表——伊尹早在两千年的汉朝之前，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滋养子孙后代的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人类生命适应自然环境的历史过程中、在生老病死的生命代谢过程中、在与疾病斗争的复杂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历代祖先们，发明了砭石、祝由、巫师、中医中药等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治疗手段。 在生老病死的生命代谢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生都要经历生、壮、老、死，都要面对死亡，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什么人也逃脱不过，同时，阎王殿里无老少。 这里，我们单说中医中药某个门派的事情。有些轻微疾病，不经任何治疗手段，甚至也不经休息，常常也能自愈；有些重大疾病，虽未经祝由、巫师、中医中药的治疗，也能奇迹般地复活，只是身体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有的甚至没有丝毫后遗症；有些小病，虽经过一系列手段的治疗，小病还是逐渐变重，终也难逃一死。有喜好中医之人加以留心，由一些有识之文人加以总结，最后利用上层建筑有身份之人，加以润色整理修改，最终公示出版，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商代的伊尹，这部书就是现已失传的《汤液经》。 创造历史文化的劳动人民群众，是没有话语权的，上层代表人物虽没有实践，或实践甚少，他们却有发言权。若没有上层代表人物，劳动人民的实践结晶成果，也只能淹没在历史长河当中。两者缺一不可。 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人推动了历史。这虽出自我口，确是至理之言。我们中医的发展历程，也终难逃脱于这句话之外。 二、《汤液经》的践习者代表——张伯祖伊尹之后，一批批热爱中医中药的民间老百姓，他们为了生活，为了全家人的裹腹温饱，农闲时，单靠掌握的一点中医中药技术，十分艰难地奔走于村村户户为人治病，为民排忧，践习着伊尹《汤液经》。 他们是民间十分贫穷的群体，仅仅掌握了一点医技，他们既无象样的专业课本，又无系统的理论知识，也很难被外界虚幻理论所憾动。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没有什么抱负，也没有什么文化，有的甚至大字不识几个，闲暇之余，他们靠师徒口口相授，偶尔也会横向交流，所得心得体会，靠粗笨的一支支竹简记录下来，以温习功课，并传艺于后代。这些记录下来的竹简文字，传承着祖辈留下的重要经验，奠定了“六经理论”的雏形。 几百年如弹指嘻笑间，时间到了东汉末年，朴素的“六经理论”日趋完善。《汤液经》的践习者代表——张伯祖，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为能出入豪门，攀慕荣华富贵，吸收了当时上层社会主流的医学派别《黄帝内经》的部分内容，偏离《汤液经》独重实践的客观论，开始侧重于医理解释的主观论。“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这种阴阳五行、象数理论的思维模式，似乎可以解释客观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容易理解，极具迷惑性。 三、张仲景首创《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一个宗族大家庭，其父是朝廷官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除尚书，孔孟之道外，更积极接受了《黄帝内经》等这当时代表上层建筑的主流思想，注重修身养性，以增强自己的论理思辨能力。 恰逢此时同族张伯祖出现在张仲景官府，他熟悉《黄帝内经》理论，口若悬河，谈吐不凡，特别是掌握着当时的民间医技，游走于大街小巷，更了解民间老百姓的疾苦，给张仲景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张伯祖的胸怀与思辨能力，还达不到张仲景要求的境界，但更具务实亲民性。终于有一天，这位亲民官宦下拜伯祖为师，令这位民医受宠若惊，欣然接受。于是张伯祖出入大户豪门，以张仲景师傅自居，身价似也长了不少。要知道汉朝末期的行医与民间的杂耍地位是不相上下的，远没有祝由、巫师被人瞧得起。 更为可喜的是，张伯祖率众徒弟子，为张仲景献上了他们平时赖以生存的《汤液经》践习书——《六经概论》。此时正是战乱，民不聊生时期，张仲景及其门徒，进一步润色加工《六经概论》，以更适应当前时代特点，最后撰次成书出版。