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下的中原：宋皇陵被扒开，皇帝头骨做成酒杯，江南财富尽

前言

近期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刷元朝统治，其中不乏为之贴金者。让我第一时间想起，曾经在网上见到的一位中学女生的演讲，题目叫做《假如我活2000岁，我的祖国他是谁？》年轻的作者那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

蒙古铁骑把我汉民践踏为四等公民，它还是我的祖国吗？我应该去爱它吗?

野蛮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大地的征服，是一种野蛮对文明，落后的先进的逆向征服，是历史特定时期劣币驱逐良币的成功，是社会发展的悲剧，更是当时汉民生活的恶梦。

蒙元无道 屠城掘墓人神共愤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蒙古人在中原大地建立起一个大元帝国，应该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意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个看似非常公平合理，也是人之常情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一旦失去契约的保证，往往就被扭曲成有难可以同当，有福决不与人共享的潜在规则了。

就宋元之争的起始而言，也正是源自于这个潜规则。

早在金朝对大宋的中原沃土野心勃勃，频频欺负大宋的时候，应了中国古语那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预警。

在金朝的北方，早有蒙古人对辽阔大金的土地垂涎欲滴。趁着金朝发动对大宋的战争期间，他们在大金朝的北方频频骚扰且屡屡得手。不过蒙古人并不满足那样一小口一小口对金朝土地的蚕食，索性利用大宋对金朝的仇恨，擅自开拔大军通过大宋的土地、绕过金朝所据“关河天险”，出其不意地从金朝南线发起进攻。

此时的大宋非但没有追究蒙古军队过境自己土地的责任，反而趁机复仇，与蒙军合围大金于蔡州，畅快淋漓地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报仇之后的快意尚未消退，大宋朝廷就不得不眉头紧锁起来。因为蔡州一役，导致大量蒙古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地上；虽然蒙古人也主动撤回了部分军队，但双方都对合围战争所取得的领土虎视眈眈。

对于大宋而言，这一片土地本来就是自己的，现在打败金朝了，理所当然物归原主了，俨然是毋庸置疑的。

可蒙古人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不是我们奋力作战，这片土地上依然还是金朝的天下，你大宋凭什么坐享其成？于是在很大一片土地上的蒙军并未撤离，事实上他们也无意撤离。

大宋呢，也深知请神容易送神难。于是也就毫不客气地于1234年6月发起“收复三京”战役，并很快报捷，收复了汴京、洛阳；因为事发宋朝端平年间，被史学家称为“端平入洛”。

失地是部分收回了，但大宋却捅了个或许不该捅的马蜂窝。一场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由此揭开了序幕，而且最为悲催的是，耗时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最终以宋朝亡国而结束。

虽然，这场战争的初期，野蛮的元朝军队也许念及与宋军合作期间那一点点尚存的友情，在战场上还能够勉强做到不杀，或者少杀平民；但在大宋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进行顽强抵抗时，蒙军则完全丧失了人性，在常州战役中大开杀戒，进行惨无人道的屠城犯罪。

元军采取“杀民煎膏，取油作炮”的非人手段，大肆屠杀无辜平民；据传，到他们攻下常州城后，全城仅有7名藏身桥墩之下的百姓幸免于难。

不单单是常州，元军进入南宋首都临安城的所作所为也野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是的，临安城因为太皇太后谢道清携5岁的皇帝奉玺书向元军投降，进城时没有发射血腥的屠杀；但是他们入城后就表现得非常不人道。

这些野蛮的蒙古人如山中野兽一般对南宋王陵掘墓鞭尸，盗走巨额财富不说，还极其荒诞地把南宋先帝颅骨做出盛酒的碗奉送到大都，把已故皇帝的遗骨与猪骨、牛骨混杂合埋葬，这种无底线地猥亵先灵、摧毁精神的行为已经到了天理难容的境地。

野蛮统治 经济文化皆输前朝

而野蛮的蒙古人在夺得了大宋的天下后，并不思考如何吸取大宋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文化，而是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恢复早在几百年前就被中原文明所摒弃的，落后的奴隶制度，实行丧失人性的暴力统治。

从宏观层面来讲，他们把全社会的阶层重新划分为十个等级，依次是官员、吏（雇员）、僧人、道士、医生、工师、匠人、娼妓、儒士和乞丐等。不仅把儒（知识分子）贬低到连娼妓都不如的第九等，与乞丐相去不远的地位；这也是新中国在那个特殊年代，称呼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历史渊源。

他们还直接终止科举考试，彻底堵死硕学儒士的阶层晋升之路，让整个中华大地斯文扫地，文明不倡。

元朝又从人的出身把他们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金人（昔日金朝土地上的汉民），四等南人（即南宋遗民）。