这就是人民没有言书权，而上层建筑代表人物掌握发言权，但他们缺乏实际经验，也只能空口楼阁，大谈理论。 就这样，代表上层建筑的《黄帝内经》理论与独重实践的《汤液经》理法方药，首度相互交融，碰撞出了火花，留下《伤寒杂病论》（包含《金匮要略》的内容）这部经典的千古之作。 《伤寒杂病论》首篇的辨脉法，伤寒例，某时愈等医理解释的内容，尤其是张仲景自序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撰成《伤寒杂病论》，这正是出自于张仲景之手，由其门徒整理而成。而其书名的来历，恰出自当时最为上层社会推崇的《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种，即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这五种统称伤寒，来概括《汤液经》的再续——“六经理论”。这在当时最为合适不过。 四、王叔和节录仲景遗论晋代太医令王叔和距离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时代未远，甚至两人就曾谋过面。后世说，是王叔和从残卷废牍中收集整理编次，挽救了张仲景遗论——《伤寒杂病论》。那只不过是为王叔和整理残卷，加入了《黄帝内经》理论，寻找的特别借口罢了，这分明是杜撰出来的。这也是为医圣张仲景留下更美好的声誉，更为自己的心情舒服些而开脱吧。 也就说，晋代太医令王叔和，当时看到的张仲景遗论——《伤寒杂病论》，是完整的，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经过了饥饿贫困，也不是残卷废牍。张仲景出于望族，以贵族的身份，更何况还有门徒，既然传书、出版，当时的简牍，应不只一部，应是多部。 作为晋代太医令，王叔和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他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窃取仲景遗论，也没必要私自篡改遗论，更不可能擅自添加仲景自序，因这时去仲景未远，还尚有人熟知仲景，更有甚者还保留着仲景遗著，一旦被揭穿，徒遭人耻笑，自是得不偿失。 最后也只有一种可能，王叔和作为当时西晋最高长官太医令，仰慕仲景的《黄帝内经》五行生克象数推导理论与辨脉诊病审势实践的有机结合，又是当时最先进的上层建筑思想，最具活例性，这与叔和的高层思想不谋而合，最具推荐性，最具身份的光灿性。 王叔和有针对性地节录了仲景遗论——《伤寒杂病论》（不包含《金匮要略》的内容），谁知医界竟然举国哗然，各得所求，各得所需。举国欢腾不外有两个方面，一、仲景遗论中的《汤液经》践习者的“六经理论”，具有铁一般的验证性，疗效极具重复实践性。二、黄帝内经理论与疾病医理解释有机结合，具极强的推导臆说性，极受当时高层人物的赞赏，具备了西晋主流思想的先进性。这就有了“叔和整理仲景遗论甚勤，撰次三遍甚精，皆可实用，用之多验”的说辞。王叔和一石二鸟，可谓名利双收。 直到唐代，孙思邈还在说，江南秘仲景方而不传，可见西晋乃至整个东晋，对于仲景遗论，痴迷疯狂的程度。 五、《汤液经》的科学性《汤液经》践习书——《六经概论》，自古以来，总是小众医学。张仲景创造性地与主流医学——《黄帝内经》结合起来，首度互相交融，才幸免不被坠落，这个扭曲的作品，就这样几经灾难波折，流传下来，至今已流传了近两千年。 没有仲景添加《黄帝内经》理论，《汤液经》这部作品，就不会适应那个朝代的政治形势而流传下来；没有《汤液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法方药，《伤寒杂病论》同样不会流传下来，因为那样就少了验效，中医人绝不会买帐。 正如金庸的武功秘籍一样，表面故意添加了许多高深的哲理，以误导假传人走火入魔；遇有真传人，自然就能揭破表相，破解真正的秘密。 最后要说明的是:以黄帝内经、五行生克、象数推理理论为基础，产生的中医五脏六腑等理论，虽经二千年的延续，已越来越背离了科学，当代中医人为挽回这被动局面，延续中医，也只有打出中医是千年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祖宗所赋与的，有的甚至公然打出了反科学这一旗帜，以使中医得到苟延残喘。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探热针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 这些捍卫中医的人，可能不知道，《汤液经》践习者所总结的“六经理论”，其主要宗旨，与现代科学具有同趋性，更符客观实际。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安医生为捍卫中医，改造中医将中医打造成更符合客观实践中医，与科学同趋之特色中医，将会再次诠释《伤寒杂病论》，还两千年中医经典著作以原始样貌，届时请大家注意收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