更加倒行逆施而不可饶恕的是，他们竟然一下子将我们的社会体制倒退上千年，从繁荣的宋朝封建经济一夜之间回到了不堪回首的奴隶制或者半奴隶制。

元朝实行的“赐田制”允许官方随时把成片农田连同它的主人赐给王室某个人或者非王室的功臣，导致大量的肥田沃土瞬间荒废成为蒙古牧场，也大大削弱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奴工制，那时不仅在那些达官贵人家里存在大量的“驱口”（即奴隶）；还存在公开的人市，允许买卖这些驱口；因为元朝有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这也留下元朝作为奴隶社会的铁证。

从国际视野看元朝，自从蒙古人统治整个中国后，由于政治体制的严重倒退，极大地打击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国家力量也日益衰弱。表现在国防方面的对外作战，即使他们自我标榜的蒙古铁骑，竟然对外从来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

先是两次发起对日本的远征，都以惨败而告终，导致一向仰视中国的日本，自此开始了对中国的轻视以至蔑视；并因此招致倭寇犯华的发端，不得不先后四次实施海禁，成为首开华夏民族闭关锁国的先例的朝代。后来先后对越南和爪哇的讨伐中，也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再从微观治理来看，元朝也是十分不得人心的。首先他们在基层治理上，每20户设立一个“甲”，这个甲的甲长只能由蒙古人担任，当然在蒙古人不够时也可选色目人担当，汉人是绝对无法觐觑那个职位的。而这个甲长的权力可大了，他所管辖的20户百姓几乎就是可供他任意驱使的奴隶。

甲长可以对管辖内的人家任意索取，只要他看上的可以随意拿走，包括女人；民间流传的关于蒙古人对汉民新婚女子的初夜权就是其中一例。

他们还禁止人们聚集，以至于不惜关闭与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民间集市，大大窒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也对社会进行条块分割，在县与县、省与省之间的通衢道口设置检查机构，盘查过往行人；人们跨越县境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领取相应证件，否则寸步难行。

元朝时候的老百姓跨区域流动被严格限制，即使在区域范围内，他们也蛮横实施着“宵禁”，限制人们夜行，大大抑制了社会活力。

至于元朝限制百姓人家使用菜刀和点灯照明，也绝不仅仅是传说，让本来是前朝当作笑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的荒唐，在同样笑话般的元朝荒诞地成为了现实。

在社会治理层面，元朝也对妇女权益进行了疯狂的打压。元朝于至大四年颁布了法律规定，“命妇夫死不得改嫁”，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开启潘多拉魔盒的异常恶行，是导致后来几个朝代对妇女压迫日盛的始作俑者。

横征暴敛 水可载舟亦能覆舟

元朝对民间的横征暴敛首先表现在地域歧视上，他们对南宋地区采取的不是建设性经济政策，而是赤裸裸的欺诈和掠夺！

中国的江南一向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地方，随着元朝取代南宋以后，刻意打压江南经济和民生。他们大肆搜刮江南地区财富去建设位于沙漠地带的上都，不惜每年从江南调运50万石米粮，供聚集在漠北漠南地区的蒙古王公贵族们享用。

然而，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劣势，漠北和漠南地区就如糊不上墙的烂泥，耗尽无数江南财富，却始终是无根之木，茂盛不起来，反而成为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每年吞噬着难以计数的江南社会财富，说白了就是民脂民膏。

位于草原上的哈拉和林，也因为官方榨取江南财富的投入，出现了昙花一现式的畸形繁荣；这种极力搜刮江南财富，投向毫无发展前景的北方荒漠的极端不理智行为，引起当时百姓的极端不满，民间盛传的“富夸漠北，贫极江南”的谚语就是这种不满的真写照。

其实，元朝的横征暴敛是普遍性的，只不过对江南百姓的搜刮更狠毒一些。元朝当地人评价当时的税赋制度，留下过这样一句话，“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负担均达到他们建国初期的十倍之多。从著名诗人汪元量留下的“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的诗句里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元朝政权政治上的残酷打压，经济上又横征暴敛，引起底层民众的极端不满，全国各地抗暴斗争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它的鼎盛时期，南方就发生过200多起农民起义；到了中后期，仅仅河北、山东两地又爆发300多起规模大小不一的农民起义。

元朝末年的大范围灾荒，致使黄河中下游赤地千里，收获无几，饿殍横陈，荒凉遍地。而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泛滥以及河道治理工程更让饥民们苦不堪言，了无生计。

于是，在有着十几万民工的黄河治理工地上，由元朝统治者自己造就的火药桶终于被点燃。随着红巾军的揭竿而起，从之者蜂拥，历经12年与元朝的武装斗争，虽然没有直接打垮元蒙政权，却给予这个不得人心的统治政权一个致命的打击，成为压死那些蒙古王公贵族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后来的朱元璋们捡尽了便宜。

结语

随着元朝终结者朱元璋加入到武装起义军，很快就根本性改变了义军与元朝军队对峙的态势；只用了短短14年，就结束了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

当然，朝代是更新了，而推动朝代更新的代价是，不计其数的芸芸众生为此付出他们活蹦乱跳的鲜活生命。不过反观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哪一次改朝换代又不是血流成河呢？

随着人类普遍进入现代化的新时代，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更新方面，依靠的是制度文明而不是暴力。